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锦清:重新发现中国,民族复兴与话语重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75 次 更新时间:2019-10-08 21:5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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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锦清 (进入专栏)  
在比较不太长的时间内赶上科学技术先进国家水平”,毛泽东改为“我们应当更有信心,在比较不太长时间内赶上和超过科学技术先进国家水平”。简单地讲,必须用几十年的时间赶上和超过西方资本主义用几百年时间才能达到的水平。

  

   正式的文本是60年末的,周恩来在第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明确提出分两部分,1965年开始到2000年,到本世纪末,分两步走。第一步到1980年,花15年时间;第二步从1980年到2000年,总目标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实现战略改造。这是三届人大的赶超任务,后来的四届人大重申了这个任务。所以文革结束以后,中国大地就响起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声音。

  

   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主导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他对原来的赶超框架做了反思。他在1979年和来访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说,到2000年分两步骤,第一步花十年时间,1980年到1990年,第二步是1990年到2000年,把GDP翻两番,初步实现小康社会。

  

   第二步是实现四个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所以邓小平吸取了原来欲速不达,急于求成的教训,很谨慎。

  

   邓小平那个时期没有提出赶超的任务,而是以人均GDP为标准。

  

   当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发展的目标是高度谨慎。一直到2000年,我们检查小康实现了没有,我们在“小康”这个词前面加了三个限定词“不平衡的,低水平的,差异极大的”。和全国人民讲,到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

  

   而所谓全面小康,就是消灭绝对贫困,就有扶贫攻坚。中国2001年加入WTO以后的经济增长形势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好。外贸形势增长到2001年到2008年基本上在10%左右。

  

   十九大,我们更是提出了“新时代”,“两个百年”,“伟大复兴”一系列新理念,中华民族已经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

  

   “中国制造2025”按照既定规划,到2035年达到制造业强国阵营的中等水平,到2045,综合实力进入世界制造强国的前列。

  

   世界经合组织一份报告显示,中国进入21世纪以后,研发强度快速上升,技术差距明显缩小,以此为背景,整个西方阵营就感到焦虑起来。

  

   十九大报告提到的“中国特色社会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我当时听报告的时候,感动得差点掉泪,因为这样的话语对我们这一代人感受很深。因为我国的近代史,每一页翻起来都是那么的沉重。

  

   所以读完这个话我很兴奋,因为它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的生机,是在世界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这也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的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的选择。我们和西方争夺话语权、发展的定义权,这引起了西方高度的焦虑和不安。

  

   我前面讲的主要是在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共产党实现了中国从新民主主义转为社会主义、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历史使命。这个使命源于近代。通过改革开放的30年,直到今天我们还尚未完成这个使命。但是我们可以指望在未来二、三十年间完成。在座的这一代人将亲见完成的那一天,那一天将是世界历史的中国元年——这一语词也不是我们造的,也是西方的左翼帮我们造的。

  

   美国左翼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把2015年定义为是中国的世界元年。因为他认为2014年按照购买力平价的数据计算,中国的GDP在该年末就超过了美国。后来国内的一批左翼和民族主义就将这个词在网上炒得很热。我也不大上网,偶然看到这个语词觉得这个表述很有意思,所以我这里也采用了,但是国内我们一般还是按汇率计算比较多。所以那个消息在国内并没有过多的传播。但是我们的人均GDP还差得很远。

  

   2010年中国的GDP总量超过了日本。这件事情在我们国内并没有被当成一回事,因为按人均GDP算,国人觉得我们还落后日本很多。可是日本却把这当成一回事了,2004年出版了沟口雄三的一本书叫《中国的冲击》。

  

   他在第一章中预测中国在未来10年到20年GDP总量要超过日本。对于这件事情,日本的朝野上下没有一个人意识到,也没有一个人有精神准备。沟口雄三说日本从甲午战争以来就自以为是亚洲的中心,而中国则处于边缘。日本一直俯视着中国。他说,中国的改革开放促成中国的经济增长,而中国要回到亚洲中心的地位是迟早的事。自2000年起,沟口雄三所接触的中国朋友已不再仰慕日本,而经常在他面前谈起日本的教训。

  

   沟口雄三还研究过中国近代的知识界,他认为好像中国知识分子从来没有把日本作为模范来学习。虽然近代中国有过赴日留学的高潮,但当时的中国人不是仰慕日本,而是仰慕日本学习西方的成功经验,这仍是变相的仰慕西方的富强。现在的中国人又称日本为小龙,这一称呼背后体现的中国人的情绪,日本人并未察觉。

  

   他们仍然以为日本可以凌驾于中国之上。实际中国要回到亚洲的中心,日本要回到亚洲的边缘,是不可回避的大趋势。

  

   中国曾经是亚洲的中心,所以今天中国崛起不讲“崛起”,而讲“复兴”。所谓“复兴”也者就是回到曾经有过的辉煌和地位。

  

   2002年,一位德国的驻华使节出了一本书——《中国——一个世界强国的复兴》,他也叫“复兴”,他也没有用“崛起”。中国整体技术制造业作为现代化的核心,目前三个位置都有:有大部队还在跟跑;有中间的部队已经并跑;也有前沿的已经领跑了。

  

   当时我的一些朋友都不相信中国已经有领跑的部分,因为我们前些年山寨还很多,大家一直在讨论为什么创新在西方,而模仿在东方。当时西方人夸奖说中国有巨大的模仿能力。中国人则将中国没有创新能力怪罪于中国的灌输式教育。他们说人家美国的教育能够培养创新的人才,而我们的制度培养只能复制别人创新成果的人才。

  

   华为目前在5G技术上做到了世界领先,但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普遍自我批评能力都比较强,这就是孔子所讲的“反求诸己”。我们习惯于检查我们自己哪里不好,渐渐就会就摧毁一个民族的自尊和自信。

  

   而更重要的是这样会养成崇洋媚外的基因。胡适先生30年代说中国万事不如人,要死心塌地向西方学习。他说中国人丧失自信心了。而到1936年的时候,鲁迅先生一篇文章,说中国人丧失自信心事实上是当时知识界的主流。

  

   有的人被打到脊梁骨之后就倒下。现在搞科技的知识分子倒非常有力气。去年我们到合肥,参观了科大讯飞。当时的负责人介绍他们的技术非常先进,已经在世界上达到了比较高水平。虽然我们听不太懂,但印象还是很深的。

  

   所以在今后的二三十年,中华民族在即将实现伟大复兴的那一刻,其中主要的标志还是技术和经济上,尤其是高端技术和制造业方面。

  

   当这两个方面的最后一步的进口替代完成以后,我们就能够自己造各种产品。到那时,中国也就达到世界一流了。

  

   所以近代以来的民族自信,一般来讲,只能从未来的成功现代化的实践里面去寻找。这40年来,尤其是近10年,我们似乎找到了一种民族自信。所以我对所有的关于高端技术、卡脖子技术的突破,都非常惊喜。中华民族赶超的那些坚实的脚印,就是通过那些个所谓卡脖子工程、卡脖子技术一个个的突破来完成的。

  

   一旦某种技术被突破,与之相关的同类产品的市场价格,一般就最少降低30%,最多可以降低到70%。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是因为它通过先进的技术和制造业造成高额的垄断利润。一旦我们突破了以后,它就只能把价格降下来和我们竞争。

  

   所以说,作为生产者要有爱国主义情怀,生产出更好的高技术产品,鼓励消费者到你这里买,高利润也就不会流向西方了。

  

   如果西方的高利润产品价格都降下来了,那么他们的高利润就会断掉,相应地,投入的研发费用,还有高工资和高福利都无法应对。一旦这个链就断掉,他就出问题了,他的人权民主制度就成了内部不断恶化斗争的诱因。不要高估了西方的人权民主,没有外部资源的源源导入,他们是维持不住的。

  

   我详细研究过古希腊民主,它的民主时间其实很短。从公元前499年希波战争爆发,到公元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希腊有近50年所谓辉煌的民族历史。其中雅典最为优秀辉煌的30年,是伯里克利统治时期的30年。但不要忘记了他是寡头,与其说是人民选了他,倒不如说是他领导了人民。在他那个时代,雅典总共也就二三十万人,他却搞了很多恢宏的工程,凭的是什么呢?一个原因就是希波战争以后,希腊就成为整个地中海的海上霸权帝国。它的同盟叫“提洛同盟”,所有同盟城邦每年都要向它交保护费。

  

   这些以黄金为主要形式的保护费都储备在提洛岛上。而伯里克利执政第二年就把金库提到雅典来了,所以有大量的同盟的公款进入到雅典。然后海军保护的各个港口,各港的贸易费用也流向了雅典。因为民主意味着财富的分配,这些财富的持续的向雅典的流动,给了雅典公民很多分配的福利。但是雅典只有公民者才有权分配,公民大概5万人左右,并不包括女人小孩和外邦人。

  

   所以公民就是特权的意思,有参与公共财富分配的权利。分配官职也就是分配报酬的意思,没有这个东西也就没有民主。后来和平了,别人不愿意提交保护费了,然后他们还投靠了斯巴达。到后来雅典民主的结局就是内斗不断,最后崩溃了。

  

   西方近代民主化的一个特点,就是它要有一个大量的外部资源向内部导入,使得内部的分配和机会有增加的客观条件。而今天的中国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没有这个条件,只能依靠自己苦干。所以我们把人权解释为发展权是天经地义的。

  

也由此,随着中国的崛起,改变了全球财富的流动和配置,这也引起了美国霸权的生存焦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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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观察者网2019.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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