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登苗:嘉靖大倭寇产生的根本原因及其影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1 次 更新时间:2019-10-03 18:5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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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登苗  

  

1980年以来,历史学家对明代嘉靖时期困扰我国东南半壁的"倭寇"问题进行了反思:朝廷严厉的海禁使东南沿海人民生路受阻,由商、民转为寇、盗;"倭寇"的首领和基本队伍大多是中国人;所谓的嘉靖倭寇实质上是由海商领导,广大破产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下层人员参加的一场反对海禁思想的斗争,逼使政府做出了有限的开放;抗"倭"延缓了中国社会的发展。[1]笔者基本上同意上述观点。这里,仅对窃以为还没有开展充分讨论的问题谈些看法,希冀有助于研究的深入。

  

一  海禁使沿海数百万民众顿失生计

  

   嘉靖三十一年(1552)是嘉靖"倭寇"的分水岭。是年二月,徽商王直入定海关,图以协助官方剿杀另一走私头目广东人陈思盼功,"叩关献捷,求通互市",弗许。至此,商人乃对弛禁绝望,又遇番人逼还所赊货值。在内外交困下,海商集团首领王直登高一呼,广大"失其生理"者群起响应,[2]开始了大规模的抢掠、杀戮。

   本篇主要探索的是,时"失其生理"者几何?要确切地回答这一问题已不可能。我辈所能做到的,仅是根据相关史料,推理出大致近似的结论。本篇构思的前提,就是研究嘉靖"倭寇"绕不开的人物、坚决执行海禁政策的第一当事人--时任闽浙最高统帅的朱纨,在第一时间提供的一个官方数据:嘉靖二十七年五月,即明军捣毁宁波双屿港的次月,浙江海域,"贼船外洋往来一千二百余艘"。[3]

   这是一条被无数历史学家从不同的视角引用过无数次的史料,恐仅黄仁宇先生认为"数字似属夸大"[4]。笔者无力就此展开讨论,在此,仅引入一条还有待进一步考证的史料。明礼部尚书、鄞人张邦奇(1484-1544),在欢送嘉靖时期的宁波市舶提举司陈克宽任满赴京考绩时曰:"甬东……每岁孟夏以后,大舶数百艘,乘风挂帆,蔽大洋而下,而温、台、汀、漳之处,海贾往往相追逐,出入蛟门"。[5]这说明,至迟到嘉靖二十三年(1544),仅宁波府的违禁出洋的大船就达数百艘,而此后至嘉靖二十七年,是海上走私贸易发展最快的几年。

   此外,朱纨集结6000将士围剿双屿所调用的380艘战舰,有部分是从闽浙民船中征来的,在海战中,又曾烧毁船舶77艘(部分是葡萄牙船。也就是说,双屿之役前后,仅泊浙江的民间海船为1500艘左右。再据此推理,时在闽粤的双桅船应不少于500艘。所以,我们姑且假定,当时我国从事或可以参与海外贸易的船舶为2000艘。

   自宋元至明清,我国外贸商船每艘的平均人数大概是100余人,内约三分之一是船员,其余多数是商人。[6]不过,嘉靖年间直航日本、朝鲜、琉球或南洋诸岛的通番船不多,绝大多数走私商人仅在浙江双屿、福建月港等与葡萄牙、日本等夷人或由海外返回的华人进行转口贸易。因此,其参与船舶、人数的总体规模,似应作国内沿海往来的商船观。故我们又假定走私船的平均从业人员为40人,其中三分之二系船员,余为商人。那么,暂且锁定嘉靖中,在东南海上从事走私的商人和海员为8万人。

   笔者有从事过相关职业的经历,略知帆船时代,如果从事海上作业的苦力有多少,与之对应的内河船舶、维修船厂、搬运装卸及饮食等第三产业的从业人数似应不低于前者。同样,海商有多少,与之接轨的内地行商、坐贾似应不少于前者。假定海、陆的谋生者相等,则直接在新兴的海外贸易产业链上的从业人数为16万。又假设明代后期的户均人口为5人,这就涉及到80万人的生存。按:虽然,从业人员不可能平均分布在一个家庭,但是,一些舶主、商人的资本是借贷的,海禁会殃及另一些家庭,故笔者视两者的因素互为抵消。

   又不难理解,如果从事交通、贸易、服务的人员有多少,商品的制造和原料的开采、种植者应数倍于前者。同时,嘉靖海禁所禁的是一切海上航行,则沿海商贩的过省舡和世代靠捕鱼打柴甚至晒盐等为生者,也为之受累。如此道来,公元1550年前后因噎废食的海禁,使东南地区数百万仗海为活的民众"失其生理",这就是嘉靖"倭寇"产生的根本原因。

  

二 一个不可饶恕的技术性错误--外贸中心远离经济中心

  

   一个国家对外贸易的拓展,与是否拥有优良的中心港口有很大的关系。而港口的生命力,除了天然条件,如港口的深度和广度等外,取决于港口腹地之大小、物资集散能力之强弱,及所在地的社会综合发展水平之高低。隆庆后,虽然明廷被逼做出了有限的开放,这对明末的社会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外贸重心再次南移,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技术性错误。

   为什么嘉靖中前期的短短二、三十年,两浙的走私贸易一举超过了闽粤;为什么五口通商后,上海港仅用了十年时间,就取代了我国传统的外贸中心港--广州港;又为什么新时期浦东开放十余年,长江三角洲便成了中国经济版图上的最亮点呢?事实说明,中唐以降,长江三角洲应是我国外贸中心港的不二选地。

   16世纪,宁波外海的双屿港,不只处于我国南北海岸线的中端,且浙东运河与我国最重要的运河--大运河相连;海舟过杭州湾就可驰入我国最大的内河--长江,更重要的是,斯港具有国内最大、最重要的经济腹地,附近的宁、绍、杭、嘉、湖、松、苏、常的手工业和农业相当发达,是国内的制造业中心和大宗出口商品的主产地,己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是名副其实的全国经济中心,故港口的吞吐能力和出口商品的生产、组织及舶来品的疏散、消费远非闽粤诸港可比。

   历史早早给了长江三角洲外贸重心的机遇,当地的"三尺童子,亦知双屿之为衣食父母,远近同风"。[7]遗憾的是,统治者为了集权的稳定,不借一切地使其夭折,并竟以填塞天然良港为后快。此后的整整三百年,华夏的外贸中心港始终与长江三角洲无缘,这对我国的对外贸易是极为不利的。可以设想,在设有动力、机器的岁月,进出口商品靠人扛肩挑过海拔1000米左右的大庾岭(南北主通道的必经之路),将付出何等的代价?又由于这一时段的长江三角洲,恰恰也是全国的一元文化中心,翠集了神州半数的文化人,若对外交流远离了这个核心,对中西方的文化交流同样是很不利的。总之,16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我国的对外交流重心远离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这是嘉靖抗"倭"付出的另一个愚蠢的代价,也是当前研究者一个不该忽略的问题。

  

三  对嘉靖"倭寇"的基本看法

  

   不近人理的海禁,使东南地区数百万以海为活的民众顿失生计,是嘉靖"大倭寇"产生的根本原因。所谓的嘉靖"御倭战争",实质上是由海商领导、以海员为骨干的广大破产农民、手工业者及其他下层人员参加的反对朝廷海禁思想的斗争。在"倭寇"总数中,真正的日本人不足十分之一(以往所论的十分之一至十分之三,通常指海上的,其实,在陆上接应、向导、打点、协助的更多)。16世纪中叶,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对中国的安全构成威胁;我们不能低估中华民族在当时世界中的地位。这场国内战争给东南沿海精华地区带来巨大破坏的主要责任,应有统治阶级来承担。无意代表世界发展潮流的海商等被镇压了,但客观上冲击了封建藩篱,逼使地主阶级做出了让步,进行了有限的开放,包括东南沿海的"放洋"和北部与蒙古的封贡互市。

   痛心疾首,嘉靖抗"倭"阻碍了中西方第一次全面的接触,中国放弃了同一水平线上的起跑,失去了与西欧平等对话的机会,又犯了对外交流中心远离经济中心、文化中心之大忌。抗"倭"也使早期的西方列强在华遭到重创,影响了近代世界的格局。

   嘉靖抗"倭"所反映的封建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王权统治的稳定,丝毫不考虑外贸商品交流的成本和条件,视民族振兴、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与不顾的反动思维,也影响了清代的闭关锁国政策,使古老的中国越来越偏离世界的主流。

   嘉靖抗"倭"对中国近代社会的落伍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换言之,嘉靖时期,如果能正确处理好迅捷发展的私人海上贸易,积极参与同西方早期列强的竞争,则中国乃至世纪的近代史可能重写。

  

  

   【作者简介】沈登苗,1957年生,浙江省慈溪市人,独立学者,主要从事教育史和历史人文地理研究,著有《文化的薪火》(论文集)一书,提出"一代难以成为学者"的原创理论。

  

   注  释

   [1] 详见林仁川:《明代私人海上贸易商人与"倭寇"》,《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4期;陈抗生:《嘉靖"倭寇"探实》,《江海论坛》1980年第3期;戴裔煊:《明代嘉隆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的荫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王守稼:《明代海外贸易政策的研究--兼评海禁与弛禁之争》,《史林》1986年第3期;唐力行:《论明代徽州海商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徽州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樊树志:《倭寇新论--以"嘉靖大倭寇" 为中心》,《复旦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2] 唐枢:《复胡梅林论处王直》,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270卷,中华书局影印,1997。

   [3] 朱纨:《双屿填港工完事疏》,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205卷。

   [4]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1982,第172页。

   [5] 张邦奇:《西亭饯别诗序》,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147卷。

   [6] 这一数据理当交待出处,但由于当时处理不够规范,十年后的今天又一时找不到原始资料,有待日后翻检补上。特此说明与致歉。

   [7] 朱纨:《双屿填港工完事疏》,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205卷。

  

   该文原为双忧(本人曾用笔名):《并非荒唐的联想::嘉靖"倭寇"与当今中国房地产热》中的上篇:"数百万人民顿失生计是嘉靖'大倭寇'产生的根本原因"("世纪中国网·世纪周刊"2004年8月A期首发),《社会科学报》2004年9月23日第5版,以《若无海禁,近代史将重写》为题,择要发表。后全文载沈登苗:《文化的薪火》,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281-2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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