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华:戊戌变法与世界革命风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9 次 更新时间:2019-10-02 23:3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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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华  

   作者简介:陈建华,1985年、1988年在复旦大学获文学硕士和博士学位,2001年在哈佛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复旦大学、欧柏林学院、香港科技大学,现为复旦大学特聘讲座教授、上海交通大学致远讲席教授,主要从事近现代中国文学史与文化史研究,代表性著作有Revolution and Form:Mao Dun's Early Fiction and Chinese Literary Modernity,From Revolution,to the Republic:Chen Jianhua on Vernacular Chinese Modernity,《十四至十七世纪中国江浙地区社会意识与文学》《帝制末与世纪末——中国文学文化考论》《革命与形式——茅盾早期小说的现代性展开,1927—1930》《从革命到共和——清末至民国时期文学、电影与文化的转型》。

  

   内容提要:以往关于康有为和戊戌变法运动的研究,多关注康有为的哲学、政治实践和文化上的重要影响;近年来学术界又对他的《戊戌奏稿》做了真伪辨正,但其中“革命”一词的使用问题仍需讨论。在康有为以今文经学为基础的变法理论和戊戌奏议中,世界近代史知识起了重要作用,其中“革命”是核心关键词。从康有为戊戌奏议的全部内容来看,其改良理论与实践是由他的世界革命视野所建构;在他的修辞策略中,“变法”“维新”“变政”这些词语与潜在“革命”一词相互交织,所蕴涵的改良派的历史经验丰富而复杂。一方面,作为他的改革理论纲领的“三世说”受到代表历史进化的法国革命观的影响,在戊戌奏议中也以世界近代史作为重要内容,试图以世界革命的普遍法则强加于清王朝;另一方面,他从今文经学出发,以《春秋》“大一统”、孔子“素王”与“教化文义、礼乐典章”为原则立场,在维护清王朝“正统”合法的前提下希图通过改革转化为君主立宪政体。但是,戊戌变法难以仿照“明治革命”的模式,它不仅受到中国“革命”传统的制约,也是由清统治者上层满汉官员之间的深刻矛盾所决定的。因此,变法过程中的康有为,身处东西方革命风云的十字路口,激进与保守形成尖锐冲突,在目标与策略之间作艰难的抉择。围绕法国、日本历史中“革命”的翻译与接受,在康、梁之间形成今文经学内部的张力,在他们的改良事业中夹杂着暴力与和平的不同革命意涵,并且在语词、观念与实践的不同层面上体现出来。他们以一种世界革命的新视野,从事“社会与文化”的制度性变革,同时在思想与学术方面通过“革命”传统的充满艰难吊诡的自我扬弃与更新,遂使中国进入“长程革命”之途,此即戊戌变法的“激进”历史意义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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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康有为与百日维新,学术界已有大量研究,但大多关注他在哲学、政治实践和文化方面的重要影响;而在戊戌变法的研究资料方面,学者们也对康有为向光绪帝进呈的奏议及其《我史》、梁启超的《戊戌变法记》等的可靠性提出质疑,为康有为与维新运动的研究开辟了新维度,但其中“革命”一词的使用问题仍需讨论。与此相关,学者们还强调戊戌变法的激进特征。如旷兆江指出,为使精神上能抵御外侮,康有为试图以儒学为“国教”且不无自我呈现为“教主”之嫌,因此成为思想风暴的焦点,这种“初步的激进主义”可追溯到1890年代康氏的“长兴学记”时期;①沙培德也从思想、政治、文化方面分析,认为戊戌变法标志着“儒家激进主义的兴起”②。其实,在百日维新后,康、梁逃亡至日本与朝野人士接触谋求援助时,就受到“激进”的诘难。③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十二、十三日(1898年10月26、27日)梁启超在日本与大隈重信的代表志贺重昂笔谈时解释道:

   敝邦之内情,可得为足下一言之。彼满洲党老臣党,毫无政策,徒偷生贪禄者,不必言矣。至草莽有志之士,多主革命之说,其势甚盛。仆等前者亦主张斯义,因朝局无可为,不得不倡之于下也。及今年四月以来,皇上稍有政柄,觐见小臣,于是有志之士,始知皇上乃大有为之君,从前十余年腐溃之政策,皆绝非皇上之意,于是同志乃翻然变计,专务扶翼主权,以行新政。④

   所谓“至草莽有志之士,多主革命之说,其势甚盛,仆等前者亦主张斯义”,涉及梁启超在长沙时务学堂时与诸生“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盛倡革命”;戊戌政变后,“启超既亡居日本,其弟子李、林、蔡等弃家从之者十有一人,才常亦数数往来,共图革命”。⑤时务学堂学生在梁周围形成一股激进力量,在日本受孙中山、陈少白的影响倾向反清革命,遂有“康门十三太保”劝康有为“息影林泉,自娱晚景”的说法⑥。唐才常武装运动失败后,“启超复专以宣传为业,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畅其义旨,国人竞喜读之;清廷虽严禁,不能遏;每一册出,内地翻刻本辄十数。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⑦。所谓“畅其义旨”,即恣肆散布“革命”“破坏”的论调,这也是梁氏的言论最为发皇且深刻影响近代中国思想界的时期。但须注意的是,他所说的“盛倡革命”与“共图革命”中的“革命”,看似民国之后与辛亥革命对应的通用语,其中所蕴涵改良派的历史经验则远为丰富复杂。不光作为今文学派对于“革命”具有一种先天的使命感,事实上康梁一向置身于时代潮流中,其思想即为世界革命潮流所形塑,在戊戌之前已从中外翻译渠道获知“法国革命”与“明治革命”的多种信息,因此在他们的改良事业中夹杂着暴力与和平的不同革命意涵,且在语词、观念与实践的不同层面上体现出来。

   1906年,康有为在《新民丛报》发表《法国革命史论》一文,引发被称为“革命与改良之争”的一系列论战。⑧结果是,反清革命派占上风,改良派在理论上失势。佐藤慎一准确指出了康有为对法国大革命的矛盾观点:一方面谴责法国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为血腥残忍的事件,另一方面又称赞其为世界上最高的政治成就——建立了一个民主制的民族国家。⑨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在19世纪末的中国广为传播,如王韬在《重订法国志略》中沿袭日人冈本监辅《万国史记》中有关“法国革命”的表述,反映了明治时代对法国大革命的吊诡态度:在世界革命的语境中认同其博爱、自由的普遍价值,同时将民众暴力运动视作对“万世一系”皇权的威胁而加以排斥。康有为既以君主立宪作为戊戌变法的最终目标,也分享了这种矛盾态度。然而,当他将对法国革命的反对态度转移到以孙中山为首的反清运动时,否定中却已认同于业已成形的“革命”意识形态,且在传统儒家“春秋大义”上赋予其合法性。这里值得探究的问题是:康有为以今文经学作为变法的理论依据,“革命”概念在今文学中向来居核心地位,为何康有为轻易放弃“革命”且将之让渡于反清革命派?这对于今文经学意味着什么?由于这牵涉到他一系列奏议中的话语与修辞策略,更关乎他在全力推进改良议程时带有一种世界革命的视野,因此问题就变得更为复杂。

   陈柱在《公羊家哲学》一书开宗明义曰:“《公羊传》之说《春秋》,甚富于革命思想。……革命之义,是否为《春秋》条例,亦当别论,而孔子之富于革命思想,则亦显而易明,非可厚诬也。”⑩说孔子和《春秋》是“革命”,属后设诠释,本身即具今文学派对待历史文本的特色;然而,“汤武革命”在“春秋书法”中居核心地位,因此今文学派无不重视“革命”议题,也无不讲究“革命”修辞。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等著作中传承今文家法,把孔子作为代表“进化”“公法”的价值载体,其中必然发生传统学术话语的现代转换问题。中国史学向来以《春秋》作为评判基准,他早年在长兴讲学,“大业求仁之义,而讲中外之故,救中国之法”(11),即以各国历史作为教材,探究中国的借鉴之道。他是怎样讲述世界历史的?新旧观念与价值是如何转换的?在唐才常《交涉甄微》一文中:“或曰:子以公法通《春秋》,毋乃僭欤?”此提问正触及传统史学价值系统与“人类公理”接轨的要害问题。唐回答道:“《春秋》为素王改制之书,上本天道,中用王法,下理人情,治通三统,礼存四代。”“素王改制垂世之公心,经权互用,不以古今中外而有阂也。”(12)显然受了康有为的影响。唐氏对于史学话语的现代转换抱乐观态度,然而尽管他坚信《春秋》原则,这种今文学取向在当时被视作离经叛道,事实上在变法过程中旧派对康有为横加阻挠,如张之洞等人的“干名犯义”的指控大约是更为致命的。

   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强调指出,康有为向光绪帝进呈了“欧洲列国变革”的书籍,其中包括《明治变法考》《俄大彼得变法致强考》《突厥守旧削弱记》《波兰分灭记》以及计划中进呈的《法国革命记》等,所谓“康有为所以启沃圣心,毗赞维新者,则尤在著书进呈之一事”。这些书籍体现了改良派对于世界革命的认识,因此本文着重解读他在奏议中诸如“变法”“维新”“变政”与“革命”语词或隐或显的意涵交织,跨越学术谱系、知识转型、互文验证、心理结构等层面。一方面,作为他的改革理论纲领的“三世说”受到代表历史进化的法国革命观的影响,在戊戌奏议中也以世界近代史作为重要内容,试图以世界革命的普遍法则强加于清王朝。另一方面,他从今文经学出发,以《春秋》“大一统”、孔子“素王”与“教化文义、礼乐典章”为原则立场,在维护清王朝“正统”合法的前提下希图通过改革转化为君主立宪政体。因此,变法过程中的康有为,身处东西方革命风云的十字路口,激进与保守形成尖锐冲突,在目标与策略之间作艰难的抉择,尤其在“革命”一词使用上背离了今文学家法。这一理论上的“阿克琉斯之踵”,反映了改良派的内在困境;不仅可以探索戊戌变法的失败,也可看到19与20世纪之交“革命”意识形态形成的复杂性及改良派所起的历史作用。

  

   一 “革命”山雨欲来

  

   从语义和文化角度来看“革命”的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在20世纪初出现了戏剧性变化,一种新的革命意识形态迅速形成,不仅对辛亥革命,也对现代中国带来深刻影响。据陈少白记述,1895年,孙中山在广州起义失败后逃往日本神户,看到当地报纸称他为“革命党”而惊讶不已,同伴陈少白说:“我们从前的心理以为要做皇帝纔叫‘革命’,我们的行动只算造反而已。”(13)孙中山对陈少白说:“‘革命’二字出于《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日人称吾党为革命党,意义甚佳,吾党以后即称革命党可也。”(14)这段叙事有误记之处,但孙中山确实是通过某个日本报纸接受了“革命”一词来作为其反清斗争口号的。(15)这一孙、陈插曲,反映了“革命”话语的某种中国性:充满改朝换代的历史贯穿着成王败寇的铁律。儒家通过“春秋书法”给胜利者冠以“革命”的美名,并为之建构代表天意民心的“正统”合法性神话,而对失败者则无不施以“造反”“叛乱”的恶名。陈少白的“造反”的自白并非个例,另如反清团体龙华会的陶成章说:“皇帝不是老百姓做的,造反是大逆不道的。”(16)

如果说自1890年代初王韬以来通过跨国跨语言翻译意味着中国与世界革命接轨,那么上述孙、陈这一幕则是在实践方面给中国“革命”话语带来了转折。这也是一个“传统的创新”范例,在现代国际语境里,原来属于禁忌的“革命”话语被唤醒,在各种世界革命经验的流通中产生新的意义,同时也遵循普世规则而继续展开。所谓“世界革命经验”,按照霍布斯鲍姆(E.Hobsbawm,1917—2012)的说法,自18世纪以来“双轮革命”——法国政治革命与英国工业革命——成为世界革命的普遍标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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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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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国学术》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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