陈志武:儒家排斥市场吗?——中西金融大分流的历史根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9 次 更新时间:2019-10-16 07:4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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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 (进入专栏)  

   我们的分析发现,孔庙数量越多、家谱数量越多的地区,也就是儒家文化影响强的地区,1927年时的现代银行数量就显著地更少、2010年时的金融交易参与度更低。另外,在考虑其他因素后,孔庙数量多、儒家文化影响强的地区,在2010年时,人均存款和贷款额显著更低,说明这些地方的人利用现代金融的程度会更低。

   金融在中国出现得很早,比如,货币至少可以追溯到商代,纸币出现在宋代,早在《周礼》中就谈到泉府做一些跨期放贷等,这说明中国社会在近三千年前就接触甚至熟悉初级形式的金融。但是,在后来的两千多年里,金融没有太大进步,证券等更先进的金融业态要到19世纪中后期洋务运动时才由西方人带进来。到如今,我们还在摸索大众资本市场的发展路径。

   相比之下,在西方的古罗马,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2世纪,就有了早期版本的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股票交易也有发生。与此相关的是,在公元200年左右,一个叫Ulpian的罗马人就推出了人类寿命预期表,标识出30岁的人大概还能活多少年、31岁的能活多少年,等等。当时推出寿命预期表是为了交易人寿保险等金融产品,是为这些保险产品定价而推出的。这些都说明,西方的金融当时就已经有了相当多的发展。当然,公元5世纪,罗马帝国崩溃,欧洲进入中世纪,金融的发展历程被中断。可是,到了13世纪,在威尼斯、佛罗伦萨等城邦,金融重新复兴,尤其是为了支持城邦政府负债,大众化的公债证券市场被推出来,到文艺复兴时期已经发展出相当规模。再到后来的16世纪,因为海洋贸易等而重启股票市场,至17世纪初,荷兰、英国的大众资本市场具有相当的规模。

   那么,为什么证券等金融在西方很早发展起来,而在中国没有呢?中西金融大分流是如何在近两千年前就发生?一般而言,如果要发展金融市场,至少需要具备三个基础条件:一是要有书写文字和数字体系,以便写下金融合约,给跨期价值交换提供备忘录;其次是金融数学必须足够发达,要不然难以对金融合约做准确定价;三是保证跨期合约或者说跨期承诺能够执行的体制架构,比如正式的法治体系,或者规范个人行为的伦理道德。前两个条件在中国早就满足了。比如,成书于秦汉的《九章算术》中,就有一些很经典的金融定价问题,卷三里的衰分问题:“今有贷人千钱,月息三十。今有贷人七百五十钱,九日归之,问息几何?”卷七中的盈不足问题:“今有人持钱之蜀,贾利十三。初返归一万四千,次返归一万三千,次返归一万二千,次返归一万一千,后返归一万。凡五返归钱,本利俱尽。问本持钱及利各几何?”如果金融交易到秦汉时期还不是那么多、那么普遍,就不太容易提炼并抽象出这样一般性的数学问题。这表明金融数学到秦汉时已经相当发达。这就更带来一些问题,为什么借贷金融没有在秦汉之后推动证券与保险等金融的发展呢?为什么中国没有发展出更广泛、更深的大众金融市场?

   几年前,斯坦福大学的Greif教授和Tabellini教授提出相关的问题,就是:至少在过去一千多年里,中国人主要靠宗族来实现人际跨期合作,而欧洲人则以“法人公司”实现人际跨期合作,包括教会、市政、公司、行会等,这些都是注册的法人,不是血缘宗族组织,但可以促使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们进行跨期合作。那么,为什么在那么早以前中国和西方就出现那么大的差别?他们提出这个问题主要是基于中西方在人际合作上的区别,就是中国人把注意力、把解决风险挑战与资源配置的依赖都集中在靠礼制支持的宗族网络上,把精力都放在强化以血缘为本的伦理道德上,而西方人在血缘体系之外,还有很多其他可供选择的解决人与人之间跨期合作的办法。

  

   四种不同的人际合作模式

  

   为了便于讨论,我们先回答一个问题:自古到今,人类发明了哪些办法去应对风险挑战、进行跨期合作、实现资源配置?不同社会有哪些不同的选择?到目前为止,人类大致上找到了四类解决风险挑战的办法:一种是我们今天很熟悉的、近代发展起来的金融市场,像保险产品、股票债券、银行储蓄、投资基金、养老基金等等,这些是现代人使用的工具,更是西方人熟悉的非人格化手段,但没有哪个古代社会有这么齐全的金融工具。第二种办法是基于血缘网络的保障体系,比如儒家的宗族,这是以人格化方式防范生老病死风险,以达到安身立命,比如“养子防老”就是以子女作为跨期投资、跨期规避风险的具体工具;换言之,子女就是人格化的保险、投资与养老载体,而族人之间的互助与保障是这个体系更为广泛的功用所在。第三大类办法则是基于宗教或者其他共同信仰的互助体系,这个相互保障体系不是基于血缘关系,而是基于共同的信仰来增加教友间的跨期信任,尤其是通过做礼拜、教会聚会聚餐等活动,降低信众间的信息不对称,减少逆向选择问题和“搭便车”道德风险问题,使成员间互保互助。第四大类办法就是现代政府福利,比如福利国家、政府社保,这个体系既不基于血缘,也不基于共同信仰,而是政府通过征税权、行政权,以强制力方式实现社会不同成员间的风险互助。

   这四大类解决风险挑战的不同办法中,每一种都要求相应的社会文化、伦理道德规范和制度的支持。比如,金融市场需要外部非人格化的法律和司法体系的配合,没有法治做支持,就难以发展金融市场;血缘宗族体系则需要一整套从上到下、由里到外的礼制支持,否则,族人间就难以跨期合作、跨期互助,儿女也不一定会孝顺;基于宗教的互助体系便理所当然要求教徒遵循教义和教规,等等。理论上讲,这四大类保障体系并存当然是最理想不过,因为它们可相互补充、各尽其能,令社会中每个人均得到充分保障。但是,在现实中,很多社会早在两千多年前已经在这四类体系中做出了选择并着重发展,排斥其他保障体系。比如,中国在周朝选择了靠血缘宗族实现人际互助、跨期合作,接下来的精力都集中于发展礼制,通过扩充并完善礼制来保证宗族解决风险挑战的效率,同时抑制商业、宗教等。

   另外,从资源配置角度看,各个社会做出的选择也很不一样。这里举一个通俗的例子:一桌子菜在那里,谁可以先吃,谁只能后吃,谁可以多吃,谁必须少吃?这里,桌子上的菜就是需要配置的“资源”。儒家礼制的主张当然是长者先动筷子,晚辈后动筷;男人未动筷子时,女的不得先食。这就是按照名分等级来决定这桌资源的配置顺序、数量。当然,人类社会也可以基于平等的原则同时动筷子,每个人吃一样多,这就是多数宗教主张的资源配置方式。也可以根据谁出的价格最高,这是基于市场交易的资源配置方式。还可以根据时间顺序,谁先到,谁先吃,等等。——由此可知,各社会可以选择不同的跨期合作、跨期互助和资源配置方式,但每种方式需要得到相应的文化体系、伦理道德体系的支持,因为相应的文化和制度为相应人际合作体系与配置方式提供服务及巩固其效率。所以,一旦一个社会做出了选择,接下来就必须发展相配的文化和体制。下面我们来比较中国和西方做出的不同选择。

  

   中国选择宗族,西方选择社会

  

   至少从周公开始,中国就着手建立礼制、选择靠血缘宗族解决人际互助和资源配置问题,后来到孔孟时期,尤其到汉朝等,更是不断巩固礼制,强化家秩序。而在同一时期的西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家却在血缘之外寻找答案,把注意力集中在超越血亲网络的社会治理与政权制衡问题上。

   春秋战国时期,西方跟中国社会的分流还不是很大,差不多还面对同样的挑战。我们可以看看公元前3世纪一位古希腊臣民写给托勒密国王的一封信,他抱怨的问题就是中国人也关注的一个现实问题:不孝的子女。这个臣民写道:“尊敬的托勒密(Ptolemy)国王:先请接受来自科太希科留斯(Ctesicles)的问候!我深受狄奥尼修斯(Dionysius)和我女儿尼克之害!因为虽然我以前呕心沥血把她抚养大,……到如今我已经视力衰退、重病缠身,她却不关照我,不给我基本生存必需。当我在首都亚历山大港告她、希望找回正义时,她却拿来一份国王阁下签署过的书面保证,承诺每月给我20块达克码钱币的生活费。……现在,由于我女儿受那个畜生狄奥尼修斯的坏影响,不顾我年老病重,不再兑现她对我的赡养承诺!”

   这封信告诉我们,至少到公元前3世纪,西方人跟中国人还是差不多,也对子女的孝顺有很高期望。只不过从那以后,中国往礼制和宗族的路上越走越远,而西方往另一条路迈进,在血缘之外的大社会中建立人际合作互助的体系。就在孔孟关注礼制建设的时候,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却专注讨论完全不同的哲学问题。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分别对君主制(Monarchy)、贵族制(Aristocracy)、共和制(Polity)、暴君制(Tyranny)、寡头制(Oligarchy)与民主制(Democracy)的利弊优劣进行分析和对比,关注的是超越血缘的社会治理和权力制衡问题。到公元前3世纪,古罗马成功地建立平民会议和罗马参议院,以民主制衡政府权力。正是有了解决跨血缘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到公元1世纪至2世纪,古罗马的人寿保险、资本市场和其他金融就有了发展所需的制度基础,而这些发生在陌生人之间的非人格化市场交易,又反过来推动合同法则、商业规序等市场制度的发展,促使超越血缘的广义伦理道德和法治制度的演变。特别是在基督教于公元4世纪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后,超越血缘的广义伦理道德得到进一步发展,让西方人的诚信网络不只局限于血亲。于是,西方人之间的跨期互助合作可以走出族亲,依赖法人公司和一般性社团组织。

   相比之下,中国却忙于建立礼制,发展血缘为本的伦理道德,不断巩固家秩序。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学只是百家思想之一,并未成为社会实践。公元前3世纪末,在刘邦推翻秦朝并建立汉帝国后,陆贾给刘邦推荐《诗经》《尚书》等儒家经典,建议其以儒术治理汉帝国;刘邦则质疑道:“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意思是,汉天下是在马背上打下的,难道还需要领会《诗经》《尚书》吗?这有何用?陆贾反问:“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他的意思:武力打下的江山,难道你还要用武力去治吗?秦朝短命的教训还不够吗?陆贾进一步反问道:“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如果秦朝当初遵循儒家仁义,推行道德“礼治”,会有那么糟糕的结局吗?从此,陆贾使儒家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到公元前134年,董仲舒献言汉武帝“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汉武帝接受并下诏“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让儒家礼教成为官方的唯一正统,启动“独尊儒术”的历史。到唐宋明清,礼制不仅持续得到发展,包括修建宗祠、祭祀祖先、推广礼仪、修写族谱的兴起和普及,而且在唐宋推出科举,使平民也有资格通过考试做官之后,平民子弟也受到激励研读儒家经典,于是礼制及其支撑的宗族成为社会基石。

   自从周朝选择基于家秩序组建社会结构之后,礼制与宗族建设占据了过去近三千年中国哲人的大部分精力,让他们无暇他顾,导致中国人几乎无法信任族亲之外的人,连上门女婿都难以接受。中国人跟西方人的这种早期选择差异注定了后来的大分流,包括发展路径的不同,其中一个表现就是姓氏在各社会出现的时间。对于一个重视血亲、需要建立并巩固宗族的社会而言,姓氏是一个关键的血亲标识符号,姓王的跟姓陈的肯定不是血亲,等等。英国人在1066年前没有姓氏,是诺曼底人于1066年入侵英国后才把姓氏带来,先是贵族有姓氏,后来英国国王多次下令,要求每个英国人都有家姓,但并非每个人听从。结果,六百多年后,到18世纪每个英国人才都拥有姓氏。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要么根据自己的职业给自己随便找个姓氏,

比如Smith(铁匠),要么根据地名或者在父亲名后加上“Son”(儿子),比如Peterson就是父亲叫Peter、儿子就叫Peterson,(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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