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汎森:启蒙是连续的吗?——从晚清到五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46 次 更新时间:2019-09-29 19:4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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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汎森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从晚清、辛亥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止的思想发展,其间虽有许多模糊的、往复的、顿挫的变化,但大致而言是一个连续的格局。“连续”其实具有种种不同的型态,有时是传递式的关系,有时是“转辙器”式的关系,有时是思想与政治相互激发而前进的关系,往往在积累动能之后,会出现一次既有所延续又带有“量子跳跃”性质的变化。从晚清到五四的连续格局中,仍有许多新的特色。譬如辛亥革命的成功,使得许多原本最核心的思想变成边缘,原来边缘的变成核心,甚至透过国家的力量成为“体制性遗产”。许多看起来延续的思想议题在各自时段中的幅度、广度、强度、渗透度等方面仍有所不同。此外,“背景文化”的相异,也表现在各个方面。譬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想以新文学、新思想、新伦理来解决黑暗的政治、社会等一切问题,就与晚清以来的思维大不相同。五四时期的启蒙还有一个特色,即赋予“未来”“期望”的思想极为积极而正面的地位,“未来”时态成为一种时髦。

  

   关键词:五四新文化运动;启蒙;连续格局;“转辙器”;背景文化

  

前言

  

   近代思想史可以大略分成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860—1890年,即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之前的时期;第二阶段是1890—1911年,略等于戊戌前后到辛亥革命;第三阶段是1917年“新文化运动”之后。与“新文化运动”相续的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这两个运动又常被视为一个整体,故人们通常称之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或简称为“五四运动”。

  

   近代中国的思想剧变——晚清、辛亥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本文所讨论的主要是到新文化运动为止)这三个阶段,可以被考虑为一个连续的格局。这几十年间思想的发展虽然参差不齐,不断地在扩增或变化,但大致看来仍有个延续的趋势。在这个阶段中,许多新兴事物往往有较早的源头。以新文化运动为例,陈独秀在他的自传中便说新文化运动的源头在清末。

  

   但是所谓的延续显然不是简单的连续,现代人的“后见之明”每每把历史中一些顿挫、断裂、犹豫的痕迹抹除,使得思想的发展,看起来是一个单纯而平整的延续。各种以“origin”为题的思想史研究,很容易加深这种单纯延续的印象。另外,各种选编、各种资料集,也往往给人一种印象,以为特定议题是单纯的前后相连,这些文章原来分散在各种刊物、分刊于不同时间,但是在选编或资料集里往往去除了这种零散感。而且因为简单连续的感觉比较强大,人们每每忽略了前后几十年间,即使是相同的词汇或概念,其实质意涵已经有所不同。

  

   事实上,即使是单一历史人物,他们的思想轨迹也不一定是单纯连续的。从梅光迪给胡适的书信来看,胡适的思想立场也不断挪移、断裂、逆反。他先是提倡理学、反对颜李,后来又反理学、倡颜李。从钱玄同的日记中也可以看出顿挫的、迟疑的、混乱的、往复的、剧烈变动的情形。个人如此,国家亦如此。我们今天倒溯回去看,总以为辛亥革命必然会成功,中华民国的建立是自然而然的事,但是身历其事的周作人在他的《知堂回想录》中竟说“中华民国居然立住” ,可见对当时人而言,这件事也未必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但我们可以确定地说,从晚清、辛亥到五四,其间虽然有种种顿挫、往复、断裂、岔移,但隐隐然有一个连续的方向。然而,“连续”具有种种不同的型态。以晚清政治为例,恽毓鼎在《崇陵传信录》中便提出了“四事连环说”:“甲午之丧师,戊戌之变政,己亥之建储,庚子之义和团,名虽四事,实一贯相生,必知此而后可论十年之朝局。” “一贯相生”并非原样不变,它们犹如火箭发射,一节一节推进,每一节自成一个结构。在本文中我想以晚清到五四的这一段思想历史为例,说明如果有连续,那么连续的方式是什么?在本文中我将讨论“转辙器”、政治与思想互相激发、议题的延续等现象,但是我又希望指出在延续中,其实内部仍存在着不同的段落,形成参差不齐的现象。

  

   从连续的格局中,区辨出一次又一次的断裂、跳跃、再激发,识别出连续中其实仍各有段落,是有其重要性的,它使我们能够比较深入地把握表面看来简单、延续,甚至完全相同的概念或行为、议题,在不同的时代架构中往往有不同的意涵。Goodman S. Wood讨论美国革命时说,美国独立之后,杰佛逊他们的蓄奴行为看起来是延续的,但在独立之后,包括杰佛逊在内,几乎所有革命领袖都宣称蓄奴是不义的,宣称蓄奴制度很快会消失。蓄奴的行为看似连续,但前后对于蓄奴的看法和观点已大不相同。如果未对连续格局中每一次再震荡所形成的个别新结构做出大致的分辨,则往往会误失了其内部的真正意义,而且误判了其间的因果关系,很容易误将最后一个阶段的结果倒推回第一阶段,认为两者只是单纯的延续,而做了许多错误的归因与判断。

  

一、连续格局中的思想“转辙器”


   首先我要检讨晚清共和思想与革命之间的关系,说明一种思想“转辙器”的作用。有许多人认为辛亥以来直到五四属于前后承接的连续格局。辛亥到五四有许多方面是延续的,首先是晚清以来的新思潮,以及逐渐发展起来的与传统决裂的态度。辛亥革命是晚清以来思想、政治等方面层层堆积而成的,而思想与革命之间、革命之后对新思潮的扩展,形成了我以下要提到的“转辙器”的连续性关系。辛亥革命的成功使得国家制度产生巨大转变,造成如火车转辙器般的作用,许多在晚清被认为大逆不道的思想,转而借着国家之力,成为正统的、权威的思想。

  

   辛亥革命的成功与晚清以来的思想启蒙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尤其是民主共和与种族革命的思想。由于这方面的研究非常多,故此处不赘。如果不是晚清以来启蒙思想的前导,那么“革命”之后,并不必然建立一个民主共和政体。诚如John Dunn所说的,不是所有近代的革命都是迈向激进、开放的,譬如墨西哥的革命便是迈向内修的、保守的(inward;backward)。晚清最后一二十年间,新思潮赋予辛亥革命变革的方向和基调,使得这个革命一方面以民主、共和为主轴,另一方面对传统的思想文化采取批判甚至决裂的态度。

  

   辛亥之前有若干变革,使得旧的传统文化、旧的思想失去依靠,其中之一便是科举制度的废除。戊戌变法之后学校大行,学校与科举有一段时期重叠并行。但当时很多人是买双重保险的,一方面上新学堂,另一方面还准备科举,因为在1905年废除科举之后,曾有过一次动荡,宣称要废了又没有废,使很多人产生买双重保险的心理。很多人以为科举还会回来,但辛亥革命成功则明示它永远不会回来了。那些以前白天上学堂、晚上去书塾补习的人,从此完全死心。蒋梦麟《西潮》里讲,那些小时候在私塾里念书成绩最好的、老师认为将来最有成就的学生,后来却因为无法适应日新月异的环境而落伍了。反而像他这种四书五经念不好的,后来却因祸得福。科举废除后,八股文就没有了市场,四书五经也不用再考了,从此以后晋身社会精英的渠道完全改变了,如同胡适所说,假使科举制度至今还在、八股文依然当令,“白话文学的运动决不会有这样容易的胜利” ,可见废除科举的影响是非常深远而关键的。

  

   辛亥革命之后,民主共和的体制一旦确定了,就很难回到旧的时代,虽然日后不断有人说以前的时代比较好,应该回到君主制度,但如果仔细看后来张勋复辟时的相关文献,就会发现复辟这件事居然招致许多军阀的反对。如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所说的,在辛亥以后,“任凭你像尧、舜那么贤圣,像秦始皇、明太祖那么强暴,像曹操、司马懿那么狡猾,再要想做中国皇帝,乃永远没有人答应”。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最后比喻,资本主义一开始像一件斗篷,后来则变成了铁笼,它一旦罩上去,你就不能轻轻地把它移开了。

  

   辛亥革命成功以后,南京的民国政府虽然只有九十天,但它用体制性力量在民元的最初一个月间公布了许多符合西方潮流的政策,公布了三十几通除旧布新的文告。如1912年3月的《临时约法》,将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加以条文化、法典化,并且确立议会政治、三权分立的原则,以内阁制代替总统制以限制袁世凯的权力。虽然后来中央政府落到袁世凯手中,地方政权落到旧官僚、旧军阀、立宪派手中,但此后它形成一种体制性遗产(institutional legacy),使得赞成或反对者都不能绕过它。在教育方面,蔡元培于1912年1月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宣布改学堂为学校,小学废止读经,各种教科书务必合乎共和国国民宗旨,清学部颁布的教科书一律禁用,不合共和宗旨者可随时删改等。这些条文当然都有重大的体制性影响。许多原是晚清革命宣传的思想,现在以法令、政策颁行全国,那么它们的影响力最初也宛如一件轻纱罩在身上,最后变成“铁笼”。周作人在他的《知堂回想录》里说,辛亥革命以后有两件大事,一件是停止祭孔,另一件是北大改经科为文科,“这两件事在中国的影响极大,是绝不可估计得太低的”。这两件事代表传统文化从此顿失所依,这是以制度的力量推行全国,跟晚清时零零星星的宣传是不一样的。

  

   韦伯说:“直接支配人类行为的是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利益而不是理念。但是由‘理念’所创造出来的‘世界图像’常如铁道的转辙器,决定了轨道的方向,在这轨道上,利益的动力推动着人类的行为。” 当火车前进之时,将转辙器一拉,本来要往北跑的可能就变往另一方向了。在我们讨论的这一段历史中,思想与政治、政治与思想互为转辙器。先是观念的力量推动种族革命,推倒王权,往追求宪政共和的方向迈进;接着辛亥革命成了一个转辙器,它使得原来最核心的思想变成边缘,原来边缘的变成核心。清朝末年在日本东京等地,一群留学生所鼓吹的“离经叛道“的思想,此后变成“体制性遗产”,以政府的力量推行下去。原来只是文人脑内所思考的东西,现在要变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这个“转辙器”的变化非常重要,所以我想多引一些材料来佐证。梁济说:“今开国时大倡反道败德之事”;“想象从前中国,本系仁礼德义最为著名之国。自民国肇兴,特开奢淫纵恣之恶风”;“信以为共和之国,但取人生行乐,无须检束准绳,于是举国若狂,小人无复忌惮”;“昔所目为不肖者,今或以为当行”。或如刘大鹏日记中所说:“叛逆多居要津”;“辛亥大变以来,伦常全行破坏,风气亦更奢靡。礼义廉耻,望谁讲究,孝悌忠信,何人实行,世变日亟,岌岌乎其可危”;“学变为新,吾道非特不行,而且为之大晦耳。亲闻有毁谤圣人者,谓圣人毒害世人,历久远近,乃不以圣人为准则方为大幸事”。皆说明了辛亥革命之后,新思想价值被定在最核心的位置,旧东西或者消失,或者退到边缘。

  

刘大鹏在他的日记中记载了他对省视学视察学校的观察,他说:“省视学到县一日,今日来晋祠查学校,仅许办理新学,不准诵读经书。” 在晚清主张不读四书五经的是异端邪说,但原来天经地义的现在变成异端。又如民初安徽都督柏文蔚批准警察厅长之请将城隍庙充公,(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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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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