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论光复会与同盟会之争对鲁迅的影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0 次 更新时间:2019-10-04 15:1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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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彬彬  
光复会与同盟会虽然冲突、对立,还能并存于世,那么推翻满清后,一山不容二虎的局面立即出现,光复会与同盟会的矛盾冲突也就上升到你死我活的地步,最后以光复会的柱石陶成章被孙中山一系的人刺杀收场。

   章太炎在1912年的《自定年谱》中说:“初,赵伯先之死,未有疑克强者,焕卿不能分别,并恶之。至是,日与黄、陈不合,自设光复军总司令部于上海。余告之曰:‘江南军事已罢,招募为无名。丈夫当有远志,不宜与人争权于蜗角间。武昌方亟,君当就蛰仙乞千余人上援,大义所在,蛰仙不能却也。如此既以避逼,且可有功。恋此不去,必危其身。’焕卿不从,果被刺死。”(38)赵伯先即赵声,1911年4月与黄兴共同领导了黄花岗起义,不久即辞世。赵声之死,陶成章怀疑与黄兴有关,于是与黄兴、陈其美的关系日益恶化。蛰仙即浙江光复后被推为省都督的汤寿潜。所谓“蜗角”则指上海。上海光复后,陈其美被推为沪军都督,而陶成章却在上海设立光复军司令部,自任总司令,领导着一支近万人的光复军,与陈其美分庭抗礼。

   陈其美决定干掉陶成章,把这一任务交给了最亲密的把兄弟蒋介石。蒋介石与光复会叛徒王竹卿,于1912年1月14日凌晨二时许,在上海广慈医院的病房里,将陶成章枪杀。陶成章是光复会的灵魂。陶成章一死,光复会也就瓦解、溃散了。

   蒋介石杀陶成章,是受陈其美指使,这尽人皆知,但也有人认为真正的指使者是孙中山。不过,没有任何史料证明孙中山授意杀陶成章,但陶成章之死令孙中山高兴却是事实。历史学家杨天石曾摘出蒋介石的一段日记并加以评说。蒋介石在1943年7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看总理致吴稚晖先生书,益愤陶成章之罪不容诛。余之诛陶,乃出于为革命、为本党之大义,由余一人自任其责,毫无求功、求知之意。然而总理最后信我与重我者,亦未始非由此事起,但余与总理始终未提及此事也。”杨天石说:“这则日记很有意思,说明蒋介石始终认为他在1912年刺陶是‘革命行动’,出于‘大义’,其授意者虽非孙中山,二人之间也始终未谈及此事,但蒋介石自我估计,孙中山之所以长期信任他、重视他,却和此事密切相关。”(39)通常认为,1922年4月陈炯明“叛变”,孙中山逃到永丰舰上,而蒋介石危难中来到身边、陪侍左右,自此获得孙中山的好感与信任。而实际上,蒋之获得孙中山赏识,比这早了十年。孙、蒋二人从未谈过杀陶成章事,因为这毕竟不是什么光彩之事。

   陶成章被杀,意味着光复会与同盟会的矛盾发展到极致,于是,同盟会排斥、迫害甚至残杀光复会员之事在多地发生。冯自由在《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说光复会员、在潮汕光复中卓有功勋的汕头民军司令许雪秋、陈芸生等人,“与同盟会员之领军者不合,势同水火”(40)。许、陈等人最终还是被同盟会杀害。章太炎得知此事,立即发表致孙中山的公开信,敦促孙出面阻止此种行为继续发生。章太炎说:“自癸、甲以来,徐锡麟之杀恩铭、熊成基之袭安庆,皆光复会旧部人也。近者,李燮和攻拔上海,继是复浙江,下金陵,光复会新旧部人,皆与有力。虽无赫赫之功,庶可告无罪于天下。”这是强调光复会在推翻满清过程中的功业。章太炎接着表示光复会与同盟会之间,“纵令一二首领,政见稍殊,胥附群伦,岂应自相残贼”。这是说,即使光复会与同盟会的几个领袖政见有所不同,底下的人也不应该相互残杀。但是,同盟会会员残杀光复会会员的事情毕竟发生了,章太炎对孙中山说:“惟愿力谋调处,驰电传知,庶令海隅苍生,咸得安堵。”(41)

   陶成章被杀,使章太炎与孙中山的关系进一步恶化,更使得章太炎痛恨蒋介石,终身站在与蒋介石敌对的立场上。

   1926年8月13日,章太炎发出通电,反对北伐,对蒋介石尽情责骂:“详其一生行事,倡义有功者,务于摧残至尽,凡口言国家主义者,谓之反革命,是其所谓革命者,非革他人之命,而革中华民国之命也。”“且其天性阴鸷,反颜最速。”“权利所在,虽蚁伏叩头以求解免,必不可得,幸而为彼容纳,则奴隶之下,更生阶级,地权兵柄,悉被把持。”(42)蒋介石政权当然也会以某种方式教训章太炎。1927年6月16日,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临时执行委员会以“通缉学阀事呈中央”,而请求中央“实行通缉”的“著名学阀”中,名列第一的,便是章太炎(43)。蒋介石推行“以党治国”,也让章太炎不满,而蒋介石以青天白日旗取代五色旗为国旗,尤令章太炎悲愤。他在1928年5月27日致李根源的信中说:“今之拔去五色旗,宣言以党治国者,皆背叛民国之贼也。前后诸子罪状,惟袁氏与之相等,而徐、段、曹辈,皆视此为轻。”(44)章太炎把蒋介石与袁世凯相提并论,认为都是背叛民国的罪人。6月3日,黎元洪卒于天津。6月5日,章太炎致李根源信中说:“地坼天崩,哀感何极!唯中华民国业已沦亡,公在亦徒取辱,任运而去,未始非幸。”(45)章太炎为黎元洪作的挽联是:“继大明太祖而兴,玉步未更,佞寇岂能干正统;与五色国旗俱尽,鼎湖一去,谯周从此是元勋。”下署“中华民国遗民章炳麟哀挽”(46)。章太炎以“中华民国遗民”自称,意味着在他看来,“中华民国”已然灭亡,蒋介石政权决不能代表这个国家。1928年11月21日,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章太炎又责骂孙中山,对新三民主义也肆攻击”,于是,上海市三区党务指导委员会以章太炎“图谋危害政府”,议决通缉,并由上海特别市党务委员会常会通过。《申报》1928年11月22日在“本埠新闻”中以《三区党部呈请通缉章太炎》为题,报道了此事,并刊载了三区党部的呈文,其中对章太炎极尽辱骂之能事。11月24日,上海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会召开第五十八次常会,“宣传部提案,呈请中央通缉反动分子章炳麟案。议决,通过。”《申报》11月25日在“本埠新闻”中报道了这一“议决”(47)。

   章太炎是作为一个老光复会会员在与蒋介石政权作对。光复会与同盟会之争、陶成章被杀、同盟会在各地排斥、迫害、残杀光复会会员,这些恩怨使得章太炎对孙中山始终不满,对蒋介石则尤为痛恨。而在对孙中山、蒋介石和蒋介石政权的态度上,鲁迅基本上与章太炎一致。鲁迅即便没有在组织上加入光复会,也在情感上、思想上认同光复会,这一点前面已经说过。所以,在某种意义上,鲁迅也站在光复会的立场上,对孙中山有所不满,对蒋介石和蒋介石政权心存憎恶。

   仅仅是陶成章被杀,就足以令鲁迅对蒋介石怨恨终身了。陶死后,鲁迅应该是经常想起他,仅仅1926年春夏,便几次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提及他。

   1926年5月,鲁迅写《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本来与陶成章没有什么关系,但鲁迅忽然说起了陶成章:

   想起来已经有二十多年了,以革命为事的陶焕卿,穷得不堪,在上海自称会稽先生,教人催眠术以糊口。有一天他问我,可有什么药能使人一嗅便睡去的呢?我明知道他怕施术不验,求助于药物了。其实呢,在大众中试验催眠,本来是不容易成功的。我又不知道他所寻求的妙药,爱莫能助。两三月后,报章上就有投书(也许是广告)出现,说会稽先生不懂催眠术,以此欺人。清政府却比这干鸟人灵敏得多,所以通缉他的时候,有一联对句道:“著《中国权力史》,学日本催眠术。”

   《何典》快要出版了,短序文已经迫近交卷的时候。夜雨潇潇地下着,提起笔,忽而又想到用麻绳做腰带的困苦的陶焕卿,还夹杂些和《何典》不相干的思想。但序文已经迫近了交卷的时候,只得写出来,而且还要印上去。我并非将半农比附“乱党”,——现在的中华民国虽由革命造成,但许多中华民国国民,都仍以那时的革命者为乱党,是明明白白的,——不过说,在此时,使我回忆从前,念及几个朋友,并感到自己仍然无力而已。(48)

   在潇潇的雨夜,鲁迅满怀深情地回忆了陶成章。是对“中华民国”之现状的不满让鲁迅想起了陶成章,说起了陶成章。

   1926年,鲁迅在《补白》一文中,有一段文字专忆陶成章:

   清的末年,社会上大抵恶革命党如蛇蝎,南京政府一成立,漂亮的士绅和商人看见似乎革命的人,便亲密的说道:“我们本来都是‘草字头’的呵。”

   徐锡麟刺杀恩铭之后,大捕党人,陶成章君是其中之一,罪状曰:“著《中国权力史》,学日本催眠术。”(何以学催眠术就有罪,殊觉费解。)于是连他在家的父亲也大受痛苦;待到革命兴旺,这才被尊为“老太爷”;有人给“孙少爷”去说媒。可惜陶君不久就遭人暗杀了,神主入祠的时候,捧香恭送的士绅和商人尚有五六百。直到袁世凯打倒二次革命之后,这才冷落起来。(49)

   这简略地回忆了陶成章生前死后的荣辱变化,对陶成章的怀念和敬佩之情,溢于言表。

   章导的《先父母章太炎、汤国犁在抗战中二三事》一文这样开头:“先父在一九二八年以后,为陶成章被杀事,始终耿耿不忘,由此而遭到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通缉’。”(50)章导把章太炎与国民党、蒋介石的冲突完全归因于陶成章被杀,固然有失偏颇,但陶成章被杀的确令章太炎耿耿不忘;同样耿耿不忘的,还有鲁迅。章太炎、鲁迅对孙中山不满、对蒋介石痛恨,决不仅仅因为陶成章被杀,但仅仅有陶成章被杀,就足以让章太炎、鲁迅不能完全原谅孙中山和终身憎恶蒋介石。

   现在我们明白了,孙中山逝世一周年,鲁迅应约写了《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以为纪念,但却终身不愿将此文收入文集的原因了。写这篇纪念文章,是因为鲁迅认为孙中山的确是值得纪念的伟人。而不愿将纪念文章收入集中,则说明鲁迅心中始终对孙中山存有芥蒂。在私人通信中说孙中山“足不履危地”,是对孙中山的微词,但同时也隐含着将孙中山与陶成章对照之意。作为同盟会首领的孙中山“足不履危地”,而作为光复会首领的陶成章则刀山剑树、出生入死,自然也曲折地表达了对光复会与同盟会的褒贬。

   1927年4月,鲁迅在广州目睹了国共合作的破裂和国民党的清党。对国民党的屠杀共产党,鲁迅十分义愤。1927年5月6日,日本记者山上正义在广州访问了鲁迅,后来在《谈鲁迅》一文中记述了这天鲁迅的表现:

   在鲁迅潜伏的一家民房的二楼上同鲁迅对坐着,我找不出安慰他的言语。刚好有一群工人纠察队举着工会旗和纠察队旗,吹着号从窗子里望得见的大路上走过去。

   靠窗外的电杆上贴着很多清党的标语,如“打倒武汉政府”、“拥护南京政府”,等等,在这下面,甚至还由于没有彻底剥光而残留着几天以前新贴的“联共容共是总理之遗嘱”、“打倒新军阀蒋介石”等意义完全相反的标语。

   鲁迅望着走过的工会纠察队说:“真是无耻之徒!直到昨天还高喊共产主义万岁,今天就到处搜索共产主义系统的工人了。”给他这么一说,那倒确是些右派工会工人,充当公安局的走狗,干着搜索、逮捕左派工人的勾当。

   从鲁迅的评语中,只能感到一种近乎冷峻、阴暗和绝望的东西。我只有默默地听着,而找不到一句安慰的言语。(51)

   前面说过,1924年开始的国共合作,很像当初光复会与同盟会的“合作”。而国共的矛盾、冲突也有些像当初光复会与同盟会的矛盾、冲突。今日的国民党,就是当初的同盟会。鲁迅目睹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清除、屠杀,一定想到了当初蒋介石杀陶成章和同盟会在各地对光复会员的排斥、迫害、杀戮,因而表现出冷峻、阴暗和绝望。

鲁迅对蔡元培的非议,也应该从光复会与同盟会的矛盾、冲突中找原因。蔡元培是光复会首任会长。在光复会与同盟会“合作”后,光复会的领袖人物章太炎、陶成章等很快与同盟会的孙中山一系发生尖锐的矛盾、冲突,最后陶成章被同盟会杀害、光复会会员在各地遭到同盟会迫害、残杀。而蔡元培却一直与同盟会保持良好的关系,同盟会成立后的几年间,担任同盟会上海地区领导人。这种与章太炎、陶成章等相异的作派,无疑令章、陶等人有所非议,也令鲁迅腹诽。这还是小事。最令鲁迅不能理解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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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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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文艺研究》 2017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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