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富胜 李英东:当代帝国主义发生质变了吗——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最新争论及局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5 次 更新时间:2019-10-09 20:08:44

进入专题: 南北依赖关系     全球财富流向     帝国主义理论    

谢富胜   李英东  

   摘要:帝国主义问题一直是21世纪以来西方左翼理论界的研究热点,哈维、帕特奈克和史密斯等学者近年来围绕南北依赖关系、全球财富流向和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当代适用性展开了争论,并引发了广泛讨论。其实,帝国主义的本质并未改变,但其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呈现阶段性特征。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最新争论的综述,能窥见个中对世界进程的理论反映及其局限。

   关键词:南北依赖关系  全球财富流向  帝国主义理论   “次帝国主义”

   作者谢富胜,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教授(北京100872);李英东,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2)。

  

   帝国主义理论主要分析资本与国家以及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帝国主义理论自20世纪初期创立以来,大体上经历了经典帝国主义理论、依附理论和新帝国主义理论三个发展阶段。其中最具影响力和解释力的,是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加快,跨国公司生产网络不断延拓,制造业普遍向南方国家转移,金融垄断资本日益膨胀,部分新兴市场国家综合国力不断增强。针对上述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变化的所谓“新帝国主义”问题,日益成为21世纪西方左翼学者的研究热点。

   2017年5月21日,以普拉巴特·帕特奈克(Prabhat Patnaik)新出版的《帝国主义理论》(A Theory of Imperialism)一书为契机,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帕特奈克、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和邓肯·弗利(Duncan Foley),在纽约新学院(The New School in New York)围绕南北依赖关系进行了一场辩论。2017年8月26日,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率先批评哈维是“帝国主义否定者”,随后两人围绕全球财富流向问题在“非洲政治经济学评论”网站展开了争论,其他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随后纷纷加入了讨论。大卫·菲尔茨(David Fields)将争论的具体内容发布在“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网站,进一步扩大了此番争论的影响力。“红线”网站也专门开设讨论区,就此展开讨论。争论涉及南北依赖关系、全球财富流向和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当代适用性三个问题,与当代帝国主义本质及其基本特征密切相关,对于深入研究时代特征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如何认识北方国家对南方国家的依赖关系

  

   帕特奈克以北方国家和南方国家间地理差异为基础,分析了中心帝国主义国家为了稳定产品供给价格和货币价值,通过收入紧缩和扩大产业后备军等手段,对非帝国主义国家施加的一种新帝国主义式强制关系。哈维认为,帕特奈克犯了地理决定论的错误,强调北方国家对南方国家并没有很强的依赖性。帕特奈克则回应,北方国家对南方国家存在较强依赖性,强调其帝国主义理论基于资本主义制度阶级矛盾,是剖析资本主义理论,并非地理决定论。

   (一)北方国家对南方国家的依赖——帕特奈克的逻辑

   帕特奈克认为,帝国主义是由帝国主义国家施加给非帝国主义国家的一种强制性关系,以确保前者能够以不变价格从后者获得其自身发展所需的产品。帕特奈克帝国主义理论主要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主要说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稳定发展,离不开热带地区廉价产品;第二部分论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实现上述目标,需要对热带地区人民实行强制性收入紧缩战略。帕特奈克将帝国主义定义为,一种维持资本主义制度可持续发展的结构性依赖关系,以一定地理条件为基础,从殖民主义时期一直持续到当代资本主义。

   帕特奈克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离不开原材料、食物等一系列商品的投入,资本主义国家自身不能全部生产这些商品,资本主义的正常运行依赖于资本主义外围地区这些商品的供给。这些商品供给价格呈不断上涨趋势。给定商品生产者货币工资水平,这些商品生产成本会随着需求增加而不断增加。典型代表是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生产的农产品。它们为资本主义国家不可或缺,又不能在资本主义国家所处温带地区生产,形成北方对南方的依赖。南方的热带和亚热带土地面积有限,存在边际收益递减效应,北方国家资本积累和全球收入的普遍提高形成巨大需求,热带农产品供给价格随产出量增加而攀升,造成长期通货膨胀预期,超过一定阈值,会给资本主义货币金融体系带来许多严重问题。

   帕特奈克提出,货币不仅是流通媒介,更是财富形式。一旦货币持有者预期商品价格上涨,货币价值与商品价值相比趋于下降,会放弃持有货币,转而持有商品。商品存在持有成本,包括储存成本以及储存过程中的损坏腐烂等损失,货币则没有。只有当预期通货膨胀率超过商品持有成本时,商品才会代替货币成为财富形式。原材料和食物等供给品价格上涨,被认为是长期价格上涨和通货膨胀的信号,将进一步瓦解货币价值,造成资本主义货币金融系统的崩溃。

   这里有四个节点需要注意。第一,不同个体的预期水平存在差异。一部分人预期通货膨胀率将超过某种商品持有成本,把货币转移为商品,会拉高该商品价格,抬升预期通货膨胀率,导致更大范围内货币向商品转移,如此循环最终致货币价值崩溃。因此,引发货币贬值的预期通胀阈值,可以是某些商品的预期通胀率。第二,作为一种特殊商品,黄金的持有成本几乎为零,其相对价值长期保持稳定,人们在通货膨胀时期通常将货币兑换为黄金。第三,若资本主义国家货币工资与生活成本指数挂钩,商品价格上涨会拉升生活成本指数,并通过工会谈判提高工资,更易导致通货膨胀,引发货币价值波动。第四,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土地稀缺,其农产品对资本主义发展至关重要,如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物质原料基础的棉花。

   帕特奈克认为,货币和商品之间财富形式的权衡取舍会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外围国家商品价格不断上涨,使得财富持有者将财富兑换成黄金,即使发达国家富人不这样做,外围国家富人也会这样做,黄金价格因而不断上涨。如果外围国家富人将财富兑换成发达国家货币,虽发达国家货币体系不至于崩溃,但会引发外围国家货币的崩溃,最终引致全球货币体系停转。总之,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农产品价格不断上涨,会瓦解货币的财富职能和交换媒介职能,保持农产品价格稳定对于资本主义至关重要,这也是殖民统治以来资本主义在某种层面的行为逻辑。李嘉图和凯恩斯都曾预期热带产品供给价格趋于不断上涨,但这种结果并没有出现。这是因为,帝国主义国家强制紧缩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民众收入,压缩外围国家对本国农产品的需求,在既定产出下扩大了对中心资本主义国家的供给。

   殖民主义时期主要通过直接剥夺小生产者和征收殖民地税,压缩南方国家人民需求。新帝国主义时期则主要通过强制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紧缩外围国家劳动者收入,具体主要包括以下四种方式。一是扩大产业后备军规模,拉大收入差距,使得全球范围工人消费不足。二是削减政府财政的公共产品支出。在新自由主义治理下的资本全球化时代,政府吸引国际资本,提供财政补贴和税收等政策优惠,对资本的税收减免必然削减社会性支出,降低民众购买力,限制对食物等重要产品的消费。三是以国际垄断资本取代小生产者和小商贩,挤压他们在供应链和销售链的地位。四是跨国资本以基础设施建设名义,接管公共用地和农民私有土地,破除资本农业原始积累的障碍,加速农民与生产资料分离,增加全球产业后备军规模。

   (二)迈向地理决定论——哈维对帕特奈克的批评

   在评论帕特奈克帝国主义理论时,哈维首先指出,中心资本主义国家对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产品的依赖性,远未达到帕特奈克描述的程度。他认为,南方国家产品对北方国家经济有影响,但绝对不会攸关北方国家资本主义的生存。危地马拉蓝莓和黑莓的冬季价格上涨,不会造成法国经济崩溃,至于糖这类十分重要的热带和亚热带产品是可以被替代的。拿破仑战争使北方国家意识到糖的重要性,于是甜菜产业在北方国家政府补贴之下迅速发展,实现了对热带地区糖产品的替代。只有少数产品如可可、棕榈油、咖啡、辣椒、茶和柑橘类水果等,可能对北方资本主义国家至关重要,剥夺北方国家人民对于这些习惯性产品的消费,或引发人民革命思想,但这不是新帝国主义理论有说服力的基础。

   哈维进而批评帕特奈克的帝国主义论。帕特奈克将唯物主义等同于地理决定论,将“地理”仅视为“自然环境”,忽视了人类生产生活对自然环境的重塑,这是在解读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过程中的常见错误。单纯依赖自然环境来解释资本主义的一切十分荒谬,地理环境已在很大程度上被人类活动所改变和再造,特别是最近几个世纪以来资本主导下的地理环境再造。我们应该辩证地理解自然和经济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将两者完全割裂,讨论谁更重要。只有通过改变世界,人类才能改变自己,当人类通过自身劳动改变世界和周围环境的同时,人类也不可避免地改变了自己。人类行为和自然进化两者之间的矛盾运动,需要进入我们思维的中心,历史需要被重新嵌入自然中。农业生产条件并非依据一成不变的自然环境,而是随着土地、文化、经济和政治等历史因素的改变而改变。现在的热带大陆已不是20世纪时的热带大陆。鲜花、水果和蔬菜能从热带大陆运往北方国家,是因为蒸汽机和铁路等交通工具革命重塑了世界经济的相对空间,内燃机、喷气机和集装箱在过去50年正主导着新一轮世界经济相对空间的重塑。

   从这个角度看,温带地区已经形成了对于热带地区的强大垄断力量,这也是当前全球经济存在诸多不对称的根源。人为建造的许多基础设施是人造自然的重要组成部分,热带地区人造环境大多形成于殖民地时期,与温带发达资本主义地区人造环境差异显著。西非南北走向的铁路和公路系统,主要将财富由内陆运往港口,再转移到北方国家。人造地理环境对经济和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例如,殖民地时期殖民政府分割的经济领土,现已为大部分热带地区国家分界的主要依据。北方国家基础设施发展和国家形成过程与南方国家大不相同。纽约、旧金山和芝加哥因集聚经济,吸引大量资本,实现了对城市环境的建成和再造。包含自然基础在内的物质基础以及社会基础,在资本流动中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人类世界不仅诞生于原始自然环境,还诞生于一系列非均衡的政治经济发展所形成的社会环境。

   北方国家资本主义在知识积累、研发能力、组织形式和社会基础设施等方面积累的强大垄断性力量,主要由大学等研究机构创造,并非自然的馈赠。美国和英国可能无法生产可可和棕榈油,但热带大陆上的国家机器很难生产出与温带地区同样水平的社会和物质基础,以服务于资本积累。热带地区也许可以生产出北方国家不可或缺的产品,但在汽车制造、电子信息以及生物工程等领域,它们必然面临北方国家资本的强大垄断力量。厄瓜多尔可能在可可和香蕉生产领域存在一定垄断性,但德国有西门子和宝马,美国有辉瑞、波音和苹果,这一切都赋予北方国家经济垄断权力。南方国家民众需要的汽车、计算机和手机,大部分都由北方国家发明、设计和生产,前者被迫屈服于帝国主义,以换得自身发展所需产品。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都旗帜鲜明地反对帝国主义,但两国都必须允许它们国内碳氢化合物和农业基地被开发利用来换取外汇,以便能够实施社会福利和经济发展战略。

   (三)立足资本主义基本特征——帕特奈克的回应

帕特奈克回应哈维说,北方国家对南方国家的进口依赖性并未下降,反而在增强。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数据库的数据,可以部分反映北方国家对南方国家的进口依赖程度。德国和英国至少有三类食品(咖啡、茶和香料)国内产量为零,进口依赖性接近无穷大。德国有六类产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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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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