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检秋:学术多元化的源流——近代“文艺复兴”说的思想阐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8 次 更新时间:2019-10-07 23:5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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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检秋  

   摘要:近代知识界曾流行中国“文艺复兴”说。清末梁启超及国粹派将“古学复兴”比作欧洲文艺复兴;民国年间,胡适等人则以“文艺复兴”来论述、推介新文化运动;至三四十年代,不同流派的文人学者也以此构想中国文化的前景。中西“文艺复兴”的具体内容多有差异,但近代“文艺复兴”说蕴含了学术多元化思想,是民主精神在学术层面的体现,与五四新文化本质相同。“文艺复兴”说超越了激进和保守的思想偏向,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

   作者简介:罗检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原载《学术界》2019年第9期。

  

  

   晚清以降,欧洲文艺复兴文化逐渐在华传播,与近代思想文化密切相关。清末民国不少学者、思想家、文学家都曾呼唤中国的“文艺复兴”,其言说重心不尽相同,但有其连续性和共性,显示了近代思想、学术的复杂历程。今人关于近代“文艺复兴”说的论述仍集中于胡适和五四思潮,少数涉及清末“古学复兴”者流于罗列事实,尚未注意其与学术趋势的内在关联,对其思想本质的探讨仍显不足。目前的五四研究也大抵偏重于思想观念和政治事件,而对新文化的学术根柢缺少探讨。盖一则因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学术上逊色于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等前辈大师。再则,在思潮变幻、主义风行的激情岁月,学术的社会角色被无形遮蔽了。五四思潮的发动、参与及稍后的诠释者大多是知识精英。他们注重思想革新,而又浸润于古今中西之学。当后人着眼于中西文化的个性,纠结于中西文艺复兴的差异及其政治关联时,则近代“文艺复兴”说不免牵强附会。但如果探析其学术基础及源流,注意它与学术多元化的内在一致性,则其思想意义和文化价值鲜明可见。本文从学术思想史角度考察,以期加深对近代“文艺复兴”说及五四新文化的认识。

  

   一  褒贬不一的“文艺复兴”说

  

   因认识角度不同,人们对五四思潮的称呼难免会横岭侧峰。当时人多称为“新文化运动”或“新思想运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的又称之为“启蒙运动”或“文艺复兴”。胡适表示:“我本人则比较喜欢用‘中国文艺复兴’这一名词。”新文化运动“与当年欧洲的文艺复兴有极多的相同之处”。虽然尚未涉及艺术,而文学革命“是一项对一千多年来所逐渐发展的白话故事、小说、戏剧、歌曲等等活文学之提倡和复兴的有意义的认可”,两者没有什么不同。胡适重视复兴民间学术文化,有时也称之为“再生(时代)”。

   受其影响,傅斯年、罗家伦等人创办了《新潮》,刊名英文为The Renaissance。傅斯年说:“我以为清朝一代的学问,只是宋明学问的反动,很像西洋Renaissance时代的学问,正对着中世的学问而发,虽说是个新生命,其实复古的精神很大。所以我平日称它做‘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 他认识到欧洲文艺复兴重视求真,而清代经学仍不免囿于儒学观念,但考据学盛行的“清代学问在中国历朝的各派学问中,竟是比较的最可信最有条理的”。随着胡适师生推波助澜,“文艺复兴”说在五四以后广泛流播。检索民国期刊可见,当时以欧洲和中国“文艺复兴”为题的文章约有200多篇。有的介绍了欧洲文艺复兴,有的表达了对中国“文艺复兴”的期望和构想,有的则比较了清末“古学复兴”、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欧洲文艺复兴的异同。胡适有关中国“文艺复兴”的中英文讲稿、文章多达数十篇,也被一些外国学人称为“中国文艺复兴之父”。

   胡适的“文艺复兴”说获得了不少赞同。有人断言:“五四运动与十五世纪之欧西文艺复兴,同一意义,同一价值,故曰:‘五四运动者,中国之文艺复兴也’。”这类言论在三四十年代的报刊上每每可见。直到抗战结束后,还有人肯定:中国的文艺复兴并非“复古”,而是实现文艺繁荣的运动,“‘五四运动’是曾经担负这一使命的”。

   与此同时,“文艺复兴”说也遭遇了非议。抗战时期,任职于中央大学的李长之虽期望中国的“文艺复兴”。但在他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只是一个“西化运动”,所以“不赞成用‘文艺复兴’来称呼‘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只是一个启蒙运动”。而外国学者把胡适誉为“中国文艺复兴之父”,“不能不说是有点张冠李戴了”。李长之的评论反映了30年代一些人对五四的新认识。他们不赞成胡适那样借复兴之名,行改造之实,而更倾向于复兴中国文化。

   “文艺复兴”说的情形比较复杂,也有鱼目混珠。30年代初,国民党要员陈立夫借此攻击共产党,认为“自经共产党利用它(文艺复兴)作为斗争的工具以来,可算是中国文艺上遭了一个莫大的厄运”。他强调应“抱总理大无畏的精神,与恶劣的环境誓死去奋斗”。受此影响,有人声称:就兴起的原因及本质来看,国民政府推行的“新生活运动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这类言论流于政治口号,本质上与学术文化关系不大。新文学健将周作人曾在20年代将文学革命比作文艺复兴,出任伪职之后仍认为:“中国文艺复兴,此名称极佳,吾辈固无日不在梦想中”。那时依附日本侵略者的周氏所谓“文艺复兴之梦”,或许真像痴人说梦,但亦委婉地流露了眷念中国文化的心理。而他强调“中国文艺复兴是整个的,就是在学术、文艺各方面都有发展”则不无所见。

   因为近代“文艺复兴”说在思想上、政治上的复杂性,以至时人、后人的认识难免雾里看花。当代仍有人认为,欧洲文艺复兴起源于“自发”,且“自尊”“自信”,而五四知识分子带有“疑古”“破古”“毁古”的思想倾向。五四新文化人虽有个人自由、个性解放的要求,却最终被民族主义所吸引,皈依于各种主义之下。即使在最相似的文学领域,五四时期倡导的白话文已经存在了数百年,而中国新文学虽一度热衷于人文主义,但“很快就发展为一种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混合物”,后来又变成了“革命文学”。故有的论者认为,“在精神实质上,五四时期的文学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极少有相似之处”。甚者认为,胡适将五四新文化运动比附欧洲的文艺复兴,“是极其荒谬的”。

   人们贬评近代“文艺复兴”说,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聚焦于中西思想的差异,关注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和思想革新,而忽略了学术、文化内容。学术和思想不能完全等同,而学术是思想的基础。倘若对近代“文艺复兴”说的学术蕴涵缺少把握,也就不能真正认识其思想本质。五四思潮之所以澎湃一时,无疑经历了一个从涓涓细流,到汇集为时代潮流的过程。近代“文艺复兴”说并不圆满,深受社会环境制约,却既基于中国近代思想的发展逻辑,又有一脉相承的学术渊源。故对其认识和评价的视野,不能囿于中西文艺复兴的思想异同,而应探索其自身的学术源流和本质。

   近代“文艺复兴”说有近因、有远源。论者一般注意到,胡适在1917年6月归国的火车上,读到新版的薛谢尔(Edith Sichel)《文艺复兴》一书,遂生灵感,倡导中国的文艺复兴。其实,胡适在1913年10月留学初年已读到了一本英文著作,了解到欧洲“中古文化风尚”,觉得E.A.Ross将中国比之于“欧洲中古”,“非无所见也”。既然中国仍处在“中世纪”,则“文艺复兴”也是必然之路。同时, 1913年报载“上海亚东图书馆宣言”,提到晚周“中国书籍之兴”。“西方希腊、罗马,文教覃敷,亦当中国周、秦之际,东西相较,无多让也”。“顾自意大利国文艺复兴,五百年来,欧洲列国,百家竞起,继轨增饰,制作之富,滋市阗城”。而中国自“宋、明以来,尊向制艺,废置《诗》《书》”。故同仁集资立社,欲聚集海内外英才,“综辑群艺百家之言,迻译欧美命世之作”。论者认为,该广告为当时在亚东图书馆任职的陈独秀所撰。广告将图书事业比附于欧洲文艺复兴,虽属文化人的期望,而立意颇堪注意。这也表明,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前,陈独秀、胡适等人已关注中国的文艺复兴问题。就此而言,民初学术文化的新气象可谓此说近因。

   如果追溯近代“文艺复兴”说的思想源头,则它继承、发展了晚清以降的“古学复兴”趋势。除了科学、民主这些人们熟知的思想主题外,从学术史观察,其多元化特质鲜明可见。这种特质传承历史,见诸实践,也面向未来。何以言之?五四时期的“文艺复兴”说延续了晚清以来知识界疏离官学的趋向,体现了对学术平等精神的追求;在现实中践履五四精神,建立了多元并进的学术典范;在理想或未来层面,则凸显出对复兴中国文化的期望。

  

   二  清末“古学复兴”与学术多元化

  

   欧洲Renaissance一词早已流播于清季书刊,而译法不一。随时推移,使用“古学复兴”“文艺复兴”者渐多。“古学复兴”则是“文艺复兴”说在清末的主要表现形态。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长文,比较了先秦诸子与古希腊、印度学术的优长。对于近世学术,他认为清代汉学兴起后,此二百余年间的学术,“实取前此二千余年之学术,倒影而缫演之”。“总可命为古学复兴时代,特其兴也,渐而非顿耳。然固俨然若一有机体之发达,至今日而葱葱郁郁,有方春之气焉”。他着眼于“古学复兴”的思想解放之效,视诸子学复兴为近代学术发展的有效途径。到1920年梁氏撰《清代学术概论》,回忆18年前的论述则是“此二百余年间总可命为‘中国之文艺复兴时代’,特其兴也,渐而非顿耳……”。此处用词较前不同,大概不是记忆有误,想必是他以“文艺复兴”重释了“古学复兴”。故又云:清代以“复古”为职志的学术潮流,“其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而欧洲当‘文艺复兴期’经过以后所发生之新影响,则我国今日正见端焉”。

   马君武也在1903年撰文指出:“西方新学兴盛之第一关键,曰古学复兴Renaissance”。在他看来,“古学复兴之字义,即人种复生时期A second birth of the race之谓也”。故其复兴阶段首先是“绘画开新纪元”,然后“治希腊、罗马文学者已众”,第三级则是“研究科学之志勃然遂兴”。他叙述了欧洲近代科学和工业革命的历程,视之为救亡图存的根本,提出如果“效西方讲学之法,救祖国陆沉之祸,犹可为也”。晚清学者往往以“古学复兴”绍述欧洲文艺复兴史,许守微、章太炎、刘师培等国粹派学者多有类似言论。章太炎认为,先秦诸子没有受汉武帝“定一尊于孔子”的影响,“各为独立,无援引攀附之事”,最有价值。在擅长小学的章氏看来,“若是提倡小学,能够达到文学复古的时候,这爱国保种的力量,不由你不伟大的”。而国粹派的典型论述是邓实的《古学复兴论》。

   “古学复兴”的实质何在?梁启超根据清代以来的学术思潮,一言蔽之曰“以复古为解放”。从清初“复宋之古”,中经“复汉唐之古”“复西汉之古”,直至清末“复先秦之古”,“则非至对于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矣!”“古学复兴”没有忽视儒学的价值,却反对独尊官学,故“以复古为解放”的终极目标是“对于孔孟而得解放”。这反映了清代学术的基本历程,也表达了近代知识精英的思想主张。

   在封建社会,儒学成为诠释道统、维护治统的官学,故学术上的多元并进仍然是知识精英面临的难题。随着文化格局丕变,既否定官方儒学和孔教立国,又肯定孔子文化贡献和儒学价值的思路,在清末已不鲜见,而这场思想革新正是在“古学复兴”的旗帜下进行的。邓实指出:

    十五世纪,为欧洲古学复兴之世。而二十世纪,则为亚洲古学复兴之世。夫周秦诸子,则犹之希腊七贤也;土耳其毁灭罗马图籍,犹之嬴秦氏之焚书也;旧宗教之束缚,贵族封建之压制,犹之汉武之罢黜百家也。呜呼!西学入华,宿儒瞠目,而考其实际,多与诸子相符。于是而周秦学派遂兴,吹秦灰之已死,扬祖国之耿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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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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