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国:重思1900年使馆被围及义和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40 次 更新时间:2019-10-08 08: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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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国 (进入专栏)  

  

使馆区被围之前


   列强派兵护卫使馆并非自义和团危机始。1898年夏天,董福祥率甘军进京加强防卫,以面临日益加剧的列强威胁。[1]1898年10月1日,以英国为首的各国公使就以9月30日北京前门天桥一带的一起涉外治安案件为借口要求派兵护卫使馆人员安全。10月7日这天,就有“英国水兵28人,德国水兵30人,俄国水兵30人,哥萨克兵30人进入北京。”随后,意大利,日本,法国,奥地利,美国跟进。到11月,以上八国驻京的军队人数(含士兵,军官,军乐队)总数达到276人。这只实际带有“政治性质”的军队一来,各国公使立即要求将对他们不友善的董福祥所率甘军逐出北京。[2]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的笔记则认为,是董福祥军队的出现导致联军进北京护卫使馆。[3]

  

   义和团危机爆发以后,各国再次派兵护卫使馆,并违反清政府规定的人数限制。到1900年5月底和6月初,八国共有420名士兵和军官乘火车抵达北京。[4]被清政府视为北京门户的大沽炮台在6月17日被联军攻破,是中外冲突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直接导致了清政府从10日起主管总理衙门的端王在19日以外交照会宣布,以“拳会纷起”为由,限全体使馆人员在24小时内离开北京赴天津。在交涉过程中又发生了德国公使克林德被害事件,此为第二大转折。事实上,在克林德被害之前,使团仍在重重疑虑中思考按照清廷的19日的要求在24小时内离开北京的可能性(1899年毓贤在山西以邀请搬迁为名诱杀44名传教士及眷属是个极好的教训),而克林德遇害促使他们彻底认识到,离开使馆区意味着生命危险,只能留下等待救援。

  

   英国公使窦纳乐(Sir Claude MacDonald)日记中承认,6月20日之前使馆区已经加砌了简易的街垒,但正是克林德之死促使外交使团认识到他们面对的真正对手已经不是一般的民间迷信团体,而是有组织的政府武装,因而从6月20日开始,使馆区的防卫开始认真地进行了。[5]这一天也成为“北京之围”(the Siege of Peking)的正式起点,直至8月14日解围。

  

使馆区内的防务

  

   坚守开始后,约一百名外籍妇女和儿童被集中送进建有防御工事的英国使馆,另外还有六百多名中国人基督徒和使馆雇佣的佣人,其中一半也是妇女儿童。[6]一个被困的,后来以普迪南姆·威尔署名出书的英国人解释了原因:英国公使馆四面被其他领馆和防御工事包围和防护,处于最为有利的位置。[7]在英国使馆内,人们被组织起来:每个使团,传教士团体以及总税务司派出代表组成了一个“公共慰安委员会”(Committee of Public Comfort);其下又设立若干次级委员会,如美国卫理公会传教士领导的“要塞委员会”(Fortification Committee), 一个“食品供应委员会”(Food Supply Committee),一个负责管理被困区域内五口水井,每天测量水深,管制用水的“供水委员会”(Water Committee),以及另一名美国传教士领导的“本地劳工委员会”(Native Labor Committee)。在最初几天的混乱后,各个委员会各司其职,就连坏了的手表和皮靴都能得到免费的修补。[8]一名医术精湛的德国军医广受欢迎,被好几种语言呼叫。[9]“食品委员会”里的日本上校柴五郎甚至从攻城的清军士兵手里收购藏在袖中偷带而来的鸡蛋,而这些鸡蛋被分发到使馆区内临时医院的妇幼手中。[10]不仅如此,“食品委员会”还抢劫了防线内的已无人看守中国店铺,抢走了约200吨(8000蒲仕耳)小麦,几吨大米,大量肉类,卷烟和酒。[11]

  

   这支四百多人的多国使馆卫队武器并不精良,除了人手一支步枪外,只有三挺机枪分别为美国人,英国人,奥地利人持有,唯一的炮是意大利手上只有120发一磅重炮弹的山炮。[12]他们负责保护使馆区内的4000余人,其中前来避难的中国基督徒有约3000人(按周锡瑞的研究,正式登记参与围攻的拳民人数为30,000人),外国人中非军事人员473人。[13]在一名英国人的观察中,被困的法国和意大利神父经常撂挑子,袖手旁观,把工作推给更为“精力旺盛”的盎格鲁撒克逊人。[14]

  

   窦纳乐的记载中多次提到为他们提供情报服务的中国探子。在使馆区内的中国人通常被组织起来修筑工事,一名日军陆军上校建立了一支约20人的大刀长矛巡逻队。[15]中国教民成为不可替代的劳动力。很多幸存的外国人后来承认,如果没有中国人的协助,整个使馆区是无法防御的。[16]伯希和的记录则提到毛瑟枪和从被卫队击败的义和团手里缴获枪和子弹。

  

   窦纳乐7月19日至20日两天的笔记中记录了也在使馆区内的法国汉学家,时年22岁的伯希和不小心误入清军防区,被当场逮捕之事。窦纳乐记述说,伯希和被带进了一座官衙,但并未受到虐待,该官员只是询问了使馆方的兵力,损失等,而伯希和则敷衍对答,最后被荣禄手下士兵穿过清军士兵和义和团民的街道,礼送回到使馆。[17]事实上,7月17日,使馆和清政府之间实现了一次停火。按当时和伯希和在一起的西人的追忆,伯希和主动和中国人握手,并被带走。不久后,一个中国士兵带回伯希和的手信,声称自己正和荣禄一起喝茶吃水果。伯希和被护送回来以后,告诉同僚他去见荣禄“多少是自己要求的。”[18]

  

   1900年3月15日,即将年满22岁的年轻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经越南从香港乘船抵达上海。一路拜会法国在华外交界宗教界要人后,伯希和于当月29日到达北京。他可能没有想到,自己会意外地成为一个保卫被围攻的使馆区的志愿者。从5月开始,伯希和开始密切关注义和团骚乱,在他的记载中,从6月5日开始,使馆区开始自行组织,从天主教南堂救人。此时的伯希和,还全然不知道后来他的命运与之紧密相连的敦煌藏经洞——洞是道士王圆箓在这年5月26日偶然发现的。6月20日后,伯希和零散的记载中充满关于纵火的记录和自己英勇的战斗,并写道,公使们在6月24日开会,要求意大利人把他们的用于打击纵火者的大炮拿出来公用。

  

   在伯希和的笔下,使馆卫队和志愿者不仅进行防御,还从中国军队手中抢夺城墙要地,工事和大炮。到7月8日,伯希和发现,围攻使馆的都是董福祥的军队,他们和义和团已经爆发内讧,义和团离开,而董福祥军队又雇佣苦力来纵火和投掷汽油弹。通过审讯俘虏,伯希和等人发现,清军正规军士兵根本瞧不起义和团,而且嘲笑他们:“你们不是刀枪不入嘛。”伯希和也亲眼看见了挥舞大旗,手舞足蹈,毫无畏惧地冲锋的义和团民。

  

   其实,义和团民真正面对洋枪洋炮的时候,不仅难以抵御,还会产生强烈的恐惧感。汪康年记录了一起被八国联军击溃的义和团“残匪”在京郊西山一个村庄里勒索富户钱款的故事。富户被人告知告官无用,不如直接告洋人,结果洋人派一小队士兵围住义和团驻扎的寺庙,枪声一响,团民“乃惊起,仓皇出御,尽被杀。”[19]早在围攻西什库教堂的时候,观者就发现“拳(民)实不敢前,哗噪而已”。[20]在这种看起来咋咋呼呼,实则“恐洋”的心态下,义和团甚至把洋人的能力谣传得“比实际存在的还要神”,内心并存着对“西洋科技的崇拜与恐惧”。[21]伯希和在写给母亲的信中甚至自信地宣称:“欧洲的步枪是令中国人望而却步,胆战心惊的。”[22]

  

围绕使馆区的角力

  

   尽管清廷在6月21日下了一个屡遭后世嘲笑的“宣战诏书”,列强似乎并没有把这份文书当回事。6月24日,英国驻广州领事司各特(C. Scott)致电英国外相索尔兹伯里侯爵(Marquis of Salisbury),报告说法俄两国已达成共识:由于清军的行动不是依照政府命令,只是被义和团裹挟,因此法俄两国并不认为列强和中国处于正式的战争状态。[23]司各特一度怀疑慈禧已经失势,后来又把慈禧可能召李鸿章入宫奏对看作“有利的迹象”[24],可见慈禧一直给外界一种亲西方的印象。普迪南姆·威尔则相信6月25日的一次停火是荣禄在执行慈禧太后的命令。[25]

  

   在列强雾里看花的揣测中,也有人看出慈禧对义和团有一定的“同情”,但一直寄希望于她最终出面摆平。事实上,正是这种看似超然的立场和难以捉摸的神秘性,更有利于慈禧根据形势调整自己的对外姿态。

  

   据清末笔记《春冰室野乘》,董福祥的甘军攻击使馆区久攻不下,朝廷召武卫军以开花炮队协助。负责开炮的分统张怀芝在大炮架好之后向上级荣禄请示,提醒说炮一发出去,使馆顷刻就成齑粉,攻下不是问题,怕将来难交涉。荣禄在张怀芝的坚持下只得说:“横竖炮声一出,里边总是听得见的。”张怀芝知道荣禄已经批准“假打”的建议,回到城墙上的炮位,命重新校正,最终对着空地射击一昼夜,不久就接到了停止攻击的命令。[26]当然,窦纳乐并不知道其中的猫腻。

  

   6月24日,清军的一门的克虏伯大炮已经架在了前门上,炮弹打进了英国使馆内。[27]伯希和6月29日的记录提到了炮弹掉进公使馆。根据窦纳乐的笔记,清军在7月2日使用克虏伯大炮对使馆区进行炮击。他说,只有一两炮命中目标,大多数则都打得太高(the majority, however, were going too high)。[28]同一天的伯希和笔记也提到了同样的情景。他写道:“……所有的炮声都在空中散去,一点也没有打倒我们这里。”[29]7月5日,法国公使饭厅被70毫米口径克虏伯大炮炮弹击毁。7月13日(星期五)这天,清军再次开炮,炮弹包括普通弹和开花弹(shrapnel shell)两种。在窦纳乐的记载中,炮击引起了房屋着火。当天傍晚,清军又试图以挖地道埋雷的方式攻入使馆。地雷战炸死了两名法国水兵,坠落的石块砸伤了法国籍舰长,但清军方面因为没有准确估计地雷爆炸的威力反而被炸死30人。[30]在伯希和会见荣禄的的几天中的7月21日,上海电报局接到美国驻华公使康格(Edwin Hurd Conger)发自使馆区的电报,声称英国使馆遭到清军炮击,“急须来兵解围。”[31]

  

以使馆卫队装备和人数的劣势,而清军人数众多,居高临下,又拥有大口径重炮等情况看,熟知高层内情的恽毓鼎所言不虚:“荣相实左右之。隆隆者,皆空炮也。且阴致粟米瓜果,为他日议和地也。”[32]并非是西方人想象的他们真的组织了有效的防御,只是清廷没有真的痛下杀手而已。清廷高层实际上一直是为最终处理危机留有后手,即吕思勉在讲义中说的“有因令缓攻者,故未下。”[33]郭廷以则指,“由于荣禄的暗中庇护,慈禧心情变幻无常,时而猛攻,时而停止,时而谈判,时而馈赠食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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