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安:缔造社会主义的中华民族大家庭——新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奠基历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7 次 更新时间:2019-10-08 21:5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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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安  

三、中华民族大家庭: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奠基历程中的制度依归


   无论是《共同纲领》中“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的制度愿景表述,还是《五四宪法》中“我国各民族已经团结成为一个自由平等的民族大家庭”的制度事实确认,都足以说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制度依归恰在于缔造、巩固这个社会主义的中华民族大家庭。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国的实际背景,经过深入研究,决定采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宪制安排;其后,又通过了民族识别、民族干部培养、民族自治机关建设、民族地区民主改革和宗教改革等一系列政治措施,使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得以真正奠基,实现了各族人民的翻身解放与当家作主,实现了从清末以来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大国的国家建构的质的飞跃,更有力地促进和巩固了中华民族这个历史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政治共同体。回溯当时制宪者们通过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宪制安排缔造、巩固社会主义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制宪原旨,回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奠基历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的这种“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制度依归,我们或许会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一中国特色的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治制度有着更为清晰的认识,进而也给予一种更为妥帖的理解与更为客观的评价。

  

   这种“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制度依归,根植于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处于同一历史地理空间之下几千年来生产、生活、文化、经济相互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这种“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制度依归,还和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始终追求团结统一、把统一视为“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的政治传统有关。正是有了大一统的制度和理念,中华各族人民才将中华大地视为一个整体,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也才得以形成、巩固并不断发展。这种“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制度依归,是基于近代以来中国各族人民面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携起手来、共抗外辱、团结一心、保家卫国的共同经历使然。这种“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制度依归,更是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同参加革命斗争、建立人民共和国的革命斗争进程中的必然道路选择;“我国各民族的密切联系,在革命战争中就建立起来了……历史发展给了我们民族合作的条件,革命运动的发展也给了我们合作的基础。因此,解放后我们采取的是适合我国情况的有利于民族合作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不管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民族事务处理模式,其制度依归只能是继续巩固、凝聚中华民族这个经过了几千年漫长发展历史和近代以来血与火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历史共同体、命运共同体、革命共同体。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正是这样一种将各族人民团结、组织起来,共同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的民族事务宪制安排,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宪制意义,也正在于以国家宪法、法律制度规定的形式,将社会主义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形塑为政治共同体、法律共同体。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通过这样一种给予各民族平等的政治地位、自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自治权的宪制安排,将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加入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队伍之中;通过自治地方和自治机关的建立,实现国家政权组织和治理体系的统一;通过各种措施提升少数民族的地位,维护少数民族的权益,构建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实现民族和睦、边疆安定;通过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缩小少数民族地区与内地的发展水平差距,使少数民族群众享受到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成果,进而增强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对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向心力和认同感。站在历史的视野和政治的高度,我们可以客观地讲,新中国成立初期采取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样一种宪制安排,有效地促进了中国这样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国家建构,也进一步巩固和凝聚了社会主义的中华民族大家庭。

  

   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奠基历程中,这种巩固和凝聚“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制度依归也体现得淋漓尽致。因为以巩固和凝聚“中华民族大家庭”为制度依归,所以必须强调大家庭成员之间的平等、团结、互助,维护大家庭这个政治共同体的统一与不可分离,必须加强大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争取人心,凝聚各成员对于大家庭的向心力和认同感;必须让大家庭各成员之间确立一种共同发展、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紧密联系和彼此认同;必须在大家庭内部事务处理方面,强调商量办事、综合权衡,以有利于大家庭成员的发展和大家庭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巩固为要旨。

  

   1. 团结、统一,不可分离

  

   作为新中国的临时宪法和建国大纲,《共同纲领》对于民族事务处理的基本准则、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制度依归开宗明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各民族团结的行为。”建立平等、团结、互助的新型民族关系,“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这正是新中国处理民族事务的基本准则,也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施必须遵循的制度依归。为了实现这个制度依归,我们必须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因为他们不愿意看到中华民族大家庭这样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发展、壮大;同时,还要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者两种倾向和行为,因为他们会对中华民族大家庭这个政治共同体的巩固和凝聚造成离心和不稳定的因素,对于“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各民族团结的行为”更是必须坚决禁止,因为我们是一个社会主义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各族人民群众都是这个大家庭的成员,都必须有巩固和凝聚这个大家庭的主人翁意识。

  

   为了将《共同纲领》中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规定进一步具体化,加快建立民族自治地方、民族自治机关的进程,1952年2月22日,政务院第125次政务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并于同年8月8日中央人民政府会议上得以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对自治区、自治机关、自治权利、自治区同上级人民政府的关系等内容均做出了明确规定。《纲要》第二条规定:“各民族自治区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各民族自治区的自治机关统为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的一级地方政权,并受上级人民政府的领导”;第十一条规定:“各民族自治区自治机关的建立,应依据民主集中制和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基本原则”;第十七条规定:“各民族自治区自治机关得采用适当措施,以培养热爱祖国的、与当地人民有密切联系的民族干部”;第二十三条规定:“各民族自治区自治机关在中央人民政府和上级人民政府法令所规定的范围内,依其自治权限,得制定本自治区单行法规,层报上两级人民政府核准”。上述规定,都足以说明,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是我国领土神圣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民族自治机关,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机关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也必须遵循民主集中制、人民代表大会制等国家机关的组织和活动准则。在《纲要》的第二十九条,更是专门强调:“各民族自治区自治机关须教育和引导自治区内人民与全国各民族实行团结互助,爱护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中华人民共和国。”考虑到《纲要》的制定本身,就是为了给民族自治地方的设置、民族自治机关的建立提供操作指南,让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一宪制安排得以生根、奠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这种巩固、凝聚“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制度依归可以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

  

   民族区域自治,是统一与自治的结合,是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的结合。我国是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交往交流交融进程中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的居住格局,民族自治地方也不例外。同时,《共同纲领》和《纲要》中也明确规定了各民族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要互相尊重彼此的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要共同爱护各民族团结友爱的大家庭。因此,在民族自治区的名称中冠以某一民族的名称,并不意味着这个自治是某个民族独享的自治、这个民族自治地方是某个民族独有的地方(因为这也不符合民族平等、公民平等的社会主义立国宗旨),而是意味着要这个民族在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方面担负起更大的责任。我们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名称确定过程为例,中央一再强调,新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利于我们团结维吾尔族,并能加强维吾尔族团结其他各民族的责任”;“维吾尔族是新疆地区的大民族,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后,应该更加注意照顾其他少数民族,以利进一步增强新疆各民族的团结,进一步发展新疆各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这种对于团结、责任的强调,是党和国家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培养民族干部的优良传统的体现,是民族地区的干部作为中华民族先锋队成员的一种政治担当,这在2014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也得到了再次重申。

  

   2. 深入基层、凝聚人心

  

   作为一个大家庭,需要摸清这个大家庭的家底。这个大家庭要持续巩固,需要加强大家庭成员对于其作为大家庭一分子的向心力和认同感。注重调查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是我们党优良的工作作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则是我们党获得革命胜利的三大政治法宝之一。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人民政府派出四个访问团分赴西南、西北、中南和东北、内蒙古的民族地区进行访问;这些访问团由民委、文教委、卫生部、贸易部、青年团等不同单位的专家学者和工作人员组成,通过访问少数民族各界代表人士、召开民族联谊会和群众大会、举办民族干部培训班等方式,深入到少数民族基层地区,向广大少数民族群众传达党中央、毛主席对他们的亲切关怀、宣传党和国家关于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政治主张。在一些具备建立民族自治地方条件的地区,还协助当地培养民族干部、建立自治机关。除了派出代表团访问民族地区,还采取“人来人往”“上来下去”的方式,中央和各地人民政府还分批组织一些边疆少数民族的上层人士和基层少数民族优秀代表来内地参观访问、让各族人民现场见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光辉成就;邀请各民族的代表来北京参加国庆庆典等活动,展示各族人民同属中华民族大家庭其乐融融的氛围。

  

   这种大规模的派出中央访问团深入民族基层地区、对民族地区进行摸清家底式的大规模长时间社会历史调查,是中国民族关系史上史无前例的创举,有力地增进了各族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巩固了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这些举措,也了解了广大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等一手资料,进而为党和国家制定民族政策、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提供了决策依据的同时,也使广大少数民族群众深切体会到了祖国大家庭的温暖,增强了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对党和国家的认同感和向心力,以及其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一分子的光荣与自豪。这些举措,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宗旨,深入到少数民族基层地区,了解少数民族群众的现实生活状况和要求当家作主、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强烈愿望;改变了古代的羁縻制度之下中央政府通过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司、领主、头人、宗教领袖等上层人士与各族人民群众进行沟通的局面,实现了中央政府与少数民族公民的直接联系与沟通,有力地增强了少数民族地区对于中央政府的向心力,更是清末以来中国国家建构的一种质的飞跃。

  

当然,从根本上来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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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19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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