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富胜 李英东:当代帝国主义发生质变了吗——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最新争论及局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0 次 更新时间:2019-10-09 20:0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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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富胜   李英东  
其中,身处东方的日本凭借其经济实力剥削东亚和世界上其他国家,因而不能成为东方向西方价值转移的一部分。尽管中国海外资产保持净盈余,但由于收益率较低,中国仍然是全球净利息支付者。中国持有1万多亿美元的美国国债,这些国债利息率几乎接近于零,而目前帝国主义国家在华投资者的盈利是美国国债利息的20或30倍。相比之下,尽管海外投资头寸持续存在巨额赤字,但美国对外借款的利息成本远低于美国对外投资回报,使其能够一直维持正的净投资收益。可以看出,哈维的“东方国家”概念纯粹是个地理术语,在理论分析上毫无用处。

   其次,正如安迪·希金博特姆(Andy Higginbottom)所言,哈维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法论存在缺陷,他将《资本论》一至三卷割裂开来,单纯通过第二卷来认识世界。哈维将资本主义理论化为一种过程而不是社会关系,马克思是将这两方面融合于资本运动规律的。哈维的错误方法使他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仅描述为一种资本循环,经历生产、实现和分配等过程,没有将资本力量归结为对劳动的剥削,而否认对劳动力的剥削便是否认劳动本身。因坦·苏万迪(Intan Suwandi)等也强调,当今帝国主义国家对非帝国主义国家的剥削和剥夺变得更加隐蔽,把握当代帝国主义经济本质,必须离开自由贸易占主导地位的交换领域,进入存在极高剥削率的生产领域,通过单位劳动力成本分析,揭示全球化垄断金融资本的本质。哈维对中国和印度等国粗浅分析得出的当今世界财富流向发生逆转的判断是站不住脚的。

   帕特奈克也认为,东西方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身份根本没有转换。尽管后殖民主义时代赤裸裸的殖民掠夺已经走向终结,但不平等交换、强制性知识产权和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高端产品依赖的存在,使得西方国家对东方国家单向剥削的程度不断加剧。亚当·迈耶(Adam Mayer)也强调,东西方国家之间的角色并没有发生转换,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依旧在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领域具有绝对统治力。哈维对帝国主义的分析,聚焦于不稳定的资本流动,消解了中心化的帝国主义,这是一种忽视历史事实的分析,很容易让工人阶级陷入自我麻痹的漩涡,放弃与帝国主义的不懈斗争。综上所述,大多数国际左翼学者都认为,尽管哈维的资本时空修复理论从某些侧面揭示了当前全球复杂的价值流动,但仅以此得出东方国家正在剥削西方国家,或者南方国家正在剥削北方国家的判断是十分武断的。

  

   三、帝国主义理论是否已经过时

  

   哈维认为,资本时空修复过程中引发的价值流动散乱化和霸权竞争,使陈旧的帝国主义理论失去解释力。史密斯认为,哈维否认北方帝国主义国家剥削南方非帝国主义国家的历史进程,也就是否认了帝国主义的本质。帕特里克·邦德(Patrick Bond)认为,不能将列宁关于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划分,直接嫁接到今天,引入“次帝国主义”概念可以部分解决哈维和史密斯的争论,更加细致地刻画全球化时代散乱的价值流动,以及复杂的国家间权力结构关系。

   (一)哈维:经典帝国主义理论已过时

   哈维认为,全球化时代价值流动散乱化和霸权竞争及转移,是当代帝国主义的核心特征,史密斯所固守的列宁帝国主义论是一种滞固的僵化理论,难以解释当前复杂的政治经济现实。当前全球范围内生产过程十分复杂,既有跨空间、跨领土的生产,也有特定场所的特殊化生产,对于产品价值的实现和分配也是如此,我们必须根据不断变化的现实,修正已经过时的理论。经济现实包括不同地理区域间不平衡发展、劳动分工不断广化和细化、全球商品价值链、空间修复以及区域性生产;同时还包括特定时间段内形成的特定价值体系下,区域经济结构的形成与消解。除非剥夺造成的贬值和过度积累形成的强大破坏性力量发挥重大作用,否则上述特定时间段内的经济现实一般不会发生质变。哈维强调,帝国主义理论的逻辑起点,应该是纷繁复杂的经济现实,而不是将概念强加于现实。虽然帝国主义概念曾经十分有价值,但100多年来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已发生巨变,价值的再分配形式正在不断演进变化,并且与地理环境息息相关,这个过程十分复杂,不是一个简单的帝国主义概念所能概括的。

   哈维进一步提出,需要通过考察资本、劳动和货币在不同地理空间内的流动,形成涵盖上述经济现实的理论框架,进而分析生产资本与金融资本等不同资本之间,以及资本与劳动之间力量均衡态势的演变,同时探究食利者阶层的崛起和霸权的竞争与转移。资本以货币、商品和生产资料三种形态存在,其中货币形态最具流动性,可以毫无限制地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了限制劳动力和消除贸易壁垒,金融资本从多重束缚中被解放出来,改变了整体资本积累的空间动态。金融资本作为一种全新推动力,会加深国家地缘政治性与货币流动性之间的矛盾,使后者对国家政策拥有更强大的制约力。在全球舞台上,强大国家或国家集团通常利用政治权力,通过高流动性金融资本实现其政治目标。美国拥有至高无上的美元霸权,得以主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但这种权力同时也面临其他国家的竞争,这种竞争关系根植于地缘政治性与货币流动性之间的矛盾。概括来说,资本时空修复过程中的价值流动散乱化及其引发的霸权竞争与转移,使得陈旧的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已失去解释力。哈维认为,此认识与乔万尼·阿瑞基(Giovanni Arrighi)的观点相似,在放弃严格的帝国主义概念和僵化的中心—外围模型后,倾向于从一种更具流动性的视角,理解全球体系内价值流动和霸权竞争,以一种去中心的视角和基调来考察当代帝国主义。

   (二)史密斯等学者:帝国主义本质没有改变

   史密斯认为,当哈维表示“财富由东方国家向西方国家流动的历史事实在过去30年里发生逆转”,并且认为“帝国主义是陈旧的范畴”时,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认为,他指的是帝国主义的决定性特征已经不复存在,即欧洲和北美帝国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和贫穷国家活劳动的剥削与自然资源的掠夺已不复存在,这是对帝国主义本质赤裸裸的否定。史密斯进一步写道,“如果没有英国产业革命胜利使资本主义发展臻于成熟,马克思不可能写出《资本论》。同理,在帝国主义刚产生之时,期待列宁的研究得以揭示帝国主义在当代的表现形式也不合情理”。哈维对帝国主义概念已经僵化过时的批判虽有一定合理性,但这不是否定当代帝国主义本质特征的理由。史密斯认为,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本质是垄断资本全球性统治和金融资本全球性掠夺的判断依旧有效,只不过剥削形式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已经发生了改变,随着全球化生产转移到剥削率较高的南方地区,南方兴起的产业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北方资本的剥削对象。哈维的理论未将北方国家资本获利归结为对南方活劳动的剥削,否认了帝国主义本质特征,他对《资本论》和帝国主义的诠释,仍未逃脱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格局。

   史密斯强调,帝国主义理论必要的起点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未及展开的工作,全球劳工或工资套利是连接北方资本与南方劳动力的关键环节。工资套利驱动的全球化生产,不是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因为延长劳动时间不是外包的主要魅力;也不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因为外包正是投资于新科技的替代选择。史密斯认为,这种外包型生产方式与“压低工资至劳动力价值以下”的第三种剩余价值生产方式相符,可将其概括为“超级剥削”。尽管超级剥削概念早在马克思时代就已提出,但直到全球化时代,超级剥削才迅速膨胀并将制造业囊括在内,推动了更大范围内更深层次的全球化进程。资本通过降低工资,可以降低劳动力成本,获得更多剩余价值,这种剩余价值形式由鲁伊·玛乌罗·马里尼(Ruy Mauro Marini)首次提出,为其他马克思主义学者所拓展。在新自由主义时代,价值和剩余价值由全球南方流向帝国主义中心的规模不断膨胀,其背后是北方资本对南方活劳动剥削的不断加剧。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的经济本质是北方资本对南方活劳动的剥削,任何脱离劳资关系和劳动价值论来解剖当代帝国主义的分析都是不彻底的。

   其他一些学者也认为,列宁揭示的帝国主义本质特征并未改变。帕特奈克提出,殖民主义时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要通过征收殖民地税,剥夺南方国家财富,新帝国主义时期则主要通过强制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实现其控制和剥削的目的,剥夺外衣的改变丝毫没有改变剥夺本质。苏南达·森(Sunanda Sen)等认为,二战后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和殖民主义的终结,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的划分被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的二分法取代,但帝国主义国家对非帝国主义国家的剥削关系从未改变,改变的只是剥削的具体表现形式。旧帝国主义时代的政治顺从,已经转变为新帝国主义时代霸权意识形态驱动下的市场化进程,但两个时代的帝国主义剥削本质并无差别。阿蒂略·博龙(Atilio Boron)提出,尽管帝国主义表象可能已经改变,但经典帝国主义理论中关于帝国主义的主要决定因素,依旧是当代帝国主义的核心要素。萨姆·金(Sam King)强调,列宁帝国主义理论最核心的内容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资本对欠发达经济体的剥削,这在一百年后的今天依旧如此。列宁帝国主义理论仍然是理解资本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最佳框架,也是理解经济全球化的最佳起点。

   (三)解决哈维与史密斯争论的可能路径:“次帝国主义”论

   邦德认为,不能将列宁关于压迫和被压迫民族的划分直接嫁接到今天,需要引入“次帝国主义”概念,更加细致地刻画全球化时代散乱的价值流动和复杂的国家间权力结构关系。尽管帝国主义中心国家对外围国家的价值汲取并未改变,全球价值流动的起点和终点也未改变,但具体实现形式和中间价值流动过程已变得更为隐蔽和复杂。哈维时空修复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刻画了这种复杂性,但忽视了帝国主义中心国家对其他国家的剥削本质。史密斯对全球化生产的分析揭露了帝国主义剥削本质,但对全球价值流动的中间过程分析不足。沃尔·特多姆(Walter Daum)认为,“次帝国主义”论基于帝国主义剥削本质,对外围国家财富流向中心国家的过程进行了细化,为当代帝国主义分析提供了一种新视域。

   最早提出“次帝国主义”概念的马里尼认为,应该用“次帝国主义”概念,刻画位于中间层次的帝国主义国家,即身兼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双重身份的民族国家。他在对巴西经济进行分析时提出,“很多‘次帝国主义’国家通过与帝国主义国家合作,充当其在某些区域的代理人,像巴西这样处于依附状态的经济体,试图通过建立它与更为落后和更为边缘化国家的剥削关系,从帝国主义中心汲取剩余过程中得到部分补偿。”亚历克斯·卡利尼科斯(Alex Callinicos)同马里尼观点相似。他认为,从根本上来说,全球经济和政治权力的等级制度是帝国主义固有的不平衡和联合发展的结果,这种等级制度并没有走向终结,而是随着资本主义新积累中心的出现变得更为复杂。这种新的积累中心被他称为“次帝国主义”,主要包括越南、希腊、土耳其、印度、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和南非等。

希金博特姆认为,“次帝国主义”国家并不独立于西方国家,与西方国家资本的关系属于同盟性质,它们在全球国家等级体系中处于特殊的中间位置,受到帝国主义中心国家的压制,同时它们也有能力对邻国输出强制力。这意味着,国际剥削形成的剩余会首先转化为“次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同时这些资本又快速地流出“次帝国主义”国家,流向作为当代帝国主义中心的北方国家。克劳迪奥·卡茨(Claudio Katz)进一步分析说,简单的中心—外围结构已不足以理解全球化时代的复杂现实,全球生产价值链增强了半外围国家的相对权重。具体来说,跨国公司会将其投资等级化,一部分用来攫取某些地区基于地质、气候等条件的自然资源,一部分用来霸占某些地区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跨国公司这种等级化的投资,也明确了不同经济体在全球秩序中的不同位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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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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