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 薛翠:萨米尔.阿明、沃勒斯坦的薪火与中国的“去依附”发展经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36 次 更新时间:2019-10-14 21: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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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铁军 (进入专栏)   薛翠  

  

   贸易战为名的中美体制交锋不断拓展,终于掀开了21世纪新冷战之序幕——占据全球化中心地位的西方政治家明确表达了“一个世界两个体系”、区隔中国于西方之外的战略目的。

  

   此刻的中国,即使坐拥世界最大工业产能,即使为了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而必须仗剑天下,也难免四顾茫茫……君不见,老冷战时代自觉抵制“北方”国家剥夺而著称于世的南方国家思想界与社会运动界正因了无新策而在焦虑之中躁动着。全球深陷乱局之际,一度撑持着“第三世界”另类思考的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和在西方思想界尚有抱薪之力的进步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先后乘鹤西去[3]。大千世界,芸芸众生。西方中心论引领西化资本主义300年间多少骚客撩人,当下却仅有权谋术士弄潮于金融政治把控世界!今人放眼全球,法国唯有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犹抱资本论之薪火,美国尚余小约翰.柯布(John Boswell Cobb Jr.)仍为生态马克思主义而负重潜吟。碍难再有进步思想家依据革命实践推出理论创新。

  

   笔者三生有缘,曾经在国内外的会议交流乃至世界社会论坛(World Social Forum)向左翼思想界泰斗讨教: 曾经向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World SystemTheory)[4]与反体系运动(Anti-systemic Movement)[5]求教我们创新的“成本转嫁论” (Cost Transfer Theory),以及向萨米尔.阿明汇报学习他的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与“去依附”(De-linking)思想[6]、探讨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和“金融资本内爆”的相关性。[7]

  

   萨米尔.阿明和沃勒斯坦作为前辈,毕生言行合一,一边从自身解构其所受教的欧美中心主义话语,一边从年轻时代便投身学生运动乃至躬身于国际社会组织与政治活动,共同鞭挞垄断的金融资本主义,共同呼吁改变世界,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8]这些改出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另类思想创新,正在成为21世纪的中国向生态文明做战略转型的理论工具。

  

   2018年8月15日,沃勒斯坦为萨米尔.阿明撰写的悼念词中,阐释两人不但理念相若,更为改变世界斗争中的同志:

  

   “我们刚开始谈话,我们就发现我们观点是如此接近。我俩都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资本主义世界中。我俩都觉得我们必须组织起来摧毁它。我俩都认为马克思主义思想依然必不可少。但我俩都认为它不是一个教条,需要加以更新。

  

   ……我们(四人帮)在某重要问题上看法相同[9]。我想说,这大概占80%。在处理我们的分歧时,所有问题上都有不同的组合。萨米尔和我的共识最多。随后年间萨米尔和我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他生活在环绕地球的飞机上。我没有他那样的精力。但我始终是他在斗争中的同志。

  

   这里只有一场斗争。我们必须改变世界。”[10]

  

   承蒙前辈多年教诲,聆听对谈,激发思辩创新,以重新解读世界与中国经验,实属获益非浅。我们团队在继承萨米尔.阿明与沃勒斯坦的理论分析与社会行动中有所发扬,一边梳理中国在“世界体系”中依附与去依附的经验教训,另一边坚持从中国乡土与大众民主的立场,推动新世纪乡村建设运动,二十年来践行理论、联系现实,除了探索中国未来的另类道路,也为南方如何跳出发展主义陷阱提供另类的思想理论创新。

  

   追念前辈面授机宜,谆谆告诫之际,谨以《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2012)、《去依附:中国化解第一次经济危机的真实经验(1949-1952)》(2019)、新兴七国比较研究(2011-至今)等重大研究中提炼出的成果,向两位逝去的国际主义战士致敬。

  

   开宗明义,正本清源。我们在《八次危机》一书的序言中就提到,此书的理论框架是在借鉴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以及萨米尔.阿明的依附理论的基础上,使用政治经济学构建分析框架和借用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理论作辅助分析工具,试图让集成创新形成的“成本转嫁论”成为解构当代中国经济史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史的主要理论工具。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的主要分析对象是兴起于16世纪欧洲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其中包括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国际体系和地缘文化, 沃勒斯坦认为自人类迈入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文明阶段后, 几乎所有民族都渐次被核心国家整合到同一个世界经济体系中来, 形成了 “核心”(core) 、 “半边缘”(semi-periphery )、“边缘”(periphery)的结构,通过不平等的交换,半边缘和边缘区域的剩余不均等地往核心区域输送这一过程中,核心国家地位不断强化,边缘国家地位不断弱化。

  

   虽然沃勒斯坦的理论不是建之于中国经验之上,但若以当今世界仍然存在的 “核心”、“边缘”、“半边缘”的非均衡结构来作进一步深化的分析,可认识到这种结构已经在金融资本全球化之中恶化为 “双输”博弈,像中国这样的边缘国家和半边缘国家(亦称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仍然不成比例地以各种方式向核心国家作双重输送。既输送实物产品形成对西方的贸易顺差来推动其货币增发,又反过来以不断累积的贸易盈余购买西方政府增发的国债,输送其贸易盈余回到西方资本市场来促使金融资本愈益泡沫化。

  

   这也为萨米尔阿明跟我们团队交流中形成的“金融资本内爆”理论奠定了讨论前提。

  

   诚然,本书借用的“去依附"观点是阿明在提出第三世界依附理论的基础上演变而成,据此得以深刻解读中国20世纪50-60年代去依附的经验:土地改革与自主工业化。土改后的中国农村,政府以“土地革命战争”的名义给4亿多农民以自然村为产权边界来政治性地均分土地,一方面在客观上使中国的“三农”(农民、农村和农业)对高风险城市经济“去依附”,进而为全国整体上的金融秩序恢复稳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以至于毛泽东在城市的金融斗争中反复强调土改的政治性和经济性功能,反复强调胜利的保障在于土改;[12]但另一方面,也由此形成了严重的制度“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一是对农村传统土地基本制度的路径依赖——此后任何政治性分配土地,其产权边界也都在自然村(后来大部分改为生产队、经济社),二是城市资本对“三农”转嫁制度成本的路径依赖——此后历次经济软着陆,大都以“三农”作为软着陆的载体;而不能向三农转嫁代价的危机都会硬着陆。

  

   该书对20世纪60年代中国遭遇外部投资中辍彻底地实现了“去依附”后,仍然自力更生发展工业化的经验作出观点提炼。虽然阿明对中国去依附的经验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但那主要是在中国自主推进工业化的阶段。如果考虑到90年代后期,中国国内愈益严重的产能过剩压力本是一柄高悬于资本主义世界头上的 “达摩克利斯之剑”(The Sword of Damocles),则中国这种融入全球化无论怎么被照搬来的西方话语做意识形态化地包装,其本质上仍然是在构建了“再依附”(re-linking)关系之后剩余过量向外输送的过程。

  

   另一方面,对于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前的发展,不管是沃勒斯坦和阿明,还是任何愿意自觉地从发展中国家角度出发考虑问题的研究者都会认为,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 “中心─边缘”结构下,发展中国家纳入的是 “统治─依附”结构,大多数边缘国家在世界经济中仅仅是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供应者,本国的工业化严重依附于西方发达工业国家,边缘国家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又因发达国家的关税壁垒和国内保守势力的阻挠而难有成效,以致在政治上、经济上受制于人。

  

   由此可见,大多数边缘国家之无法摆脱被边缘化的宿命,并非其自身落后……。

  

   当前,进一步从沃勒斯坦给出的这个世界体系论的定势看美国对中国发起的新冷战,则可知其近年来的矛盾激化的本因, 美国之所以不顾起码的国际准则以“霸凌”行为来表达其孤独求败的“愤怒”,主要在于中国确实试图按照西方经济发展的资本主义路径加入全球自由贸易,但却被在后冷战阶段已经稳居中心地位的美国当作“切奶酪” 的敌对力量!一是中国为了渐次改出在旧的“边缘”地位上的过分“依附”而对内提出了产业资本升级的“工业2025”,并且对外提出了产业资本输出的“一带一路”战略;二是为了减少剩余净流出及对美元依赖造成的双重被剥夺而由中国发起组建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Asian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推出了石油和铁矿石国际期货的人民币结算等。

  

   凡此种种,不离其宗;对过去没有很好地学过沃勒斯坦著作的中国人而言,美国发起新冷战的系列言行的确是难得如此直白的“好教员”。

  

   下面的文字,主要介绍我们团队在继承发扬阿明和沃勒斯坦等前辈学者的思想之下推出的理论创新之作。

  

   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1949年新中国成立,当时既要应对民国延续下来的长期高通胀,又要处置经济发展所内生的新矛盾,通胀一波未平,赤字一波又起。

  

   国民政府1935年的依附型币制改革等因素,导致民国时期的长期高通胀,工商业利润赶不上通胀率,遂有96%左右的资本用于投机获利。我们认为,不论任何经济体制只要发生恶性通胀就会使制造业的利润跟不上通胀率,从而迫使产业资本家析出资本进入投机领域。自然,新中国成立后要成功治理这场延宕十几年之久的危机必须重建经济和金融主权。那么,只能通过“去依附”获得主权,依托国家主权向国债和货币做赋权形成国家信用体系,以国家资本替代被民族革命赶走的帝国主义资本和官僚主义资本。这个经验,适用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不论其处于产业资本最初的原始积累阶段,还是21世纪的金融资本扩张阶段。

  

   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如何治理建国初期发生的赤字和通胀恶化的危机,不仅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以解殖为目的的民主革命具有普遍意义,对于中国当今困局的化解也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当年,中国凭借政治主权向财政和货币体系赋权,对人民生活的最主要的必需品采取“折实”的方式来稳定国家信用,这对于当前发展中国家如何在全球化条件下制定利于本国主权货币稳定的国家政策,从而有效应对外部成本转嫁以及输入型危机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如果说1950年前连续13年的通货膨胀是西方国家经济大萧条代价向中国转嫁的派生现象,进而演化为民国政府在战争和通胀压力下不断加深对美元的依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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