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登苗:明代双籍进士的分布、流向与明代移民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0 次 更新时间:2019-09-28 16:2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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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登苗  


一、籍贯的界定和问题的提出


   朱保炯、谢沛霖先生在他们编纂的《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以下简称《索引》)的“编例”中指出:“明朝进士,籍贯有户籍、乡贯之分,户籍又有各种籍别” ,部分进士,“户籍、乡贯并有”。然作者没有说明何为户籍?何为乡贯?学术界对明代的籍贯分类,似也未作界定。[1]王毓铨先生虽然为此写过专文,且观点影响了一代学人,但他的释义是:明代的籍是役籍,贯是乡贯,[2]无意间排斥明代最基本的贯——户籍(现籍)住址,也就是说,将乡贯(祖籍)取代了现籍。明朝并不存在所谓的“籍贯”制度,说明代的“籍”指役籍,“贯”指居住地也都可接受。但问题是,在历史文献中,大量的明代人物既有祖居地,又有现居地。要研究这些人物,就自然引出了对于“贯”的双重意义之讨论,贯有乡贯,又有户籍登记住址。本文讨论的“籍贯”和提出的“双籍”问题都基于此。

  

   明代的户籍可理解为今天的户口所在地。对于当时大多数人来讲,户口所在地往往同时也是祖居地、出生地,故一般意义上讲的明人的籍贯、地贯、本籍、地籍、贯址、贯(特定场合也包括乡贯),就是户籍,即户贴、黄册上登记的地址。事实上,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洪武年间的户贴”填写的“贯”,无一不是户口登记上的住址。[3]明代的科举人口,包括双籍进士而言,其报考地也是以户籍登记地为准。明代户籍填报中的籍别,是“职业身份”的划分,[4] 或称封建役籍。[5]但籍别没有任何地理、地名意义。我们对明代人物进行籍贯和空间分布研究时,完全可以对此置之不理。否则,有可能对明人的户籍、籍别、乡贯纠缠不清。明代的乡贯,系原籍、祖籍,即祖上原先居住占籍的地方。我与王毓铨先生的役“籍之所在必有其乡贯”的观点不同,乡贯与“一个人的出生地、居住地、他的户役役籍所在地”没有必然的联系。否则,王文谈到的湖南茶陵岂不成了李东阳的出生地、居住地、役籍所在地?其实,李东阳曾祖以下,就生于北京、居于北京、赋役于北京。当然,如上所述,对当时多数人来讲,祖居地可能也是其出生地、居住地,但从《索引》数以万计的明代进士的籍贯分析,凡有户籍的必有其役籍;有役籍的也必有其户籍(史料缺载者除外)。反之,止有乡贯的,就找不到役籍。至于户籍、乡贯并有者,其役籍必与户籍并列,而与乡贯不沾边。故“户役役籍所在地”应该是户籍籍贯所在地,不能解读为乡贯籍贯所在地。王先生曾举例永乐十年民籍进士——云南太和县的杨荣和江西泰和县的王嗣先 ,他把这里的太和与泰和分别当作他们的乡贯。[6] 其实,太和及泰和应该分别是杨氏和王氏的户籍(现籍)籍贯(见《索引》第1713、311页),也是一般意义上的明人籍贯所在地。

  

   《索引》作者又在“编例”中说明,明代部分进士“仅有乡贯”,并举洪武二十一年进士、江西吉水人解缙为凡例。据笔者粗略统计,这些单籍的明代乡贯进士有2300人左右,约散见于40个科年中。如果这一史料属实,又假设这些进士均匀地分布在全国人口中,根据乡贯进士没有籍别的特征,则意味着明王朝将近十分之一的子民不负担封建役籍,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带着这个问题,笔者对被研究的对象进行了分析,发现,仅洪武十八年、二十一年、二十四年、二十七年、三十年,永乐二年、四年、十六年、十九年、二十二年,宣德二年等11个科年就有单籍的乡贯进士2140人左右,约占总数的93%,也似乎与这些科年的全部进士等额。这11个科年的进士题名碑可能本身就设有石勒进士的籍别。因本人未见过石碑实物,不便下结论。又查中国古籍善本,这11科的进士登科录和会试录已全部失传,[7]使《索引》作者无法补阙。另有100多人也事出有因。真正可算得上“仅有乡贯”者不过是20余人。这里面,有宗室5人,孔子后裔2人,朱熹后裔1人,剩下的10余人也不排除文献缺载的可能。至此,笔者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是:所谓的“仅有乡贯”者,绝大部分是缺少籍别记载的户籍进士,区区几个“仅有乡贯”者,可能是享有封建特权,不需要负担任何形式的“役”的皇亲国戚、圣人后代等特殊阶层。这些人,与其说“仅有乡贯”,倒不如说没有户籍籍别——封建役籍。质言之,明代籍贯、地理意义上的“仅有乡贯”的进士是不存在的。故《索引》作者将找不到户籍籍别记载的进士,归类为“仅有乡贯”者的做法不当。

  

   本文将这些籍贯登记中既有户籍(现籍),又有乡贯(祖籍)的明代进士称之为双籍进士。这一概念是否确切仍可斟酌,但不妨碍对这一现象的叙述和研究。双籍进士下限以州县或卫所为界,但统计时,把卫所籍的都归附在各自所处的州县。为统一和方便起见,即使卫所驻扎的州县,或州县内所在的卫所,只要研究对象著籍户口改动,也按省内流动的双籍进士处理。

  

   由此可见,明代双籍进士的记载,实际上为我们提供了这些高学历者的祖先由甲地迁到乙地的线索,也就是今天所说的移民。而籍别则能帮助我们了解科举人物的社会结构;对于移民史来讲,则能区分移民的性质——军籍移民和民籍移民。仍举个大家熟识的例子,明代文学家、天顺八年二甲第一名进士李东阳的户籍是京城的金吾左卫,籍别系军籍,乡贯是今湖南茶陵。换言之,李东阳的祖先由湖广茶陵迁到北京,并在京师供当军差,属军籍移民。在双籍进士中,像李东阳那样的名人辈出。现按科举中式先后移录成表1,使我们对双籍进士现象有一个感性的认识。

  

   遗憾的是,对这样一个在科举史和移民史上有双重研究价值的史料,似乎还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顾诚先生虽然对明代卫籍官兵的现籍和祖籍的关系作了深析,但顾是作为明代“人口的迁徒和分布”中的特例来研究的,舍此,他似乎也基本同意王氏的观点。[8]事实上,这种既有祖籍,又有现籍的现象在明代是很普遍的,只不过是明代双籍进士得益于各类科举题名录,使保留的文献记载比其他史料更准确、更集中,也较完整罢了。

  

表1 明代双籍进士代表人物

   资料来源:本文各表资料均来自《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朱保炯、谢沛霖编, 上海古籍, 1979年)、沈登苗:《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含未发表的原始统计资料),《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第4期。


二、明代历朝双籍进士的分布


   户籍制度是中国传统社会一项极其重要的制度。朱元璋登基后十分重视户籍的管理工作。洪武三年,即建有包括本户的姓名、地贯、人丁数目、年龄、产业等内容的户口登记凭证——户贴制度。洪武十四年,又在此基础上推出了更加详密的户籍制度——黄册制度。同时,又确立了保证黄册制度顺利实行的里甲制度。洪武二十年,统治者还制订了用于征税的田亩登记册——鱼鳞图册,使人口统计管理和赋役制度趋于完善。由是之故,明代科举中式者的籍贯登记也比较复杂和繁琐。从《索引》可知,明代进士的籍贯,不仅有户籍,还有户籍、乡贯并有的,户籍又分籍别。从本文统计的资料分析,双籍进士的籍别,大致可分为民籍、军籍、匠籍、官籍和其他等五大类。各大类中除官籍外,还有更细的划分,详见表2。

  

表2 明代双籍进士籍别分类

说明:本表籍别根据《索引》“编例附表”归类。待考部分系有籍别,且无具体分类者。官籍基本任职于卫所。

  

   要研究明代双籍进士,首先要了解他们产生和发展的历程。由表3可知,明代双籍进士的时间分布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其一,发轫于洪武。这不仅体现在人数少,而且,大都是近距离流动。11人中除1名祖籍(考虑到篇幅,以下“祖籍”两字一般省略)是省际流动外,其余10人都在省内流动,其中有8人仅在府内流动。其二,成熟于成化。成化朝的双籍进士首次超过了同期进士的十分之一,并接近明代的平均数。这时的移动空间也以跨省为主。其三,弘治至明末长盛不衰。事实上,明中后期,在7个进士中,就有一个是双籍进士。由此也可见对其研究之必要。该表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明代历朝双籍进士的分布。但还有些细节,尚须方家析疑。洪武朝共进行了6次科考,且从首次,即洪武四年辛亥科开始,户贴制度已颁布,并在进士籍贯注册中实施,但为何洪武朝的11名双籍进士都产生在洪武十八年丁显榜?此后至宣德的近半个世纪里,又举行了16次殿试,登科者达数千人,却为何没有出现一个双籍进士?这些是否同籍别一样,与明初进士题名碑录石勒不规范,而相关文献又阙失有关?故关于明代双籍进士产生的确切科年、人数和前期的发展轨迹,尚有商榷的余地。

  

表3 明代历朝双籍进士分布

  

三、明代双籍进士的地理分布与流向

  

   1.基本特征

  

由表4可知明代双籍进士分布与流向的基本特征。①分布范围非常广泛。他们的祖先从全国的两京、十三布政司、边缘九镇的700多个州县、卫所迁徒到上述省区、都司、重镇所辖的900个州县、卫所(含若干两京的衙门),另有两个交趾归附者,几乎涉及到明王朝王化所及地区,也几乎覆盖了明初移民的足迹。这种高学历者前辈迁移分布的广泛性,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②北直隶产生的双籍进士最多。河北产生的省外流入的双籍进士达682人之多,占全国省际流动的三分之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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