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英泽:未分的果实:土改前后晋西南的果树分配与乡村经济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86 次 更新时间:2019-10-06 00: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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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英泽  
用果树收入盈余的钱买了一部轧花机兼营轧花,家里的生活一年比一年富裕起来。(71)西坦朝村的张天命,下中农成分。张天命年轻的时候,“全家3口人,劳力1个,家里只有0.91亩水地,全家人靠土地生活艰难,张天命和哥哥的年龄都很小,不能干活,只有父亲一人经常出售水果、青菜,并长年打短工来维持家庭生活。十八九岁的时候,兄弟俩上山担柴卖草,父亲在家种庄稼,又碰上了那年家里的柿子收成很好,买了2亩水地。”(72)

   有的家庭因发展果树业,经济开始变得富裕。南郭村的罗恭佐,家庭成分是中农,18岁时与三弟分家之后,家里有4口人,水地4.4亩,旱地19亩,果树200余棵,由于果树经营得好,又置下4亩水地。家庭逐渐富裕起来,又以20多担粮食买下两个院基地。(73)南梯村张应道,富农。其父张存德,自幼过继给本家张祥元做孙子,该家当时有水地6亩,房子7.5间,牛1头。经济条件比较富裕,属于自给自足户,另外还租种张家祠堂田1.2亩。他父亲张存德管理家事后,靠着家底殷实,又新栽了很多果树,因此便通过卖水果、卖菜挣钱,积累资金,经济逐渐富裕,开始放账。土改前家里有水地15.4亩,旱地11亩,共26.4亩,房14.5间,牛1头,大车、水车各半辆,犁、耧、耙、耱各1件,果树80棵。(74)

   在扩大果树经营规模过程中,果树生长、收益需要一定的周期,在果树挂果之前,尤其是那些因为栽种果树而占用粮食作物耕地的家户,家庭经济会面临暂时困难。南梯村的曹生花在伯父去世后,不善于经营农业生产,在地里栽了很多果树,希望果树长大以后销售水果获得收益。不料,因为地里树多,所产粮食不够吃,只好上山担柴卖草以维持生活。(75)

   有些家庭的经济状况随着果树所有权、收益权的变化而起伏不定。西坦朝村的王计文,土改时家庭成分定为贫农。土改前他家有6口人,劳力3个,土地22亩,其中水地3亩,旱地19亩,房屋3间,牛1头,果树40棵,犁、耧、耙各1件。他父亲王节才是个木匠,全家6口人,劳力3个,房屋3间,牛1头,主要靠父亲做木工和种田为生,当时作一件木工只能赚二三角钱。后来,他父亲染上了大烟瘾,土地荒废。又因王计文娶亲,借了300多元外债,家庭生活水平日益下降。于是,便把家里的柿树典给了别人,此后生活就更难维持。王计文便靠上山担柴卖草换粮食、做豆腐来维持半饥半饱的生活。解放以后,王计文家赎回出典的柿树,生活又开始好转。(76)

   南梯村的张建元为下中农。“他父亲手里时,家里有12口人,房屋11间,水地7亩,旱地8亩,共15亩,牛、驴各1头,犁、耧、耙、耱各1件,生活连年下降,借债300余元。”1922年分家后,他有12亩地,其中水地6亩,房子7.5间,1头牛,1件二齿耧,生产的粮食年年不够吃,开始借高利贷,“吃斗头2石,借钱100元,因还不了本、利,便将17株梨树、7株柿树典当给别人,卖掉水地1.3亩、旱地1.9亩”。以后,他勤苦劳作,努力发展果树生产,靠卖水果换粮食维持生活。(77)

   有的家庭因为果树收益好而雇佣长工、短工。前面已经提到,南梯村的曹建保,上中农,家有果树53棵,家庭经济收入主要依靠果树,雇用1个长工,1个月工。(78)南梯村的张作瑞,贫农。“在他父亲张建功手里时,家有8口人,水地4.9亩,旱地15亩,荒滩70亩,果树45株,房屋7间。因他祖父去世早,他父亲经常上山担柴卖草。后来果树丰收,雇杨双全做长工一年多。”(79)干樊村富农沈云停家,解放时有6口人,3个劳力,水地10.1亩,旱地27亩,9间房,1头牲畜,1辆大车,105棵果树,犁、耙4件,雇长工1人。1929年梨树丰收,他家收获8000余斤梨,余粮200多斤,买了1辆大车(马车)和3亩水地。以后又雇佣长工、短工。(80)

   果树在当地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但从中也可以看出,在遇到果树收成好的年份,或是在果树收益积累增加的情况下,一般的家庭还是会把果树收益用于购买土地,进行土地积累。

   譬如,南梯村贫农张存仁,“他父亲张长升当家时,家有5口人,土地仅有2亩水地,房屋1间,每年收入不够吃,父亲与他经常买卖水果等,从中取利。上山割草、打柴,给人家打短工,这样维持全家人的生活。有时还得借高利贷,他祖父借过人家5两银子,因还不起,一直拖了60年,直到1944年才还清,连本加利最后还了60两银元。1940年,借了本村富农张村德的债,因还不起又催债紧,只得将一个场院地顶给人家。1945年因果树收成好,赚钱多,买了2亩水地。到土改前夕,家里有土地10.62亩,其中水地3.69亩,旱地6.13亩。牛1头,房3间,果树50株,犁、楼、耙、耱齐全。”(81)

   再如,南梯村中农张兴胜,“解放时人5口,房12间,土地18.32亩,水地8.1亩,旱地10.22亩,犁、耙、耱各1件,风车、水车各四分之一。他父亲手里时家庭生活富裕,1938年日本人抢走2头骡子,1匹马,1辆大车。1939年游击队又将他大兄、三兄拉到山上要钱,当时花了1500元大洋。又兼兄弟几个抽大烟、赌博,家庭经济很快下降。1940年与大哥张月星、侄子张敏娃、三哥张兴德分家,生活还可以维持。1945年当闾长时,因收不上粮款来,游击队逼得紧,只得将自己7亩旱地卖掉顶款了。以后,因为自己的梨园历年收入大,辛苦劳动,又买了些田地。”(82)

   南梯村的上中农张百祥,解放前家有6口人,土地20.64亩,其中水地14.95亩,旱地5.69亩,果树200棵,犁、耧、耙、耱、铡刀、铡堆各1件,牛1头。张百祥的“父亲张光辉六岁时父母皆亡,寄居舅父王茂公家,当时他家有土地12亩,其中水地5亩,旱地7亩,果树30株。他把这些果树租出,每年容利60-70元大洋。土地收入日积月累,逐渐富裕起来,他十六岁那年(1897)返家娶妻,买房置地,几年中就置了水地9亩,当时家产很大,有土地21亩,水地14亩、旱地7亩,房11间,牛1头,驴1头,大型农具齐全,每年收入花费不了,是一个‘圪塔户’”。(83)

   从以上南梯、东西坦朝、干樊、南郭沟等村庄家户经济状况的发展、演变可知,家户种植、经营果树具有普遍性,果树品种、栽植规模、果树收益在家户经济所占地位存在差异性,对家庭经济状况的上升、下降和乡村社会阶层的分化体现出较为明显的关联。从档案资料记录的家庭史也可知,划为地主、富农阶级成分的富裕家庭,多利用当地丰富的柿树资源,从事烧酒等行业;一些家庭则依靠果树经营与农业耕作自给自足;一些贫困家庭则可能依靠果树收入解决生存问题。在果树经营收益较好的情况下,多数家户会买田置地,购买牲口,进而扩大果树种植规模。在经济状况恶化时,则出售、典卖果园。家庭经济状况的演变,体现了果树经营与农耕土地经营两者之间动态关联的鲜明特征。

  

   四、结语

  

   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已经注意到山林在南方乡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并从农村经济结构的多样性出发,认识和理解乡村,从而在探索土地革命的路线、政策时,制定了山林分配办法。例如,1928年的《井冈山土地法》规定,“茶山、柴山,照分田的办法,以乡为单位,平均分配耕种使用”。竹木山归苏维埃政府所有,农民经苏维埃政府许可后,可以享用竹木。1929年的《兴国土地法》,延续了《井冈山土地法》山林分配的办法。

   1930年,毛泽东在寻乌调查时,深入考察山林问题,深刻认识到耕地、山林等的占有、经营和乡村社会的阶级分化之间的密切关联。他指出,当地的“山林制度”,有家族主义、地方主义的“共产主义”公山,也有“资本主义”的私山,私山是香菇山、茶子山、茶叶山、竹山、杉山等,生产品能变卖,经济收益较大。开发这些山林需要一定数量的资本,因此,都在有钱人手里,“大概是大地主占一半,小地主(新发户子)及富农占一半”。(84)

   此后,1931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1947年9月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在处理山林、果园等特殊土地时,均继承了以前的政策。具体而言,1948年2月,在中央无具体决定之前,中共太行山区委规定,对于“核桃、柿子等不费劳动和资本的果木树,划分成份时,其收入不算到总收入内”。(85)1949年10月10日,华北局颁布《华北局关于新区土改决定》,明确要求“各地区地主、富农,用进步方式经营之果树园、农场,仍归原主经营,不没收,不分配”。(86)

   之后,《共同纲领》规定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在新解放区开展土改,实现“耕者有其田”,“土地改革工作的每一步骤均应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相结合”。1950年6月30日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遵循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精神,把果园等作为特殊土地问题处理,第四章第十六条规定:“没收和征收的山林、鱼塘、茶山、桐山、桑田、竹林、果园、芦苇地、荒地及其他可分土地,应按适当比例,折合普通土地统一分配之。为利于生产,应尽先分给原来从事此项生产的农民。分得此项土地者,可少分或不分普通耕地。其分配不利于经营者,得由当地人民政府根据原有习惯,予以民主管理,并合理经营之。”同时,第十九条规定:“使用机器耕种或有其他进步设备的农田、苗圃、农事试验场及有技术性的大竹园、大果园、大茶山、大桐山、大桑田、大牧场等,由原经营者继续经营,不得分散。但土地所有权原属于地主者,经省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得收归国有。”

   需要指出的是,从全国范围来看,各地有一些土改时期果树分配的具体办法和事例。当然,各地的土改时间,有前有后,并不一致。另外,《土地改革法》只规定了基本原则,具体执行政策则相对灵活,因此,各地在土改时,有分配果树者,有不分配果树者。

   从中共土地政策的发展、演变可知,中共把经济收益较高的山林、果园等视为特殊土地来处理,认识到它在乡村社会经济中的重要作用,这些特殊土地不仅与广大农民的生产、生活密切关联,而且与农村的阶层分化密切关联。正是基于对中国乡村社会经济结构特征的深刻理解,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制定土地政策时,对耕地之外的特殊土地的处理,始终予以了充分考虑。但是,包括《中国土地法大纲》在内,以前的几部土地法对特殊土地问题的处理办法,主要体现为两方面,一是规模较大者收为公有,一是规模小者,和田地一样分配给农民。而《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一个基本精神是,土地改革和恢复发展农业生产相结合。

   相对于生长期较短的水稻、小麦、谷子等农作物,竹林、果园、茶山等植物生长期较长,有些还需要一定的管理技术,所有权、经营权的改变,很可能会导致树木砍伐、死亡、产量减少等问题。果树从幼苗到结果,也需要一定的周期,生产恢复较慢。因此,对于果树经营需要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土地改革的内容极其丰富,就财富分配而言,除了土地分配之外,牲畜、农具、房屋以及其他等财产分配也占有着重要地位,但长期以来,对于土改的认识和研究,过于突出土地分配,掩盖了土改的其他内容;过于强调没收、分配,忽略了保留、不分配;过于渲染革命的激进、暴力,遮蔽了保护和发展生产的渐进、温和。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有关土改研究学术讨论的走向,即围绕土地分配是否集中、土改是否必要等问题展开争论。这样一来,土改就出现了泛化、概念化为土地分配及相关问题的倾向。乡村土改研究出现的上述问题,根本在于把乡村研究单一化为土地问题的局限,未能从经济结构去认识土改前后的乡村社会。当然,指出土改研究存在的问题,并非要否定其研究价值,推倒已有研究,而是在总结、反思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新的材料,通过土改研究的“深翻”,进一步深化、细化土改研究,丰富土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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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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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近代史研究》 2018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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