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颖 齐义虎:天津法租界的扩张及老西开事件(1861—1917)

——以法国外交部档案为基础史料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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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颖   齐义虎  

   索西内采纳了其同僚的建议,在他的支持下,法国籍主教杜保禄(Paul Dumond)开始在老西开地区大量购买土地,并在附近修建学校和医院等设施。索西内在1913年10月21日致法国驻华公使康悌(Alexandre Conty)的信中汇报了他工作的进展和计划:

   最近,天主教传教团和法国的一些机构在墙子河以外地区获得了一些土地,于是我们想重启之前的扩张计划。我认为不应当再寄希望于中国当局能够同意我们进行领土的扩张。目前唯一可行的就是效仿上海工部局在其租界扩展区所采纳的方法,要么以私人名义获取想要的土地,即鼓励法国人购买该地区土地,然后工部局再从他们手中赎回,要么工部局自己出面购买闲置土地用以开发。(16)

   法国工部局这种迂回的行事作风在1913年末卜格斯(Henry Bourgeois)成为领事后开始发生转变。卜格斯认为前任领事们的做法都收效甚微,采用更为激进的手段进行扩张。他命人在老西开地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从1914年7月起又在该地区部署警力,并要求中国政府承认法租界当局对老西开地区的管辖权。法国人觉得这项行动是合法的、必须的、紧急的:

   合法的,是因为我们必须承认在天津的租界里,法国是被给予优待最少的一个国家,法租界无法像其他外国租界一样得以发展。必须的和紧急的,是因为我们不仅要着眼于未来,更要保护好当前的成果。鉴于我们在租界内的发展,现在已经到了要求承认我们在该片土地上所拥有的权力的时候了。让中国的警局和行政机构在这个区域内取代我们,也就意味着法租界被永远地封死了,因为它的北面和南面靠着海河和海光寺运河,它的东面和西面挨着英租界和日租界。(17)

   1916年6月,西开教堂及附近的医院、修道院等建筑陆续完工之后,法租界当局公然在教堂周边约50亩的地带插上了蓝白红三色的界桩,并派安南兵把守。10月17日,卜格斯向直隶省长发布通牒,要求中国警察48小时内撤出老西开地区。20日晚,领事又带领武装军警,缴械并拘禁了驻守在张庄大桥的中国警察。这一事件引起了天津市民大规模的抗议活动。10月21日,各界群众召开维持国权国土大会,并赴直隶省公署、交涉署和省议会请愿。10月23日,天津商会决定抵制法国商品和货币。10月25日,8000余名各界人士举行公民大会,决议通电全国与法国断绝贸易,中国货不售与法国等。面对日益高涨的反法运动,外交部长陈锦涛为逃避责任,宣布辞职。而代理外交次长夏诒霆10月29日在直隶交涉署接见示威者代表时,由于出言不逊遭到围攻,不久也被撤换。11月4日,天津国土临时保卫社举办参加签名日,并创办《民权报》为言论机构。11月12日起,法租界内的中国职员、工人、车夫、女佣等群起罢工,电灯厂停电,垃圾无人清扫,整个法租界陷入瘫痪状态。

   在外交部档案中收藏着一份中法文对照的国土临时保卫社简章,(18)共分十条,其内容如下:

   国土临时保卫社简章

   第一条 本社定名曰:国土临时保卫社。

   第二条 地址暂借宫北白衣庵为筹备本社事务所。每届开公民大会治期,临时另择地点。

   第三条 本社专以保卫国土不容稍有损失为宗旨。

   第四条 本社之组织缘因我政府值此多事之秋,外人趁虚而入,窥我疆土,侵我国权。凡我国民亟宜妥筹对待之法,以尽挽救国权、保卫国土之义务,惟须遵守本章后列各条,不得旁生枝节,以免牵动大局。

   第五条 本社由公民发起,禀明省长,转请政府立案而后实行。

   第六条 本社之社长、社员均属国民分子,既无薪水,亦无伙食,一切零星费用,俱系自备资斧,将来不得妄生异议。

   第七条 本社为人民之团体、政府之后盾。关于土地上之交涉,本社有代表当事地户之义务;倘政府交涉不力,准土地权之代表实行干涉,不得为之违法。

   第八条 本社纯为提倡人民热心爱国之思想,冀我政府顺舆情而扩张势力,上下一心,富强胥在此。我社员遇有交涉中应尽之职务,务必须守镇静之态度,以俟政府之结局、本社之公决,方可进行,不得妄自生非。

   第九条 我国专制时代民间不准存留枪械,故人民无自强之思想。自我大中华民国成立以来,宪法所在,凡我国民皆得有自卫权,无论官绅商学农工各界,均可禀准当道,购买枪支以保个人之财产。惟我社员如有自卫之枪械,务即声明交由本社社长择定妥实地点存储,以昭慎重而免枝节。

   第十条 本社事繁人广,需款较多,凡我社员同胞牺牲财帛者,随意捐助,否则听便;其不敷之款,悉由发起人担任。

   以上酌拟简章十条,诚恐不无挂漏,容再悉心察酌,大众研究,临时增改,以期完备,理合登明。

   从该份史料中可以看出,国土临时保卫社是由公民发起的,其目的就是在政府交涉不利的情况下,能够挺身而出,守护领土,保家卫国,该社甚至鼓励民众购买枪支,进行自卫。而法租界当局作为这场自发的大规模罢工运动的矛头指向,没有看到他们的侵略带给中国人民的伤害,没有体会到强大的爱国情怀在人民群众中积蓄的力量。所以,他们始终认为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由北京政府暗中领导的运动。北京公使在1917年5月致各地领事的通函中写道:“驱逐九名中国警察实际上只引起了十几天的骚乱和中国工业银行的抵制。而这次抵制从某种程度上说,应归因于北京政府的不悦。”(19)卜格斯在致驻华公使康悌的一封信中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如果中国政府没有怂恿《北京日报》来鼓动民众反抗我们,而是稍微遵循我们的警示,我们就不会看到老西开地区的扩张问题沦落到如此荒唐的局面,如今也不必等待最佳时机以说服中国民众相信我们的善意。”(20)即使在罢工运动已有缓和的情况下,卜格斯依然担心北京政府的参与会使罢工运动重燃,他在1917年1月31日致法国外交部长的信中写道:

   阁下,我很荣幸地随信给您附上我写给北京公使馆的有关天津事件的每周报告的复本,方便您了解这里的状况是否有了改善。罢工运动虽有缓和,但是只要北京政府继续保护或怂恿那些组织罢工的委员会,就随时可能发生意外事件,或是罢工运动的卷土重来。北京政府到目前为止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对我们进行恐吓和要挟,但幸运的是,我们坚定的决心和从容的应对使之没能得逞。(21)

   在这场反法运动中,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华警罢岗、商界罢市,天津市民表现出了空前的团结。而法国人在档案中却歪曲事实,把这场轰轰烈烈的大罢工运动说成是市民们在受胁迫的情况下进行的。如在一份天津人民反法大罢工运动的总结报告中就这样记载:

   从1916年11月11日起,法国工部局、工业联合会以及电力公司的工人和职员,都向他们的雇主表示,由于自己和住在老城区的家人受到威胁,他们将不得不放下次日的工作。所有人都表达了对当前局势的惋惜,并希望能够尽快回到工作岗位。

   实际上是在11月12日周日这一天,在老城区所传来的一声令下,工人们集体离开了工作岗位。

   在最初的五天内,罢工仅限于上述的几个机构,法租界的华警和法国人家里的仆从都拒绝参与到这场运动中。但来自委员会的威胁越来越恐怖,密探们分布在需要雇员的场所(市场、店铺)威胁这些忠实的员工,声称如果他们不参与罢工将会受到惩罚,甚至是暗杀,他们居住在老城区的家人可能会成为罢工者们的人质。而那些没有被公民大会的密探们找到的员工,他们的家人则收到了恐吓信,随信还附上了一些相关案例。

   由于受到的恐吓,这些职员们不得不就范,离开了他们的雇主。与此同时,电力公司正罢工的工人们收到了公民大会所支付的专项报酬,让他们夜晚来破坏租界的照明系统。他们尽力完成的工作使我们在物质和精神上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22)

   天津人民的反法大罢工,得到了全国各界爱国人士的积极响应和声援,并逐渐发展成为了全国性的反帝爱国运动。它波及面之广,从法国驻华公使给各地领事的通函中便可见一斑:

   从法国驻京公使馆最近获得的信息来看,虽然老西开事件和反法大罢工已经过去了四个月的时间,但关于这些事件起因的传言依然在不断地散布,特别是在中国南方和印度支那地区。为了向你们澄清这些被散布的、并且还将继续被散布的有倾向性的传闻,我随信给你们寄去一份总结天津法租界扩张问题的纪要。正是扩张问题引起了这场大的动荡,并在去年的最后三个月里使法国人的利益蒙受了重大的损失。(23)

   值得一提的是,在老西开事件的进展过程中,天主教会形成了两个明显的对立阵营。如比利时籍副主教雷鸣远(Vincent Lebbe)支持天津人民的抗争,反对法国人强行扩张的行径,并在《益世报》上发表大量谴责法租界当局的文章,由此与主教杜保禄发生冲突,于1917年被遣使会会长降职调往宁波教区。对雷鸣远等神父的不满情绪,在档案中有多处显现,如在驻华公使给各地领事的通函中这样记载:

   经过两年的协商之后,天津政府当局已经承认了我们要求的合法性,北京也予以了认可。但是由于当地一些相关人士所发起的抵抗,并得到了一些不守纪律的传教士的协助,法租界当局在中国政府的要求下,为了便利其工作,同意:一,放弃原本要求的约1/3的土地,这些土地的兼并对租界发展而言并不是不可或缺的;二,对1916年6月所中断的协议,可给予多次的、短时期的延期……

   需要指出的是,一些遣使会传教士的反对给我们制造了莫大的困难,他们已经受到了主教的责罚,根据巴黎修会总部的指示,这四位传教士都将会受到贬黜。(24)

   老西开事件持续了4个月之久,使法租界蒙受了重大的损失,而此时法国政府正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无力顾及在华事务。1916年底,法国政府电令驻华公使,要求尽早结束老西开事件。公使向中国政府提出了维持现状的请求,从此该地区又重新回到了中法共管的状态,法租界当局侵占老西开地区的阴谋一时没能得逞。

   通过以上对天津法租界两次扩张的历史复原,让我们看到了帝国主义处心积虑逐步蚕食、侵害中国主权和国民利益的卑劣行径。他们嘴上自称文明,巧取豪夺起来却又极其野蛮;他们号称契约精神,但租界扩张却完全是条约之外的非法行为。

   天津法租界的两次扩张分别发生在清末和民初,法国人面对的分别是清政府和北洋政府。颟顸的清政府自然不敢得罪洋人,地方官只能搞点拖延战术,但最后还是让法国人得了逞。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但北洋政府却并没有比清政府强硬多少,面对法国人的无理要求,依旧不能据理力争、维护国权。不过民国时期的民众确实已有一定程度的思想解放,觉悟到自己是这个国家的主人,激发了广大国民的爱国情怀。正是天津人民的持续抗争以及全国各地的声援支持,才让法国人知难而退,最终导致第二次租界扩张的失败。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法租界在津的扩张过程中,在华的天主教会扮演了与其宗教身份不相符的不光彩角色。虽然教会内部也有像雷鸣远这样的正义人士,但更多的传教士站在了其母国的立场上,成为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这一时期在华传教士与他们17、18世纪的前辈们在性质上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因为当宗教传播与政治利益相伴而行的时候,哪怕再虔诚的愿望也会被世俗所玷污,被政治所利用。

   注释:

①国内涉及天津法租界扩张及老西开事件,已整理出版的资料主要有:天津市地方史志编修委员会编著《天津通志·附志·租界》,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天津档案馆、南开大学分校档案系编《天津租界档案选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津人民反对法帝国主义侵占老西开斗争资料选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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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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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林》2018年 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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