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把天下的取向嵌入国家:民初“好人政府”的尝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9 次 更新时间:2019-10-08 21: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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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田 (进入专栏)  

   胡适甚至提出,当时不仅应裁兵,而且要“裁官”。他又“深信现在官吏实在太多了,国民担负不起”。坦白说,与后来的政府相比,所谓北洋时代的官吏只能说少,实在谈不上多。且这主张还有些内在的紧张:一个不得不积极作为的政府还要官少,似乎有点既要马儿快跑,又要不怎么吃草,是很难做到的。即使两个“正确”的主张,叠加起来就可能成为一个难以完成的任务,却也表现出民初政治伦理转换时的困窘——既要政府强治,又要政府小,真是名副其实的勉为其难。

  

   而这样的好政府,在胡适眼中也不过是“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还不是“理想中的政治组织”。他知道其他“国内的优秀分子”还有别的理想,诸如全民政治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但他希望大家能“平心降格的公认‘好政府’一个目标”,因为这是一个“切实的、明了的、人人都能了解的目标”,也是一个可以完成的任务。

  

   今天看惯了教科书的人,可能不容易理解在一个公认军阀控制政治的时代,产生一个由好人组成的好政府是个“切实”的目标。然而在这个宣言发表几个月后,一个“好人内阁”还真就产生出来了。在那样的时代,居然可以产生出一个好人内阁,尽管不过是昙花一现,是个特别需要思考和解释的现象(详另文)。好人政府的成功筹组及其很快以失败告终的具体进程,已有不少的论述,这里就不一一叙述了。

  

   特别有意思的是,胡适等人可能是那时中国最西化的知识精英,且一向具有较强的反传统倾向,他们居然提出一个近于天下时代贤人政治的政府理念,试图运用在一个新的国家时代。而他们强调的又是一种接近现代国家政治的积极政府观,针对的则是接近小政府传统的无治倾向。正是价值中立的工具主义政府观所提供的弹性观念空间,使得传统的贤人政治可以与现代国家政府理念关联互动,把带有多重内在紧张的取向熨帖得似乎浑然一体。

  

   另一方面,由于天下已去,好人(贤者)以及其后更广大的读书人群体,如何在新兴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确定自己的定位——是倾向于国家,还是倾向于社会,或他们是否可以超越于国家和社会,一直是民初有心人思考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换言之,后天下时代的国家(政治)与社会应是什么样的关系,该怎样认识国家、社会及其相互关系,特别是其间政府的定位,这些我们或已司空见惯的问题,对时人来说都是新起的问题,也是绕不开的基本问题。

  

四、从国家与社会的关联探究政府定位

  

   梁启超在1915年说,政治与社会的关系是“迭相助长,如环无端”,很难“强指其缓急先后之所存”。若针对国家机关中人说法,“当昌明社会托命于政治之义,使其知责任之所存”;若为国家机关以外之人说法,则“当发挥政治植基于社会之义,使其知进取之所自”。张东荪随即呼应说:

  

   数年以来,哲人论客,常腐心于一问题,此问题维何?曰:以社会促进国家乎,抑以国家改造社会乎?易言之,即借社会之力驱迫国家,使即于善良乎,抑率国家之力强制社会,使得为改革乎?更易言之,以国民之力刷新政府乎,抑以政府之力保育国民乎?……诚如任公先生所谓:社会与国家,若环无端,互相因果也。今强折之为两橛,又安得不失败耶?以数年之经验,知政府固不能独善,而国民亦不能独善;社会不能独善,国家亦不能独善。

  

   梁启超所说的“政治与社会”被张东荪置换为“社会与国家”,他也同意两者“若环无端,互相因果”,不能强折为两橛。而改革的动力主要在国家还是在社会,是“数年以来,哲人论客”一直在深思的问题。且“以数年之经验,知政府固不能独善,而国民亦不能独善;社会不能独善,国家亦不能独善”。中国今日之现状是,正因“社会之不良,故国家不能致善”;也因“国家之不能致善,故社会不良”。故不论国家主义、民权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在当时“皆失其根据”。因为“言国家主义,则失之太高;言社会主义,则失之太远”。

  

   这是一段非常有意思的话,从张东荪对词汇的置换看,国家、政府和政治是同义词,而社会和国民是同义词。他更明确指出,“以科学的研究观察之,社会与国家本系一物”之“二方面”,他不过为了“从俗用”而分别言之。如果这样,上面两组同义词在学理上也成了“一物”之不同“方面”,似乎难为今人所接受;但恰说明这些名相可能都是天下的衍生物,在天下时代本可分可不分,不过在尝试共和的“数年”以来,却形成了分而言之的“俗用”(以下的讨论,也大多依从时人的“俗用”)。

  

   如果依从新的“俗用”来讨论,则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如环无端,是不少人的共识。中国人如此,外国人亦然。那时在中国的杜威就说,“有好政府然后有好教育,有好教育然后有好政府”。但“是先造好政治再让他发现好教育呢,还是先造好教育再让他产生好政治呢?这是循环的问题”,正如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永远解决不了”。要想解决,只“有下手去实行”。

  

   罗素的看法与杜威相近,不过答案更明确。他认为中国问题要达成“根本的与永久的解决,端赖教育”,且必须是普及的、近世的和科学的教育。但“中国若无较良于现政府之政府,恐即初步的教育亦难办到”。因为若不发展实业,教育所需的经费就无着落。而不先从事政治的改革,发展经济的问题也不能解决,故“欲解决中国之经济问题,必先解决中国之政治问题”,也就是“中国之政治改革当在发育经济之前”,然后才是更为根本的教育。

  

   两人的主张都对胡适有影响。《主张》发表后得到大量反馈文章,胡适看后“颇有感触”,作《后努力歌》说:好社会与好政府、好教育与好政治,都是互为因果而解不开的“连环”,唯一办法就是努力或干,而不必计较其孰先孰后。这基本就是据前引杜威之言而作,然而杜威提出的下手实行是抽象的,而胡适的“干”却明确选择了往政治方向努力,与罗素的结论相同。因为胡适知道,“政治与法律的权力,因有组织,因有公共目标,故可指引各方面的能力向一个共同的趋向走去,既可免冲突,又可增进效率”。故他希望“人人都觉悟,政治不良,什么事都不能做”。而政府“这种工具,若用的得当,可发生绝大的效果,可以促进社会全体的进步”。既然选择了干,政治的确更有效率也更容易起作用。

  

   关于政府的作用,不十分赞同好人政府的蒲殿俊和胡适的看法接近,也强调“不能说政治是不清高的事。因为要共同生活,就要有共同组织。而政治就是调节、发展人类共同生活底组织内中最重大的一种手段”。故社会事业办不好,“多半从恶政治来”。简言之,人间没有“和政治断绝关系的社会事业”。要把政治和社会区分开,是“极不通”的。不过他又说,“政治是为社会而发展的,同时又要待社会而发展。社会方面底工作,比政治方面更重要些”。且政治工作不能单独进行,“还要靠社会方面底工作做基础”。故“从社会方面下工夫去要求良好政治,是真实的澈底的;从政治方面下工夫去要求良好政治,往往不可必得”。就是侥幸得着了,也“靠不住”。

  

   蒲殿俊的意思,尽管政治可以调节社会发展,要获得好政治,却不能仅依靠政治的努力,反而要从社会下工夫。张东荪则更进一步,对胡适的好政府主义表示怀疑说:“以为一个政府高悬于上,只要有了理论上的统治权便能支配一切,事实上是没有这回事的。”因为“政治本不是超越的”,以当时流行的裁兵而论,“若社会方面没有强有力的后盾,即有一个好政府发下命令也是不中用的”。在他看来,“好政府不容易组织”已是困难,但“好政府的后盾”更“不容易得”,才是问题所在。

  

   由于好政府主义首先强调有政府主义,显然是重视并强调政府之“能”,像张东荪这样倾向无治的人,很难表示赞成。不过他和胡适不久前还见面吃过饭 ,又不想把反对之意说得太明。故他始而言“我对于胡适之先生的主张并不根本反对,不过我的说法和他不同”;继而说“胡适之先生之好政府主义,于相当范围内吾固乐为之赞成。若以好政府为政府万能之口实,则吾不能不首先反对”。他进而补论“政府之性质”说,中西很多人都“视政府为社会之总枢纽,即觉苟使我能执政柄,必不难拨乱反正”。其实“以政府为总枢纽与总籥者,以为但握得此总籥便能解决一切,实亦出于真明天子之思想”。这是他在两天里第二次提到“真明天子”,就是要把好政府主义往传统上靠,表明这是一种过时的思路,进一步显露出他反对的真意来。

  

   张东荪承认“铲除恶政治”是“中国今天惟一的急务”,但也到此为止。“铲除现在的恶政府”之后,“不必另建一个万能的良好政府”。因为中国“建设的责任”在“社会全体,在行使社会的各种机能的人们的组织”,而“不在革命后的好政府”。政府固然是“不可缺的”,但不必“一切建设事业都须由一个万能的良好政府来做发动总枢纽”。反过来,中国的急务“在不依赖政治的力量而从各种职业自动地开发其事业,自动地改良其组织,然后有总会合的那一天,便是全体的新中国出现”。那天是民国十年十月十日,故称“三十节”。简言之,应当把社会当作改造的基础,而不是把社会当成政治的附庸。中国需要铲除恶政治,但建设的责任在社会而不在政府,不论是不是好政府。

  

   且从西方“近代社会现状”观察,由于地区自治和行业自治,“政府之重要已不如前”。故“自今以前,政府固确为社会之总枢纽也;今则渐变化矣,政府虽为社会之枢纽,而已渐失其为‘总’”。这里的“自今”是个以前和以后不同的分界点,张东荪显然不是随意一说。在他看来,当时欧洲已出现“非玄学派的新政治学”,转“从实际上研究国家与政府,而不再向玄理上求其超越的意味”。而中国尽管尚未出现欧洲那样的社会变化,也已从“神权时代君主政治”转为“民主政体”。故“虽中国情形远非欧洲之比,然以文化促进之结果,吾敢断言终必趋赴此途”。这是他之“所以不问现实愿鼓吹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因。

  

   这样的看法,与张东荪那时退出筹组中国共产党的活动直接相关。因为当时不少人以为,苏俄“以一党派的力量握得政权而以力征服全国,强行其社会主义”的例子可以证明政府对社会、经济的主导作用,但他觉得苏俄的经济成绩不明显,反而是“以政治手段改造经济的一个失败的证明”。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必是把社会全体来改造。要改造社会全体,必从思想方面、政治方面、经济方面同时自动的并举方可成功。若单握得一个政治的枢纽是不成功的,若单解决一个经济的问题也是不成功的”。实际上,他自己就是“因为看见布尔雪维克主义实在不行,所以才主张基尔特社会主义”。

  

   所以,张东荪转向自下而上的社会之路,除了本就倾向无治,也是感觉到自上而下的政治之路在苏俄没走通。此前梁启超在提出政治与社会的关系是“迭相助长,如环无端”时,便宣布自己将“稍辍其积年无用之政谭,而大致意于社会事业”。在章士钊看来,这一表态也是因“今之政治无法可设,不得不转而诉之社会,冀先植政治上不拔之基”。

  

按梁启超是在政治和社会的关联“如环无端”中做出的选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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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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