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美东:以大历史的视角来审视新中国七十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29 次 更新时间:2019-09-24 21:4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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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美东 (进入专栏)  

  

   40多年前,著名美籍华人历史学家何炳棣就对当时不到25岁的新中国的历史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作了宏观的评析。他从人民的真正解放、组织能力与思想教育、民族“武德”的重现、经济建设成就四个方面肯定了新中国的价值,认为:“综合中外古今之后,我深信新中国广义的建国,包括经济建国,一定会成功。最重要的理由是新中国有旷古未有的组织能力……这次民族生死存亡的革命斗争的成功,使得一个已有七千年历史的民族,脱胎换骨,返老还童了。这次革命的成功,是民族性格与灵魂的彻底澄清剂。试想:在我(生于一九一七年)受小、中、大学教育备尝国耻之苦之时,怎敢相信今生今世会看得到一个‘阿Q式’忍辱待毙的民族——变而为一个艰苦卓绝、坦诚果毅、忧思深远、勤朴武健的民族?!这才是人类史上最大的奇迹!能造成这种奇迹的民族,一定会胜利地完成建国工作,并且可以长期防范历史上一些制度、社会、经济等等弊端的重演。最后,根据我对古今中外历史的了解,我有勇气无条件地指出,人类自有史以来,从来没有比中国开国的气魄和规模更加宏远的。我并相信我的论断大体上能经得起未来历史的考验”。这篇结论至今读来,总体还是站得住脚的,对于我们认识国史的定位具有参考意义。

  

新中国历史70年发展与中国历史上王朝建立70年发展比较研究


   之所以将新中国70年与中国历史上重要王朝建立70年发展进行比较,乃因为他们之间具有可以比较的类似性。这种类似性就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王朝(寿命在200年以上的,如西汉(210年)、唐(289年)、宋(319年)、明(277年)、清(268年))在建立70年左右往往达到在经济、政治、文化、国防、人民生活都居于该朝代的上升期。它与同时期的周边邻国比较,也居于明显的优势地位,整体上呈现出欣欣向荣的繁荣局面。

  

汉朝

  

   汉朝建立于公元前202年,其建立70年时的公元前132年正是汉武帝意气风发开始独立执政的时候。汉武帝生于公元前156年,公元前141年即位。而在其即位之初,汉朝经过60年奉行黄老政策的休养生息,实行轻徭薄赋、宽刑正法、使得当时的国家出现了安居乐业的和谐场景,“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寝息。”从汉初“至武帝之初70年间,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阡陌之间成群,乘牸牝者摈而不得会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人人爱而重犯法,先行谊而黜媿辱焉。于是罔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并兼;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役费并兴。”汉武帝即位初期,不仅年幼缺乏经验,且受到其祖母窦太后的制约,不能充分施展抱负。公元前132年汉武帝即位正好十年,而公元前135年其祖母去世使得他少了羁绊、又具有了独断乾纲、大展宏图的条件。公元前133年他就谋划打击匈奴——这个对于当时的汉朝威胁最大的外部敌人。此后的14年间,他发动了对于匈奴的大规模打击,使得自汉初一直威胁汉朝的匈奴被逐出漠北,解除了北部最大的外患。紧接着,他遣使通西域,定闽粤,征高丽,拓蜀郡,使得汉代疆域空前广阔---北至贝加尔湖,南达海南岛,西至新疆,东至大海。同时设立太学、独尊儒术、任用贤能,改革币制、盐铁官营,使得汉朝建立70年后的汉武帝时代达到了中国历史的一个国力全面强大的时期。


唐朝


   唐朝建立于618年,70年后的688年是武则天统治时期。虽然武则天在唐高宗时候就参与政事,但名正言顺地治理国家还是683年高宗去世,尤其是690年改国号称帝之后。688年是武则天称帝前的两年,该时期是唐朝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繁荣的阶段,疆域广阔,社会稳定,国泰民安。武则天时期,她篡改国号、重用酷吏、大兴佛教、诛杀李姓宗室。虽然朝内政治斗争激烈,但它上接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整个唐朝的社会发展处于持续上升的发展阶段。时人批评武则天主政乃“奸人妒妇之恒态也”,但也认为她“犹泛延谠议,时礼正人。初虽牝鸡司晨,终能复子明辟,飞语辩元忠之罪,善言慰仁杰之心,尊时宪而抑幸臣,听忠言而诛酷吏。有旨哉,有旨哉!”可以说,唐朝建立70年前后国家很有生机和活力,处于明显的上升阶段。


宋朝

  

   宋朝建立于960年,70年后的1030年正是宋仁宗当政时期。这一年,年仅20岁的仁宗皇帝在崇政殿亲自主持“殿试”,录取了欧阳修、蔡襄,此时的宋仁宗很有大干一番的抱负。当时的北宋经过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三代皇帝的经营,到仁宗即位时边境安定、经济发展、社会繁荣,社会总体上达到了此前宋朝前所未有的水准。宋仁宗即位后宽刑仁慈、重视文化、发展农业,文化科技发展迅速,唐宋八大家其中六个都产生在他当政时期。后人对于宋仁宗时代评价很高,曾国藩曾将宋仁宗与汉武帝、唐太宗、元世祖并列:“古英哲非常之君,往往得人鼎盛。若汉之武帝,唐之文皇,宋之仁宗,元之世祖,明之孝宗。其时皆异材勃起,俊彦云屯,焜耀简编。”由此可见宋仁宗时代在历史上的地位了。


明朝


   明朝建立于1368年,70年后的1438年是明英宗统治的年代。英宗是1435年即位的,当时才8岁,1438年才11岁,自然只是挂名皇帝而已。但在即位前,经过太祖、成祖、仁宗、宣宗的努力,明朝已经进入到该朝的盛世阶段。当时对外有郑和下西洋,北部的鞑靼、瓦剌、东北的建真、南部的交趾都归顺明朝。加上内部重视农业,发展工商,惩贪养民,出现了史称“仁宣之治”的大好局面。


清朝

  

   清朝入关是1644年,70年后的1714年是康熙末年。这是清朝历史上有名的“康乾盛世”的开始阶段。当时,康熙皇帝平三藩、收台湾、败沙俄、征服葛尔丹,内部重视农业生产、俭于用财、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奖励垦荒、致力治河、重视科举,整个社会呈现出煌煌天朝大国的气象。由此可见,清朝建立70年的时候是清朝最辉煌的时候。

  

   从上述王朝建立70年的角度来审视新中国成立70年,我们发现,虽然其所处的时代差异大、各自的生产力内容也有所差异,但是整体的发展趋势都呈现出上升的趋势,甚至在这个时间段前后达到了该制度体系下最高的发展水平。这也充分说明,新中国的历史发展与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具有内在动力和方向的一致性。从中国大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是对于中国历史发展的健康继承和更高层次的升华。中国古代这些王朝建立70年的时候往往也是该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这个事实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需要我们汲取中国历史上王朝由盛而衰的经验教训。

  

不要机械、简单、静态地比较新中国70年与中国历史上王朝70年的历史发展


   笔者之所以尝试将新中国70年与中国历史上的70年加以比较,主要想从完整的中国历史的视角认识新中国历史在宏观上的定位,从中可以使我们更全面地认识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趋势,对于人们更深刻认识新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规律性是有借鉴意义的。但是,在这个比较研究中一定要注意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加以审视,而不能机械、简单、静态地进行比较研究。

  

   首先要防止循环史观的研究方法。中国古代史学研究注重史料的收集、整理,注重史实的考证辨伪,注重历史道德评价,这些都是非常有价值的方法和传统,但其不足之处,就是历史方法论中缺乏用进步的、生产力为基础的唯物史观来认识历史的发展趋势和发展规律。比如在认识历代王朝兴替更新的问题上,喜欢用循环史论来加以解释,喜欢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来解释历史变迁的规律,以这样的史观来进行比较研究肯定无法得出科学的结论。用循环史观来比较新中国历史和中国王朝历史发展,很容易用中国古代历史上出现的问题来简单类比现代中国历史发展。就很容易得出悲观和消极的结论,更重要的在于其结论是非科学的。坚持用这样的历史观来进行比较研究,其危害往往比不研究危害更大,因为它是在科学研究的名义下进行的,具有迷惑一般观众的合理的资源背景。防止以循环史观来比较国史与中国古代王朝史研究的弊端,重点是防止几点:离开生产力决定论的观点来进行历史比较研究;离开特定社会关系来进行比较研究;离开人民的具体性来进行历史比较研究。新中国的历史发展与中国古代王朝历史发展最大的区别就是,它是迎着世界现代化的潮流前进的、以社会主义为价值取向、以人民群众为中心,它走出了中国历史上王朝家天下循环的怪圈。

  

   其次要防止静态的研究方法。比较历史研究,有时需要点对点、面对面、人对人、事对事的直接类比,但这种类比更多的是一种研究视野、研究方法。它给我们深入研究问题提供一种认识取向,而绝不是就事论事、就人论人、就个别谈个别。它启发我们的是如何破解在这些貌似规律性的问题背后的原因和规律。把新中国建国70年和中国历史上王朝建立70年进行比较,如果采取静态的研究方法,就会把古代历史上发生的事情简单地移植到同时段的历史过程当中。比如把中国历史上王朝一般70年左右开始由盛而衰、王朝寿命一般200年左右的史实简单套用到对于新中国历史的预测和判断。这样的研究方法就是机械和静态的研究方法,它忽视了历史活动主体所具有的活跃性、发展性、能动性、动态性特点,使得生动丰富的历史研究变成了僵死的数学换算。

  

   最后要防止离开历史时间和历史空间研究的弊端。历史时间与历法时间最大的区别在于其载体,历史时间的载体是特定的人类活动,而历法时间的载体是自然存在,离开历史时间去进行历史长度的比较研究,就是符号研究而已,活生生的历史内容被抽得一干二净。历史空间是历史主体活动赖以产生的客观环境,忽视历史空间来进行历史比较研究,会出现移花接木似的魔术般的虚假成果,这样的研究成果与游戏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对于新中国70年与中国历史王朝70年的比较研究,如果离开了历史时间和历史空间的研究,其结论一定是荒唐的、南辕北辙的,哪怕这种研究在具体的逻辑和方法上是多么的严密和认真。比如,中国古代历史中的王朝活动空间基本不出亚洲大陆,而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尤其是新中国的历史活动空间是整个人类日益密切联系的地球;中国古代王朝的发展是以当时世界范围内农业社会生产力为基础的,而现代中国的发展是以世界范围的工业化、科技化为基础的。我们在对这不同时间和空间的历史活动进行比较研究时就需要具体地分析,需要寻找这不同历史活动背后的问题,离开了特定的时空就不可能进行科学的研究和得出客观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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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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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厦门大学学报》2019年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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