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国史大纲》前言及引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71 次 更新时间:2019-10-02 23:3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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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 (进入专栏)  

  

前言

  

   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自身国家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引论

  


   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举其特点有三。一者“悠久”。从黄帝传说以来约得4600余年。从《古竹书纪年》载夏以来,约得3700余年。夏472,殷496,周武王至幽王257,自此以下至民国纪元2681。二者“无间断”。自周共和行政以下,明白有年可稽。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从此始,下至民国纪元2752。自鲁隐公元年以下,明白有月日可详。春秋编年从此始,下至民国纪元2633。鲁哀公卒,左传终,中间65年史文稍残缺。自周威烈王23年资治通鉴托始,至民国纪元凡2314年。三者“详密”。此指史书体裁言。要别有三:一曰编年,此本春秋。二曰纪传,此称正史,本史记。三曰纪事本末,此本尚书。其他不胜备举。可看四库书目史部分类。又中国史所包地域最广大,所含民族分子最复杂,因此益形成其繁富。若一民族文化之评价,与其历史之悠久博大成正比,则我华夏文化,于并世固当首屈一指。

  

   然中国最近,乃为其国民最缺乏国史智识之国家。何言之?“历史智识”与“历史材料”不同。我民族国家已往全部之活动,是为历史。其经记载流传以迄今者,只可谓是历史的材料,而非吾辈今日所需历史的智识。材料累积而愈多,智识则与时以俱新。历史智识,随时变迁,应与当身现代种种问题,有亲切之联络。历史智识,贵能鉴古而知今。至于历史材料,则为前人所记录,前人不知后事,故其所记,未必一一有当于后人之所欲知。然后人欲求历史智识,必从前人所传史料中觅取。若蔑弃前人史料而空谈史识,则所谓“史”者非史,而所谓“识”者无识,生乎今而臆古,无当于“鉴于古而知今”之任也。

  

   今人率言“革新”,然革新固当知旧。不识病象,何施刀药?仅为一种凭空抽象之理想,蛮干强为,求其实现,鲁莽灭裂,于现状有破坏无改进。凡对于已往历史抱一种革命的蔑视者,此皆一切真正进步之劲敌也。惟藉过去乃可认识现在,亦惟对现在有真实之认识,乃能对现在有真实之改进。故所贵于历史智识者,又不仅于鉴古而知今,乃将未来精神尽其一部分孕育与向导之责也。

  

   且人类常情,必先“认识”乃生“感情”。人最亲者父母,其次兄弟、夫妇乃至朋友。凡其所爱,必其所知。人惟为其所爱而奋战牺牲。人亦惟爱其所崇重,人亦惟崇重其所认识与了知。求人之敬事上帝,必先使知有上帝之存在,不啻当面观体焉,又必使熟知上帝之所以为上帝者,而后其敬事上帝之心油然而生。人之于国家民族亦然。惟人事上帝本乎信仰,爱国家民族则由乎知识,此其异耳。人之父母,不必为世界最崇高之人物;人之所爱,不必为世界最美之典型,而无害其为父母,为所爱者。惟知之深,故爱之切。若一民族对其已往历史无所了知,此必为无文化之民族。此民族中之分子,对其民族,必无甚深之爱,必不能为其民族真奋战而牺牲,此民族终将无争存于并世之力量。今国人方蔑弃其本国已往之历史,以为无足重视;既已对其民族已往文化,懵无所知,而犹空呼爱国。此其为爱,仅当于一种商业之爱,如农人之爱其牛。彼仅知彼之身家地位有所赖于是,彼岂复于其国家有逾此以往之深爱乎!凡今之断头决胸而不顾,以效死于前敌者,彼则尚于其国家民族已往历史,有其一段真诚之深爱;彼固以为我神州华裔之生存食息于天壤之间,实自有其不可侮者在也。

  

   故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之爱情,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深厚的认识。欲其国民对国家当前有真实之改进,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真实了解。我人今日所需之历史智识,其要在此。

  

  

   略论中国近世史学,可分三派述之。一曰传统派,亦可谓“记诵派”。二曰革新派,亦可谓“宣传派”。三曰科学派,亦可谓“考订派”。“传统派”主于记诵,熟谙典章制度,多识前言往行,亦间为校勘辑补。此派乃承前清中叶以来西洋势力未入中国时之旧规模者也。其次曰“革新派”,则起于清之季世,为有志功业、急于革新之士所提倡。最后曰“科学派”,乃承“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之潮流而起。此派与传统派,同偏于历史材料方面,路径较近;博洽有所不逮,而精密时或过之。二派之治史,同于缺乏系统,无意义,乃纯为一种书本文字之学,与当身现实无预。无宁以“记诵”一派,犹因熟谙典章制度,多识前言往行,博洽史实,稍近人事;纵若无补于世,亦将有益于己。至“考订派”则震于“科学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实,为局部窄狭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换为死的材料。治史譬如治岩矿,治电力,既无以见前人整段之活动,亦于先民文化精神,漠然无所用其情。彼惟尚实证,号客观,既无意于成体之全史,亦不论自己民族国家之文化成绩也。

  

   惟“革新”一派,其治史为其有意义,能具系统,能努力使史学与当前现身相绾合,能求把握全史,能时时注意及于自己民族国家已往文化成绩之评价。故革新派之治史,其言论意见,多能不胫而走,风靡全国。今国人对于国史稍有观感,皆出数十年中此派史学之赐。虽然,“革新派”之于史也,急于求智识,而怠于问材料。其甚者,对于二、三千年来积存之历史材料,亦以革新现实之态度对付之,几若谓此汗牛充栋者,曾无一顾盼之价值矣。因此其于史,既不能如“记诵派”所知之广,亦不能如“考订派”所获之精。彼于史实,往往一无所知。彼之所谓系统,不啻为空中之楼阁。彼治史之意义,转成无意义。彼之把握全史,特把握其胸中所臆测之全史。彼对于国家民族已往文化之评价,特激发于其一时之热情,而非有外在之根据。其绾合历史于现实也,特借历史口号为其宣传改革现实之工具。彼非能真切沉浸于已往之历史智识中,而透露出改革现实之方案。彼等乃急于事功而伪造智识者,智识既不真,事功亦有限。今我国人乃惟乞灵于此派史学之口吻,以获得对于国史之认识,故今日国人对于国史,乃最为无识也。

  

  

   所谓“革新派”之史学,亦随时变迁。约言之,亦可分为三期。其先当前清末叶。当时,有志功业之士所渴欲改革者,厥在“政体”。故彼辈论史,则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专制黑暗政体之历史也。”彼辈谓:“二十四史乃帝王之家谱。”彼辈于一切史实,皆以“专制黑暗”一语抹杀。彼辈对当前病症,一切归罪于二千年来之专制。然自专制政体一旦推翻,则此等议论,亦功成身退,为明日之黄花矣。继“政治革命”而起者,有“文化革命”。彼辈之目光,渐从“政治”转移而及“学术思想”,于是其对国史之论锋,亦转集于“学术思想”之一途。故彼辈论史,则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思想停滞无进步,而一切事态因亦相随停滞不进。”彼辈或则谓:“二千年来思想,皆为孔学所掩盖。”或则谓:“二千年来思想,皆为老学所麻醉。”故或者以当前病态归罪孔子,或者归罪于老子。或谓:“二千年来思想界,莫不与专制政体相协应。”或则谓:“此二千年来之思想,相当于欧洲史之所谓‘中古时期’。要之如一丘之貉,非现代之所需。”或则谓:“思想限制于文字,欲一扫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思想之沉痼积病,莫如并废文字,创为罗马拼音,庶乎有谬。”然待此等宣传成功,则此等见识,亦将为良弓之藏。继“文化革命”而起者,有“经济革命”。彼辈谓:“无论‘政治’与‘学术’,其后面为‘社会形态’所规定。故欲切实革新政治机构、学术内容,其先应从事于‘社会经济形态’之改造。”彼辈对于当前事态之意见,影响及于论史,则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一‘封建时期’也。二千年来之政治,二千年来之学术,莫不与此二千年来之社会经济形态,所谓‘封建时期’者相协应。”正惟经济改革未有成功,故此辈议论,犹足以动国人之视听。有治史者旁睨而嘘曰:“国史浩如烟海,我知就我力之所及,为博洽谛当之记诵而已,为精细绵密之考订而已,何事此放言高论为!”虽然,国人之所求于国史略有知,乃非此枝节烦琐之考订,亦非此繁重庞杂之记诵,特欲于国家民族已往历史文化有大体之了解,以相应于其当身现实之所需知也。有告之者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专制黑暗政体之历史也。”则彼固已为共和政体下之自由民矣,无怪其掉头而不肯顾。或告之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孔子、老子中古时期思想所支配下之历史也。”则彼固已呼吸于二十世纪新空气之仙囿,于孔、老之为人与其所言,固久已鄙薄而弗睹,喑而无知,何愿更为陈死人辨此宿案,亦无怪其奋步而不肯留。或告之曰:“我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封建社会之历史耳,虽至今犹然,一切病痛尽在是矣。”于是有志于当身现实之革新,而求知国史已往之大体者,莫不动色称道,虽牵鼻而从,有勿悔矣。然竟使此派论者有踌躇满志之一日,则我国史仍将束高阁、覆酱瓶,而我国人仍将为无国史知识之民族也。

  

  

前一时代所积存之历史资料,既无当于后一时期所需要之历史知识,故历史遂不断随时代之迁移而变动改写。就前有诸史言之,《尚书》为最初之史书,然书缺有间,此见其时中国文化尚未到达需要编年史之程度。其次有《春秋》,为最初之编年史。又其次有《左传》,以纲罗详备言,为编年史之进步。然其时则“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乃常事,常事可以不书,兵戎非常事,故左传所载,乃以列国之会盟与战争为主,后人讥之为“相斫书”焉。又其次为《史记》,乃为以人物为中心之新史,征其时人物个性之活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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