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春凌:近代思想全球流衍视野中的章太炎与五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2 次 更新时间:2019-09-29 20:3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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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春凌  

  

   摘要:近代思想,这里指的是以西方的科学革命和进化学说为基础,所建构起来的我们今天对于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基本认知的那些思想,以及由于对宇宙与人认知的新旧转换,而在宗教、伦理、美学与政治思想诸领域引发的观念协商或革命。章太炎体现在《訄书》初刻本中的整个早期知识图景,受到以《论进步:其法则和原因》为代表的斯宾塞进化思想的启发。五四之后,英国作家约瑟夫·麦克布模仿《论进步:其法则和原因》创作的《进化:从星云到人类》,在培育一代新青年的近代教养方面,功不可没。章太炎不仅是五四新文化的本宗始祖,五四一代继承了他的精神和议题;并且,从建立在科学革命以及生物、社会进化学说之上的近代宇宙观和社会观全球流衍的角度,章太炎与五四一代还如同在平行空间里耕耘同一块思想土地的人,是彼此的另一个自己。

  

   陈平原教授近日在北大举办的纪念五四大会上,发表题为《危机时刻的阅读、思考和表述——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的主题讲演。他指出,就“五四”谈“五四”是不得要领的。我们需要拉长视线,来追溯晚清以降“新文化”逐步积聚能量,到最终破茧而出的过程。说到章太炎与五四,诚如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观察家、参与者曹聚仁所言,章太炎是新文学运动的“不祧之祖”。[1]然而,作为祖师爷的章太炎,他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在某些侧面上显而易见,在另一些层面上却颇隐而不彰。

  

   显而易见的是,章太炎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诸位领袖有直接的师生关系。1906年太炎在东京主编《民报》,开设国学讲学会,前来听课授业的,包括沈士远、沈兼士兄弟,以及马裕藻、马衡、朱希祖、钱玄同、任鸿隽等人。太炎在《民报》社进行小班授课,学生中有鲁迅、周作人、许寿裳。太炎冲决罗网、与清廷割辫与绝,“革命之志,终不屈挠”[2]的精神,他融合“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3]、“自成宗派”[4]的思想学术,启蒙了五四一代新青年。民国初年至五四运动时期,章门弟子聚集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北京大学。《新青年》杂志的主编陈独秀是清末的革命党人,与太炎本来有旧。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则是《新青年》的重要撰稿人。章太炎的身影,时晦时明,徘徊在新文化运动标志性的“一校一刊”背后。

  

   反孔批儒思潮与广义上的语言文字运动(包括白话文运动、汉语拼音文字运动和国语统一运动)构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内容。章太炎显然是造出时势的先驱。早在1899年的《儒术真论》中,他就确立了“以天为不明及无鬼神”[5]作为真儒术的标准。矛头所向,直指康有为经今文学有宗教倾向的孔教主张。1902年《订孔》篇,抨击《论语》“晻昧”,孔子乃“支那之祸本”,孔子以“合意干系为名,以权力干系为实”,令儒术“为奸雄利器”。儒家内部,“孟、荀道术皆踊绝孔氏”。[6]该文与梁启超《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一起,令孔子一时间失其故地。后续太炎还撰写了《诸子学略说》(1906)、《驳建立孔教议》(1913)、《示国学会诸生》(1913)等文,全力排击康有为主导的孔教运动。民初批孔阵营,“必如章氏之说”。[7]《新青年》批评孔教的易白沙《孔子平议》,陈独秀《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紧紧抓住“孔子之学,只能谓为儒家一家之学”[8],“孔教”这一名词不能成立,妄人才强欲定孔教以为国教等要点来立论,逻辑上都继承了章太炎的论述。此外,正如周作人所言,“章太炎先生对于中国的贡献,还是以文字音韵学的成绩为最大,超过一切之上”。[9]创作于1907年的《新方言》意味着,“小学不但可以考古,亦可以通俗致用。向来只用之以考证死文字”,太炎却用来整理活语言;“经学附庸之小学,一跃而为一种有独立精神之语言文字学,这是文字学史上的一个重要关键。”[10]除了催生现代语言学,形构五四时期方言调查、歌谣整理工作的雏形外,章太炎清末“取古文、篆、籀径省之形,以代旧谱”[11]所制造的文字符号,成为1913年读音统一会所通过的“注音字母”的模型。而“注音字母”是中国由政府颁定的第一套拼音文字。太炎深刻意识到,“今夫种族之分合,必以其言辞同为大齐”[12],现代民族国家建设,国语统一乃当务之急。新文化运动期间,太炎虽然对单一化的白话文运动颇有微词,但他在清末襄助《教育今语杂志》,从启蒙便俗的立场上,早就认可了白话文的合理性。

  

   这些凸显在历史表层的人际嬗递,观念承袭,喻示着五四新文化和清末新思潮之间不容否定的连续性关系。新事物的开创,从筚路蓝缕走到江河奔涌、难以遏阻。然而,在历史展开的深层,并非总是呈现直线向上的发展趋势。特别是思想观念的更新,关涉政治与制度诸层面相当复杂的思想之社会化过程。怀特海(AlfredNorth Whitehead,1861-1947)说,精神的建筑物,“在工人还没搬来一块石头以前就盖好了教堂,在自然因素还没有使它的拱门颓废时就毁掉了整个的结构”,“思想往往要潜伏好几个世纪”。[13]从近代思想的全球流衍及其对中国的影响来看,章太炎与五四之间还有隐而不彰的深层次关联——他们都被人类思想近代化的命题所俘获,并且在同一片思想的土壤上进行着反复的耕耘。后来者对问题的体察与回应,相较于先到者,未必更加敏锐深刻。

  

   所谓近代思想,这里指的是建构我们今天对于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基本认知的那些思想,以及由于对宇宙与人认知的新旧转换,而在宗教、伦理、美学与政治思想诸领域引发的观念协商或革命。思想的近代化,则指向接受近代思想的动态过程。十六到十七世纪,欧洲发生了科学革命。它的标志就是在伽利略(GalileoGalilei,1564-1642)、笛卡尔(RenéDescartes,1596-1650)、惠根斯(ChristiaanHuyghens,1629-1695),到牛顿(IsaacNewton,1642-1727)几代学者的“合作”中,诞生了“人类知识的成就中最伟大的和无与伦比的成果”——牛顿三大运动定律及万有引力定律。[14]这些基本的力学原理,促进了天文动力学、工程学和物理学的发展。它表明从哥白尼以降、转变亚里士多德所建立的世界图像的工作已经到了最后阶段。近代科学开始形成。到十八世纪中叶,在步入现代文明的地域,“万有引力确实是物质的内在性质的观点”已被普遍接受。[15]一个物质宇宙的景象呈现在人类的眼前。而整个十九世纪,“进化”,成为“最翻天地覆而又无处不在的观念”。[16]十九世纪的“进化”观念,事实上是由哲学与经验上的“进步”(progress)思想,以及在西方有着漫长知识史、从宇宙星体演变逐渐导向生物种群起源的“进化”(evolution)学说结合而成。法国革命对于旧秩序的撼动,工业革命的蒸汽机车、铁路电信网络创造出新的自然,人们似乎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社会进步。弥漫性的进步意识又启发了生物进化的理论,“在十九世纪后期,当达尔文革命在生物学中取得了成功后,两种层次的进步观才综合成一种有关宇宙发展的贯穿性观点”。[17]人无分东西,都开始面对“人从动物进化而来”,这个令人无比震惊的、关于生命起源的事实。如果用一句话来描述近代思想所带来的惊异感,“进化:从星云到人类”,是颇为贴切的。

  

   《进化:从星云到人类》(Evolution:A General Sketch From Nebula to Man),是英国作家约瑟夫·麦克布(JosephMcCabe,1867-1955,又译为“麦开柏”)于1909年刊行的一本普及型的小册子。在1922年新文化运动的氛围中,由二十出头的郑太朴(1901-1949)翻译,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本书此后不断再版,直到1951年。该书在培育一代新青年的近代教养方面,功不可没。聂绀弩回忆说,相较于严复译的《天演论》、《群学肄言》,马君武所译《物种原始》以及《新青年》杂志,《从星云到人类》“是最懂的,很薄的一本小书,给了我很多知识”。[18]

  

   译者在《例言》中提到,“进化一语,传入中国亦已几十年,近来更通行为口头禅;但对于此语能有明确之观念,十分清楚其意义者,恐还不多得”。麦开柏在正文开篇则说,“进化一语……五十余年前,这种科学上的真理,即在很有思想的人听了亦震惊者,现在已悬于小学生之口”。[19]将中英两种语境、不同时间点的表述,稍微进行时间换算就会发现,1850年代,“进化”亦是“震惊”欧洲知识界的新锐话题,但到了五十年后的1900年左右,“进化”作为常识,已“悬于小学生之口”。中国在距五四“几十年”前的清末虽已传入进化学说,严复《天演论》也名噪一时,“进化”逐渐“通行为口头禅”。但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之际,普通知识阶级对于“进化”的意义还不“十分清楚”。这和胡适1914年旅美后的观察是一致的,“达尔文《物种由来》之出世也,西方之守旧者争驳击之,历半世纪而未衰;及其东来,乃风靡吾国,无有拒力,廿年来,‘天择’‘竞存’诸名词乃成口头禅语”,然“今之昌言‘物竞天择’者,有几人能真知进化论之科学的根据”。[20]换言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工作,就包括普及关于宇宙自然、人类社会由来与演化的近代思想。并且在此基础上,中国人和全世界一起,开始以科学的方式,探索宇宙自然、生命与文明的奥秘。因为,“进化”观念之后,“无论那个学者,没有不把他作为研究之南针。古物学者要渐渐的把原人之进化史发见出来;言语学者,亦想把世界上所有各种言语编成系统表,明起进化之来源;至宗教艺术,社会制度各方面,亦均可从之看出其进化之点”。[21]而这一块思想的“土地”,正是章太炎毕生所耕耘、所追问的场域。换言之,章太炎早就解锁了五四一代要“启蒙”的核心问题;两代人的思考,或交叉或平行,但却未必处处连续。

  

   麦开柏回顾进化思想的进化历程,谈到英国的斯宾塞(HerbertSpencer, 1820-1903),“伟论杰作,层至叠出,把进化论推广至宇宙间所有一切”。[22]斯宾塞是十九世纪以进化为中心的哲学运动的知识领袖,他代表着“理论中的维多利亚时代”。[23]麦开柏《进化:从星云到人类》,从原子聚合、星云谈到太阳及诸行星的诞生,由冷凝过程主导的地球进化史,讲到植物、动物从低等到高等的进化过程,人类的由来,并且展望了人类文明的未来。其布局和内容都大体模仿斯宾塞1857年创作、后屡经修改的《论进步:其法则和原因》(Progress:Its Law and Cause)。当然,该书增加了一些斯宾塞之后的知识,比如孟德尔(GregorMendel,1822-1884)的遗传学说。

  

   1898年,章太炎在《昌言报》上发表了与曾广铨合译的《斯宾塞尔文集》。《斯宾塞尔文集》的第一篇就是《论进步:其法则和原因》(太炎译作《论进境之理》)。章太炎的研究者意识到,章氏早期体现在《訄书》初刻本中的整个知识图景,都受到斯宾塞启发。其范围包括,宇宙和生物的进化,人类文明诸表象——法律与政治制度、宗教、各种礼仪风俗、语言和文字的形成与演变,以及关于变法的理论和实践等等。可以说,太炎形成早期文化观的起点是斯宾塞的学说。[24]这就意味着,青年章太炎和新青年聂绀弩相似,都在经受近代全新宇宙观和社会观震慑之后,重构自身的思想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讲,章太炎(以及晚清一代)和五四一代之间,就像在平行空间的同一块土地上耕耘的人,是彼此的另一个自己。

  

然而,和五四时期西学爆炸式的涌入中国,渠道多样、内涵混杂、难辨主次不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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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文化研究》2019年夏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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