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露:“世界知识”与“世界观念”:清季民初的一种话语权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9 次 更新时间:2019-09-30 23:4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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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露  
而国务总理即以世界的现状及趋势,斟酌而损益之,以定大政之方针,如是而后国务院之政策能与世界之现势相适应,此尤陆君所优为。(33)

   这里“世界”频现,乍一看还让人以为是说外交,这就很能说明问题。备受赞美的陆氏就任不久即请辞,大总统不准,在批文中再次肯定其“久历欧洲,于世界大势了如指掌”(34)。

   民国的建立,从理念到活动,都与欧美世界密切关联。1912年,孙中山演说称:

   吾人排万难冒万死而行革命,今日幸得光复祖国。推其远因,皆由有外国之观感,渐染欧美文明,输入世界新理,以至风气日开,民智日辟,遂以推倒恶劣异族之政府,盖无不由此观感来也。(35)

   将革命成功、民国建立归功于“渐染欧美文明,输入世界新理”,虽有特殊情境下的故意讨好,毕竟其来有自。同盟会员史青撰《中国革命与世界进化之关系》,也明确表示“国中明达之士,于世界情形,审之瞭然,为世界观念所影响者至深,故共和国体之成立,良由人民世界之观念所缔构之”(36)。

   在凝聚世界观念甚深的新生共和国里,世界话语的风靡普遍正在情理之中。7月31日,《申报》报道12日西安女子助饷音乐会一事,其中提到“有一贫老妪,似毫无世界知识者,竟慨以首饰助捐”(37),看似闲笔,其实颇有意味。一则表明“世界知识”覆盖影响之广泛,二则显示“世界知识”更多乃是少年先进之所有,是新事物的一种,而与老人相对隔阂。

   运用广泛的“世界知识”“世界观念”“世界眼光”的内涵和重心相当一致,即都是“世界”和其他词语的组合,“世界”作为前置定语,规定后者的性质和内容,并提升后者的层次和程度。此类运用之前已经出现,此时更见熟练,主要表示眼光的扩大或目标的提高,更高度的概括则是所谓“世界主义”。8月,《新中国报》的出版通告称:“中国既进于世界上之中国,则凡监督政府之义务、指导国民之方针,非以世界上最新之趋向、最远之眼光,不足以铸成健全之舆论”,主张“以国家主义之精神、世界主义之眼光,牗启国民之智识,扶植人群之道德为宗旨”。(38)名为《新中国报》,却宣扬世界主义之眼光,可见中国之新离不开世界,或者说就是应新世界之运而起的。“世界”有时还令人生出几分敬畏之心,如世界宗教职员部声明“世界宗教范围广大,断无一教一人可当本会会长,故所订章程,用世界眼光,只选任干事长,而不用会长,方符世界两字名义”(39)。

   凡此种种均表明“世界”已经不只是一个名词,而是已经上升为一种特定的观念,且常常是正面的、积极的。1913年,北京政府教育部向各省颁发《通俗教育调查表》若干,其“风俗制度调查表”有“一般观念”一栏:“一般观念调查之标准如‘个人’‘社会’‘家族’‘国家’‘世界’‘学术’‘宗教’等”(40)。无独有偶,5年后阎锡山在山西颁布的《人民须知》中,专门列有“国家篇”和“世界篇”,强调要有“世界知识”,呼吁“万莫认一国是天下”。(41)

   因为宽泛,所以模糊,因为重要,所以热议。渐成话语权势的“世界”,在不同的人心中有着不同的标准。在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党人看来,只有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才算得上是“世界观念”。《公论》“介绍名著”专栏第1期的《今日应读之名著》称:“吾国立说著书之士大不乏人,但其所著作之书,每偏注于法政一途,求其有关于世界观念之著作者,寥寥不一见。”(42)其实,法政也是洋务运动以来西方传来的新知,只是时过境迁,“世界观念”水涨船高,与时俱进,法政一途已经不再新鲜。本期介绍的《人道》和《万恶之源》两书,都跟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这类新潮有关。

   当然,更多的人还是延续预备立宪以来放眼世界取法西洋的主流,结合各自所论问题,继续提倡“世界知识”与“世界眼光”。1913年,杨昌济感慨“现在读书识字知古今、能文章之人尚多,独惜无世界之知识”(43),并提出“处此时势,非有世界之智识,不足以任指导社会之责”,因此提倡出洋留学。(44)颇有意思的是,杨氏一面积极追求“世界知识”,一面又说我国古代以本国为天下,“取世界主义”,如今“万国交通,时势大变,不得不暂舍世界主义而取国家主义”。(45)意思固然连贯,用词却正好相反,最能表现世界与国家之间的微妙互动以及“世界”一词的灵动变化。或可简言之,就是要用世界知识来成就国家主义,而国家主义之所以显得紧迫,又恰恰是万国交通之后的“世界”新形势所提出的时代要求。

   对“世界”和相关组合概念的运用,已经渗透到国家根本问题之中。温雄飞主张流动宪法,理由之一为流动宪法可以“应世界大势之所趋,循政治进化之常轨”,随时变迁,应和时势。(46)“世界大势”依然是重要考虑,并且处在不言而喻的进化之中。宋教仁代草国民党之大政见,主张运用外交:“然欲运动外交,非具世界之眼光,不足以尽其用。”(47)1914年7月,秋风发表《新剧界之对抗力》,称旧剧“毫无意识,永不能进步,社会国家丝毫不能蒙其幸福”,新剧则“包赅国家观念、世界观念、社会观念及一切新知识新学理,大足以制造完全之人心,良美之风俗”。(48)这些看似公允的正面表述,其实都围绕着学习欧美、成为欧美的思想核心,透露出近代中国在华夷颠倒之下的无奈。

  

   三、根源:追逐有心,自立无力

  

   “世界知识”等话语的风靡,具有超阶级超党派的魔力。即使政治主张对立的立宪派和革命党,看重“世界知识”却相当一致。《国民公报》的宗旨在于“监察宪政之进行,鼓吹国会之速开,培植政党之基础,巩固本省咨议局之实力,输入世界之常识”(49)。《民立报》则要“以世界之智识、世界之事业、世界之学理,以辅助吾国民进立于世界之眼光”(50)。广西同盟会机关报《南风报》标明宗旨“灌输世界智识,发扬军国精神”(51)。救亡图存的主题下,立宪、革命两方宗旨立场虽不同,对世界话语的青睐,却不约而同。双方直面“世界”的态度和引导国人努力跟上“世界”的自我期许,别无二致,这正是近代中国“走向世界”过程中的典型特征。

   对“世界”的迷信和追逐能够成为话语权势、形成时代风潮,内在逻辑在于认定全世界各民族国家、各文化体系有共通性,可以而且应该在共通性下区别优劣、确定方向。这一点可以从朝野关于教育和剪发易服的讨论中充分体现。(52)

   1911年7、8月间学部组织召开中央教育会议,会长张謇在开会词中提出:“今日我国处列强竞争之时代,无论何种政策,皆须有观察世界之眼光,旗鼓相当之手段,然后得与于竞争之会,而教育尤为各种政策之根本。”又云:“今日最亟之教育,即救亡图强之教育也,然非有观察世界之眼光,则救亡图强之教育政策无自而出。”(53)“世界眼光”成为救亡图强的必然要求,而救亡图强正是列强竞争的“世界大势”逼迫的结果。第九次大会讨论教育宗旨,围绕军国民教育是否可行,是作为普通国民教育还是特殊教育,展开激烈争论。陆瑞清称“教育宗旨随世界大势而定”,“反对军国民教育者,必愚昧不知世界大势者也。”(54)“不知世界大势”成为一项不言而喻的罪名,一顶让人无法承受的大帽子。中央教育会不欢而散,张謇离京前夕“忿然曰,学部诸公既不知世界之大势,对于教育国民又无一定方针”(55)。

   第十一次大会上,反对军国民案的罗振玉提出“教育当养成与世界共同之人格,不能以现时之情势危急而施此特别之教育”(56)。顾实与之想法接近,一方面对“吾国人事事处于被动,几全忘其天赋斯民之本务,与天厚斯国之资格,至今谈国事者必曰救亡图强,专作被逼于人而不得不动之口吻”,引以为耻。另一方面强调,“今后中国之国家生活必须与世界诸国之国家生活为协同之生活”,认为在“世界日趋夫交通”“广大无垠之地球遂为文明器械所坚束、以成为永远不能解离之大团”的情势下,唯有“社会教育主义”能“造成世界人才,而国民亦在其中”。(57)更深一层看,即便是强调情况特殊者,他们所持的理由在于西方的压力下救亡图存刻不容缓,而这同样也是近代以来“世界大势”的新情况,与强调以“世界共同”为依据者的面向世界,并无根本的不同。换言之,无论是强调“世界共同”,还是突出“现时之情势危急”,出发点都在于外在的“世界”,而非自身的传统与基础。

   与此同时,学部批准中国教育会成立,宣称“以谋本国教育之发达及其改良为宗旨”,纲要为“应世界之趋势以定教育之方针”“察社会之现状以求教育之进步”。(58)对此,《申报》转录《帝国日报》报道,以批注的形式嘲讽所谓“应世界趋势定教育方针”的宗旨“真是危险”,所谓“察社会现状求教育进步”不过是“能多商务印书馆几册书便是进步”。(59)似乎越是在具体的事件上,如同“教育进步”之类的宏观理念一样,“世界趋势”也不太经得起还原与推敲,号召力和正当性随之打些折扣。

   剪发易服的讨论自清季已经开始,从中亦可看出“世界共同”的追求。时人主张剪发易服的最大理由是各国均无我国独有,这样的论证常常被称为是“世界主义”。(60)对此,汪康年说:“至于断发易服之问题,谓其世界大通,万国并立,衣冠形貌之不同,改之可也。谓其足以与民更始,强国兴邦,则吾未之敢信也。”(61)虽然不相信剪发易服可以强国兴邦,还是从与万国相同的角度表示支持。

   1910年12月,资政院开会审查明谕剪辫易服具奏案,认为当今世界交通,应取大同主义,辫发不利外交,有碍尚武精神。该案以压倒优势通过。《帝国日报》欢欣鼓舞,称赞国民代表已具有世界的知识,以后议决政事必将有世界的眼光,中国此后必将渐趋于世界的国家。(62)剪辫易服成为“世界的知识”“世界的眼光”的表现以及“世界的国家”的要素。“世界的国家”其实就是与世界其他国家相同的国家。1911年初,沈同芳致函江苏教育总会就剪辫易服问题也说:“环球大通,当取世界共同主义,苟举世咸以为不便者,则毋宁下一令而易之”,不满于“政府不能睹世界之趋势”,在该问题上不够坚决。(63)所谓“世界共同主义”,就是与外国趋同。

   近代中国被一步步拉入“世界”,不得不走向世界,救亡图存的压力常常导致按照“世界”来塑造中国或为应对“世界”而改造中国。1913年,杜亚泉称最近十余年来欧风东渐导致“科学智识,与夫世界之眼光、政治之观念,亦因而俱进”。(64)不仅如此,“吾国易闭关为开放,改专制为共和,形势骤变,旧时文化,既不敷今日之需用,而欲由历史等种种关系,自酿一特种之文明,又迫不及待,则取他人已行之成绩,以补吾所未备”,在他看来,这在过渡时期不可避免,只是“不可不絜量短长,以定去取,融合新旧,以期合适”。(65)所谓融合新旧,在实际中往往成为弃旧迎新,而此种新文明整个就不是从自身的历史文化中生长出来的,而是外烁而来,有论者称之为历史观放逐了历史,难免聚沙成塔的虚弱。(66)

虽然外烁而来难免有弊端,但当时朝野上下对世界大势的追逐,对世界知识、世界观念的提倡与标榜仍然有增无减,长盛不衰。张东荪撰《中国共和前途之最后裁判》,提出了两个问题:(1)共和果为善良与否;(2)共和果适于中国与否。他肯定第一点后,又说第二点“最易解决,第一先问人类之进化是否为同一方向,如其是也,则中国民族何能独外此方向以行,若中国人种之进化必与世界人类之进化同一轨道同一方向,则中国舍采用共和政治外,固无他途也”。(67)意思明白如是,思维取向不言而喻。清季民初以来,正是在这同一轨道同一方向所代表的“世界共同性”的指引下,“世界”相关观念不断丰富,世界话语不断强势,一路凯歌。这固然有其合理性,对外充分了解“世界”亦有其毫无疑义的必要性,但若因此淡漠甚至忽视自身文化传统的应有价值,失却了对本国现实的深入把握和对民族文化的必要自信,就难免滑向不知我之何以为我的深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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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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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社会科学战线》 2018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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