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海飞:1958年版《鲁迅全集》的编注考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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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海飞  
”(25)这种例子在1958年版《全集》中很多,比如《随感录三十八》注释5“张之洞”中提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后面还要解释下:“它的主要的意思是说:中国古来的‘圣道’伦纪,典章文物,即所谓‘中学’,是永久不可变更的;而机器轮船,实业枪炮等等,即所谓‘西学’,是可以斟酌采纳的。‘中学’是立国的主体,而‘西学’则供一时的应用。”(26)1981年版该条注释则删去了这些解释,直接引用张之洞相应主张的文言文原文。(27)虽然都是“普及”,其限度在不同年代之间也有着微妙的差别。

   范围如此广阔,又当如何进行注释呢?冯雪峰也有精心的设定:“注释的方法和观点,必须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历史的方法和观点。立场和标准,是中国人民革命的利益和前进方向。而注释的目的固然在于使读者能够更容易地读鲁迅作品,但还必须能起一种对于鲁迅思想的阐明作用,使鲁迅思想的进步的、革命的、新民主主义的本质更昭明于世。”(28)从这段话即能推断,《全集》的注释是不可能客观的,尽管冯也强调“注释必须严守科学的客观的方法态度和历史的观点”。“科学历史的方法和观点”意味着需要坚持马列主义唯物史观,意味着相关论述需要遵从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注释最终指向的是“中国人民革命的利益和前进方向”,鲁迅思想的“进步的、革命的、新民主主义的本质”需要昭明于世。这是一种“革命史的宣教”,一种高层次的“普及”,而这种“宣教”的目的无疑指向政权合法性的确认与巩固。

   “革命史的宣教”最集中地表现在1958年版《全集》注释的一种特殊的形式——“题解”——上。这种形式如同注释本身,同样是1958年版的创举。(29)所谓题解,是指对于需要特别加以解释说明的篇目,注释者在首个注释中用加长的篇幅来详细阐发,主要是“关于时代环境的说明和带有历史评价的意义。这不仅是关于鲁迅本人的,而尤其是关于和鲁迅有关联的一切人物,事件和思想学说”(30)。在这个过程中,一部分适合“宣教”的内容则会被升华、改写,另一部分与“宣教”有冲突的异质性内容则根据轻重会被选择性回避,被批评,甚至被删除。鲁迅在此过程中也必然面临被利用,被“修剪”与被“缝合”的命运。典型的例子如1958年版《人之历史》注释1,用了整整三页的篇幅作题解,首先介绍了鲁迅写作早期四篇论文的革命历史背景,突出强调鲁迅的“革命”思想与目的:

   在当时的中国,一方面帝国主义列强已经日进一日地控制着中国的命脉,一方面孙中山等民主革命派已经形成,反清革命运动已经逐步临近高潮。当时的留日学生界就是反清革命运动的策源地之一。作者当时是参加这种革命活动的一个留日学生,不过他更注意于文化方面。……1906年他中止了学医,改选了文艺工作;但目的仍然在于革命的文化启蒙运动,并且更为鲜明。(31)

   对于作品的意义,题解则从思想战斗的层面给予肯定:

   在《文化偏至论》中,作者又尖锐地揭露了清朝统治阶级洋务派的反动本质,同时批判了改良主义运动的不彻底,并且认为中国不应该盲目地搬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和制度,这些在当时更有现实的战斗意义,起过革命的启蒙作用的。……《摩罗诗力说》……作者想通过这些富有民主革命思想和爱国主义精神的诗人的介绍,号召人们起来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以及垂死的封建文化。(32)

   然而,鲁迅早期并未亲近马列主义,其思想中具有大量异质性元素,如何评价与处理这些鲁迅“遗产”成为问题。这就需要对前后期鲁迅作有效的“修剪”与“缝合”。题解一方面要批判斯谛纳尔、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反动”思想,指出鲁迅认识上的错误:

   斯谛纳尔、叔本华、尼采等人,都完全不是如作者当时所理解的那样——代表当时欧洲社会的新生力量的思想家,而是恰恰相反,他们的学说正好是当时已经走着下坡路的欧洲资产阶级的反动意识的反映。这些学说,无论斯谛纳尔的极端个人主义,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尼采的超人主义,都是为了适应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而产生出来的,都是对于无产阶级所要求的真正的民主,它的集体主义精神、它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等的反动。(33)

   另一方面又要说明鲁迅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如此做法也具有时代的意义:

   但我们指出这个错误,同时更必须指出他和尼采等人之间的区别,因为当时中国是处在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历史条件之下,作者主张“尊个性而张精神”是从不同的现实要求出发,反映不同的社会关系,具有与尼采等相反的意义的。(34)

   题解也只是注释的一种形式,实际上《全集》中许多篇幅较长的注释表现出与题解类似的特征。注释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昭示着时代政治的变迁。新中国成立之后,出于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以及文艺体制的整合,国家发动了一系列文艺界批判运动,出版发行涉及文艺产品生产、传播、接受的全过程,《全集》的注释又正当这一时期,国家意识形态的规训不能不反映到注释中来。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经过毛泽东参与撰写、修改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之后不久,6月10日《人民日报》即发表《出版工作者应当认真参加〈武训传〉的讨论》,要求出版工作者积极参加讨论,“达到提高政治思想水平,改进出版物质量的目的……学习掌握历史人物评判的尺度”。(35)根据刘运峰的发现,这一运动即反映在《全集》注释中。(36)对于胡风集团,丁玲、冯雪峰集团等人的评价也是同样道理(37),但最为突出的还是胡适。仅第一卷注释就分别批判了三次(38),仅以《坟·题记》注释4为例,其批判胡适“在‘五四’爱国运动发生时即已成为美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露骨地诬蔑在共产党领导下由工人、学生和市民所形成的广大的反帝国主义运动”(39)。1981年版由于新的政治形势,对于胡适的评价虽然还没有完全翻转,但也悄然发生了改变。相应注释中即删去了“即已成为美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这样的字眼,但仍然保留了“诬蔑在共产党领导下由工人、学生和市民所形成的广大的反帝运动”的说法。(40)而到2005年版《坟·题记》,则将所有政治判断与评价全部删去,只陈述客观事实。(41)一条简单的注释背后却是宏大的历史,由此可见一斑。

  

   三 一种概念的提出:作为“国家元典”的1958年版《全集》

  

   从“物质生产”来看,1958年版《全集》开创了作为国家工程的组织与生产方式,将1938年版的个人行为升级为国家行为,垂范此后两版《全集》的编撰。在“符号生产”的层面,1958年版《全集》的注释则成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在目的与出发点上,注释是出于满足最大限度的“人民的普及”,是源于1942年毛泽东文艺座谈会讲话以来的“普及”的政治传统。这种普及在更高的层面则表现为“革命史的宣教”。在形式上,题解最集中地体现出国家意识形态对于注释的规训与限制。

   为有效统合上述两个方面,本文尝试提出“国家元典”的概念。其来有自,实际上是统合了“国家文学”与“元典”。前者来自吴俊,在他看来,“由国家权力全面支配的文学谓之国家文学。换言之,当文学(在国家范畴内)受到国家权力的全面支配时,这种文学就是国家文学。国家文学是国家权力的一种意识形态(表现方式),或者就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一种直接产物,它受到国家权力的支持和保护。同时,国家文学是意识形态领域中国家权力的代表或代言者之一。国家权力是国家文学的最高也是最终的利益目标。这也就决定了国家文学的基本的、也是根本的价值观”(42)。国家文学虽然并不能完全等同于整个当代文学,但仍具有很好的适用性,在“由国家权力全面支配”这一点上,“国家元典”与“国家文学”有相似性。就《全集》的编注而言,文学领域中的“国家元典”是从属于“国家文学”的(43),但“国家元典”还有其他领域的典籍,比如哲学领域的“马恩列毛邓”等。

   “元典”则是来自孙郁的《鲁迅遗风录》,这个概念虽非孙郁发明,但他将“元典”与鲁迅勾连起来,“说他有元典的意味,不能不说是对的”(44)。“元典”一词一般认为最早是由冯天瑜首先使用(45),其在《论“文化元典”——兼释“元典”》一文中提出“文化元典”的概念,用以称呼各民族文明的首创性文本。而“元典”则具有“历史价值和垂范久远的借鉴意义”,“元典为各民族所尊崇,其根本点在于元典将该民族的精神类型用符号确定下来”。在文章附录部分,冯天瑜解释“元典”一词,指出“典”是“可作典范的重要书籍”,元典有“始典、首典、基本之典、原典、长(长幼之“长’)典、正典、大典、善典、美典、上典、宝典等意蕴”(46)。结合冯天瑜的解释及宋闻兵的总结(47),“元典”可以说是“对一个民族乃至全人类的精神内涵及其发展流变产生深远影响的首创性文献典籍,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垂范久远的借鉴意义”。《全集》在这个意义上是完全可以称作“元典”的。

   综合上文所述两大特征以及概念的由来,本文认为,“国家元典”是指作为国家工程而被组织生产,文本及注释具有国家意识形态性质且对于后世具有典型垂范意义的大型首创性文献典籍。1958年版《全集》的出版则标志着文学领域中“国家元典”的诞生。

   “国家元典”概念的提出衍生出一系列的问题,从而引发进一步的思考。例如,“国家元典”与非“国家元典”之间的区别是什么?文学领域中除去《全集》,是否还有其他的“国家元典”?这些都有待进一步的个案研究。正如吴俊指出的:“国家文学是否具有‘终极性’的理论概括力,取决于个案研究及其结果对它的支持程度——而不是相反,由国家文学的理论命名去覆盖或笼罩所有的个案现象或问题(的处理或解决)。这是从方法论角度判断学术研究成立与否的关键,是判断学术研究的价值程度的依据。”(48)“国家元典”也是如此。

   ①1956年10月,人文社《鲁迅全集》第1、2卷出版,1958年10月,第10卷出版,整套《鲁迅全集》全部出齐。故以结束年份1958来简称这一版《鲁迅全集》。

   ②参见朱正《略说〈鲁迅全集〉的五种版本》,《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第4期;张小鼎:《〈鲁迅全集〉四大版本编印纪程》,《新文学史料》2006年第4期;刘运峰:《关于〈鲁迅全集〉的版本》,《鲁迅著作考辨》,氏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6页;王锡荣:《〈鲁迅全集〉的几种版本》,《鲁迅著作版本丛谈》,唐弢等著,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

   ③参见《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6年第4期。

   ④参见《中国出版史研究》2017年第3期。

   ⑤这两个概念借用自贺麦晓,贺氏又借用自荷兰文学社会学家C.J.van Rees。参见贺麦晓《文体问题——现代中国的文学社团和文学杂志(1911-1937)》,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0页。

   ⑥⑦《中共中央关于东北与三联两书店关系问题给东北局电》,《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1卷,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2、482页。

   ⑧《关于鲁迅先生著作出版事座谈记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2卷,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629~630页。

   ⑨参见王锡荣《许广平为出版〈鲁迅全集〉奔忙》,《世纪》2008年第5期;梁志芳《翻译·文化·复兴——记上海“孤岛”时期的一个特殊翻译机构“复社”》,《上海翻译》2010年第1期。

⑩(11)(12)(13)《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2卷,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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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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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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