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成旭:行政诉权处分的司法审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2 次 更新时间:2019-09-30 00:1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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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成旭  
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35—136页。诉的适法性,亦有学者称诉讼允许性,主要涉及当事人是否具备诉权、是否符合起诉期限、诉讼类型是否适当、是否有法律保护的必要等问题,其内容大致相当于我国对起诉条件的审查;诉的理由具备性,内容涉及起诉是否具备理由的实体审查。参见赵宏:“诉讼权能与审查密度——德国行政诉讼制度的整体管理性”,《环球法律评论》2012年第6期,第116页。

   [43]参见注[42],胡芬书,第386页。

   [44]参见注[42],胡芬书,第389页。

   [45]参见注[42],胡芬书,第389页。

   [46]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德国行政诉讼中的适法性审查并非纯粹的形式审查,而包含了实质审查。

   [47]同注[7],王贵松文,第145页。

   [48]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行申1796号国家赔偿裁定书。

   [49]参见注[24],第87页。

   [50]如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榆中行终字第44号行政判决书。

   [51]如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2014]昆法委赔字第4号其他国家赔偿决定书。

   [52]如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鄂行申176号国家赔偿裁定书,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温行赔终字第12号国家赔偿判决书。

   [53]如陕西省商洛市(地区)中级人民法院[2017]陕10行赔初2号行政判决书,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鄂行申176号国家赔偿裁定书。

   [54]参见注[6],第38页。

   [55]同注[7],王贵松文,第144页。

   [56]如注[7],章剑生文,第176页;注[7],王贵松文,第144页。

   [57]参见注[7],章剑生文,第168—176页。

   [58]当然两种思路的区别仍很明显,章的思路并未将诉的利益(权利保护必要性)从起诉要件中抽离至诉讼要件,但反映在制度改进的方向上是一致的。

   [59]是作为德国那样的区别于权利保护必要性的另一适法性要件,还是作为权利保护必要性的一部分,则可在所不问,因为效果相同。

   [60]此时虽名为“裁定驳回起诉”,其实相当于德日的“判决驳回起诉”。

   [61]参见张卫平:“民事案件受理制度的反思与重构”,《法商研究》2015年第3期,第9页。

   [62]参见[德]拉伦茨:《法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04—207页。

   [63]如果严格按照诉的三阶层要件原理来看,本文在此所作的论断仍然是妥协性的。立案审查阶段(起诉要件)本不该作此实质性审查(而应是诉讼要件审查的对象)。我国的行政诉讼本可借力立案登记制改革将诉的三阶层要件析分开来,但现实中法院仍然将本该后置的诉讼要件乃至本案要件植入起诉要件的审查之中,导致立案难度上浮与“立审分离”弱化。参见梁君瑜:“我国行政诉讼立案登记制的实质意涵与应然面向”,《行政法学研究》2016年第6期,第90页。

   [64]如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川委赔监4号驳回申诉通知书,陕西省商洛市(地区)中级人民法院[2017]陕10行赔初2号行政判决书,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鄂行申176号国家赔偿裁定书。

   [65]参见注[6],第46—47页。

   [66]参见[美]达玛什卡:《司法和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郑戈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42—143页。

   [67]尽管达玛什卡所建构的法律程序理想类型,主要是以刑事诉讼制度为分析和比较的对象,但其理论分析框架对于诸多其他的法律制度同样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就行政诉讼领域而言,我国已有不少学者借助达玛什卡的这一分析框架,取得了诸多富有洞见的理论成果,如汪庆华:“中国行政诉讼:多中心主义的司法”,《中外法学》2007年第5期;章志远:“开放合作型行政审判模式之建构”,《法学研究》2013年第1期;余军、张文:“行政规范性文件司法审查权的实效性考察”,《法学研究》2016年第2期等。

   [68]参见注[66],第16—17页。

   [69]尽管“解决行政争议”在《行政诉讼法》修订后才作为一项立法目的得以明确,但在修订前早有学者注意到行政诉讼的“权力监督目的”和“纠纷解决目的”会出现冲突,在程序的设计和制度的运用上也会遇到相当复杂的问题,分别以两者为导向的法律程序设计可能会形成矛盾,参见钱弘道、吴亮:“纠纷解决与权力监督的平衡”,《现代法学》2008年第5期,第3—13页。

   [70]正如有学者所言:“行政机关没有像民事主体那样的意思自治权和对自己权利的处分权,行政机关不能出卖公共利益和公权力。”喻文光:“行政诉讼调解的理论基础与制度建构”,《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第11页。

   [71]比如,在德国行政法上,行政行为侵权事实本身是否合法,需要由行政法院来进行审查确认,而损害如何填补的问题则需要由普通法院来审查。毛雷尔认为,“损害赔偿案件中的复杂的因果关系和计算问题是普通法院的专长,而行政法院(迄今为止)仍然是门外汉。”[德]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645页。

   [72]参见卢超:“行政信访法治化改革及其制度悖论”,《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第111页。

   [73]参见何海波:“一次修法能有多少进步——201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修改回顾”,《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第40页。

   【参考文献】 {1}薛刚凌:《行政诉权研究》,华文出版社1999年版。

   {2}[德]胡芬:《行政诉讼法》,莫光华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3}[美]达玛什卡:《司法和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比较视野中的法律程序》,郑戈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4}巢志雄:“民事诉权合同研究——兼论我国司法裁判经验对法学理论发展的影响”,《法学家》2017年第1期。

   {5}王贵松:“论行政诉讼的权利保护必要性”,《法制与社会发展》2018年第1期。

   作者简介:蒋成旭,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助理研究员,浙江大学立法研究院兼职研究员。

   文章来源:《法学家》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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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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