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鲁迅与1930年的国民党浙江省党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5 次 更新时间:2019-10-04 15:1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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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彬彬  

   许绍棣、胡健中、叶溯中这些人下面还要说到,暂不论。先看看鲁迅说的“浙江省党部颇有我的熟人”是什么意思。

   鲁迅在对同是浙江人的许寿裳说这番话时,显然有抱怨之意。鲁迅本非“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发起人,对这个政治活动也并不热心,多少是出于应付,才与这“同盟”有了些牵扯。浙江省党部的许绍棣等“复旦派”以鲁迅是“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发起人而呈请中央予以通缉,是很大的误会。但是,其时的浙江省党部与鲁迅有瓜葛、关系者,并非只有许绍棣这些人,还有些与鲁迅相识的人,如果在呈请中央通缉前,这些老熟人能够向鲁迅了解一下情况,鲁迅就会把与“自由运动大同盟”的真实关系告诉他们,误会就可消除,通缉就不必要了。

   既然这些老熟人能够代表省党部向鲁迅了解情况,就也非等闲之辈。他们是哪些人呢?王锡荣在《鲁迅究竟有没有被通缉》一文中的解释是:

   这里他说的浙江方面的熟人,就是他在北京女师大时的女学生吕云章。吕是山东蓬莱人,是许广平在女师大的同班同学。在女师大风潮中,她与鲁迅、许广平较为密切。后来鲁迅、许广平南下,她也去了杭州,担任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委员。1929年又回到北平,担任北师大斋务课分课主任职务。看得出,她对鲁迅很是崇敬,直到后来鲁迅在上海定居,她每过沪,都去拜访鲁迅许广平。鲁迅出了书,也经常寄给她。1929年3月,鲁迅在给章廷谦的信中称戏(引按应为“戏称”之误)她为“该前委员”,说明他们熟悉的程度。1932年鲁迅回到北平,也在给许广平的信中一再提起她,可见其关切。虽说1930年时她已离开该党部,但她与许绍棣等应该也是熟悉的。关于复旦大学的事,本来是可以说得清楚的。但对方既以势压人,公报私仇,鲁迅却偏不信邪,“用硬功”顶了回去。(14)

   王锡荣认为鲁迅所说的“浙江省党部颇有我的熟人”的“熟人”就是这位吕云章。但细细想来,觉与实情颇难相符。所谓“颇有”,一来说明“熟人”并不只有一人,二来说明这“熟人”具有相当的政治地位,在浙江省党部有较大的话语权。这位吕云章是从北方南下的外地人,一个普通的省党部委员,事涉通缉鲁迅,她应该插不上嘴。更重要的是,吕云章于1929年离浙北返,而“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事发1930年,浙江省党部呈请中央通缉鲁迅,也发生在1930年。事发时吕云章已经不在浙江,此事鲁迅非常清楚,所以,“浙江省党部颇有我的熟人”,从事理上说,也不可能是指吕云章。

   那么,1930年的时候,鲁迅在浙江省党部的熟人是谁呢?

   温伟伟2012年5月30日在杭州师范大学通过答辩的硕士学位论文《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研究(1924-1947)》,对1924至1947年间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的人事变迁有比较详细的介绍。下面主要依据该论文对这方面情况进行论述。

   1927年4月中旬,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国民党中央机构和国民政府。各省党部和省政府也开始建立。据温伟伟学位论文,此后数年间,浙江省党部频繁改组。1927年4月15日,国民党中央以萧铮、郑异、葛武棨、陈希豪为中央特派员,会同中央政治会议浙江分会委派的周祜、姜绍谟、邵元冲到杭州接收省党部,以萧铮、郑异、邵元冲为常务委员,组建国民党浙江省执行委员会。5月30日,国民政府任命马叙伦、蒋梦麟、陈其采、周佩箴、程振钧、阮性存、朱家骅、蒋中正、邵元冲、徐鼎年、蒋伯诚、陈希豪、周凤歧等20人为浙江省政务委员会委员。(15)这份名单中,马叙伦、蒋梦麟、朱家骅都是鲁迅的“熟人”。这是政务委员会名单,但国民党统治时期,党政本就牵扯不清,何况这些“党政要人”,是忽党忽政,亦党亦政的。

   据温伟伟论文,1928年3月30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通过各省市党务指导员名单,何应钦、周炳琳、王漱芳、许绍棣、叶溯中、吕云章、李超英、姜绍谟、蒋元新等9人为浙江省党务指导员。4月16日,王漱芳召集谈话会,推举何应钦、王漱芳、叶溯中为国民党浙江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常务委员,许绍棣被推举为宣传部长,周炳琳、李超英分别被推举为组织部长和训练部长。(16)上面谈到的吕云章。在1928年3月当了浙江省党务指导员。而下面还要谈到的叶溯中,则在1928年3月的时候,便当上了浙江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常务委员。至于许绍棣,则在此时便当上浙江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宣传部长。

   1929年2月14日,在杭州召开了国民党浙江省党务指导委员会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通过选举产生了省执监委员及候补执监委员候选人。随后,国民党中央第二〇二次常会,决定李超英、许绍棣、叶溯中、郑炳庚、张强、项定荣、马文车、朱家骅、陈希豪九人为浙江省执行委员;方青儒、林恒、杨云、王惟英、李尹希五人为候补执行委员;张静江、陈果夫、周骏彥、蒋伯诚、郑异等五人为省监委;胡健中、杨谱笙为候补监委(其时张静江兼任浙江省主席,朱家骅为浙江省政府委员)。同时,国民党中央决定李超英、许绍棣、洪陆东、朱家骅、朱炳棣、萧铮、梅恩平、郑异、郑炳庚为出席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浙江省执委于4月5日召开第一次临时会议,选举产生常委三人,即朱家骅、叶溯中、陈希豪;张强为组织部长、许绍棣为宣传部长、李超英为训练部长;项定荣、郑炳庚为民训会委员。4月8日,上述诸人在省党部大礼堂宣誓就职,正式成立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执行委员会。(17)

   据温伟伟论文,1930年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改选,朱家骅欲利用改选掌控省党部,遂与本来把持全省党权的C.C.系发生尖锐冲突。1930年6月,第三次全省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第三届执行委员会委员,他们是朱家骅、许绍棣、周骏彥、叶溯中、陈希豪、郑炳庚、张强、项定荣、方青儒,其中朱家骅、叶溯中、方青儒为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叶凤虎、邓文车、胡健中、姜卿云为候补执行委员,郑文礼、李超英、周觉、陈诚为监察委员,竺鸣涛、戴福权为候补监察委员,陈布雷为常务监察委员。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决定张强为组织部长、许绍棣为宣传部长、项定荣为训练部长。(18)

   在这些人物中,首先应该注意的是朱家骅。鲁迅与朱家骅,都是从广州的中山大学来到江浙的。鲁迅于1927年10月从广州到了上海,朱家骅则于1927年12月从广州到了杭州。而在广州时,二人是中山大学的同事。

   朱家骅字骝先,鲁迅有时写作“留仙”,浙江吴兴人。1926年到广州任职于广东大学。1926年7月,广东国民政府根据廖仲恺生前意见,将广东大学更名为中山大学,由戴季陶任校长。1926年10月,中山大学由校长制改为委员制,由戴季陶、顾孟馀、徐谦、丁惟汾、朱家骅五人组成国立中山大学委员会,戴季陶任委员长。1927年4月又恢复校长制,戴季陶任校长,朱家骅任副校长。

   朱家骅就任五人委员会委员后,便积极“引进”人才,首批物色的对象中,就有刚到厦门大学任教的鲁迅。鲁迅1926年10月16日的日记有“得留仙电”(19)的记载,也就是收到了朱家骅打来的电报。在日记里以“留仙”称之,很可能此前便相识。朱家骅1917年从德国留学回国,曾在北京大学任教,1925年时参加北京学生声援“五卅”的活动而被通缉,所以,此前鲁迅与朱家骅见过面的可能性是有的。10月16日这一天,鲁迅在写给许广平的信中说:“今天又得到了朱家骅君的电报,是给兼士玉堂和我的,说中山大学已改职(当是‘委’字之误)员制,叫我们去指示一切。大概是议定学制罢。兼士急于回京,玉堂是不见得去的。我本来大可以借此走一遭,然而上课不到一月,便请假两三星期,又未免难于启口,所以十之九总是不能去了,这实在可惜,倘在年底,就好了。”(20)朱家骅给厦门大学的鲁迅、沈兼士、林语堂打电报,请他们到中山大学“指导一切”,也就是“专家咨询”的意思。这时候朱家骅还没有明说要“挖”他们来中山大学,但显然已有了“挖”他们的想法。鲁迅之所以很想去,因为许广平正在广州。这次鲁迅未能成行,但11月11日就收到了中山大学的聘书。聘书是以校方的名义发出的。收到聘书后,鲁迅犹豫不决。12月13日,鲁迅又收到朱家骅以个人名义写来的信,这天的鲁迅日记有“午后得骝先信,七日发”(21)的记载。在12月14日写给许广平信中,鲁迅说:“中大又有信来,催我速去,且云教员薪水,当设法增加,但我还是只能于二月初出发。”(22)这说的就是朱家骅的催促信。12月21日鲁迅日记有“午得中山大学信,十五日发”(23)的记载。12月23日鲁迅写给许广平信中说:“前日得郁达夫及逢吉信……次日又得中大委员会十五来信,言所定‘正教授’只我一人,催我速往。”(24)中大15日发出的信,是告知鲁迅被聘为正教授,而且被聘为“正教授”的只有鲁迅一人。

   总之,这期间中大数次请求鲁迅速来就职,有时是公函,有时是朱家骅以个人名义来信来电。鲁迅于1927年1月16日离开厦门,途经香港,于18日抵达广州黄埔,当晚住在旅馆,次日即移入中山大学大钟楼。1月24日的日记有“午后……骝先来”(25)的记载,26日的日记则有“晚往骝先寓夜餐,同坐六人”(26)的记载。24日下午朱家骅到鲁迅住处看望鲁迅,26日晚又设家宴欢迎鲁迅,其他几人显然是请来作陪的。2月1日鲁迅日记又有“夜往骝先寓夜饭”(27)的记载。2月1日这一天,是农历除夕,鲁迅刚到广州,朱家骅请他到家里吃年夜饭。

   鲁迅到中大后,与朱家骅相处得不错,来往也算密切。后来决计离开中山大学,主要是对文科主任傅斯年不满。1927年4月29日的鲁迅日记有这样的记载:“上午寄中山大学委员会信并还聘书,辞一切职务。寄骝先信……下午骝先来。得中山大学委员会信并聘书。”(28)这一天,鲁迅决定辞去中山大学一切职务,而这时朱家骅已经是副校长。鲁迅上午寄去了辞职信并送还聘书,下午朱家骅便上门了,应该是来挽留,中山大学也寄来了挽留信并将聘书又寄送鲁迅。鲁迅又将聘书还去,学校则还将聘书还来,如此往返了好几次。朱家骅本人也多次出面,请求鲁迅留在中大。但鲁迅去意已决。虽然没有给朱家骅面子,但二人也到底没有撕破面子。鲁迅6月30日的日记有“收中山大学五月分薪水泉五百”(29)的记载。鲁迅四月间便辞去一切职务,但中山大学还是送上了五月份的薪水五百元。这使鲁迅一时间花钱很大方,七月二日、三日、四日连续三天的日记都有买书的记载。7月4日竟然“从广雅书局买来《太平御览》一部八十本,四十元”(30)。鲁迅虽然经常买书,但花四十元买一部书的情形还是不多的。在7月7日致章廷谦信中,鲁迅对此有解释:“中大送五月的薪水来,其中自然含有一点意思。但鲁迅已经‘不好’,则收固然不好,不收亦岂能好,我于是不发脾气,松松爽爽收下了。此举盖颇出于他们意料之外;而我则忽而大阔,买四十元一部之书,吃三块钱一合之饼干,还吃糯米糍(荔支),龙牙蕉,此二种甚佳,上海无有,绍原未吃,颇可惜。”(31)

   当鲁迅于春间要辞职时,朱家骅极力挽留。但朱自己,也于年底离开广州到了杭州,接替马叙伦任浙江省民政厅厅长。1930年的时候,朱家骅不但是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还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中央政治会议委员。

   所以,鲁迅说的“浙江省党部颇有我的熟人”,首先应指朱家骅。鲁迅认为,浙江省党部呈请中央通缉鲁迅,作为执行委员会常委的朱家骅不可能不知道。在“呈请”之前,朱家骅如果向鲁迅了解一下与“自由大同盟运动”的关系,鲁迅便会如实相告,而“误会”也就消除了。朱家骅、许绍棣们居然不了解一下就呈请中央通缉鲁迅,这显然激怒了鲁迅。

   在鲁迅历次关于被通缉一事的言说中,另一次令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1936年专门写了这样一份文字:

关于许绍棣叶溯中黄萍荪当我加入自由大同盟时,浙江台州人许绍棣,温州人叶溯中,首先献媚,呈请南京政府下令通缉。二人果渐腾达,许官至浙江教育厅长,叶为官办之正中书局大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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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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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 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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