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必新 徐庭祥:行政诉讼客观证明责任分配的基本规则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1 次 更新时间:2019-09-24 08:4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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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必新   徐庭祥  
罗森贝克为了进一步明确民事诉讼中的客观证明责任分配,提出了以权利形成规范作为基本规范,以权利妨碍规范、权利消灭规范与权利排除规范作为相对规范的分类,进而提出了规范说的民事诉讼表述:“原告必须对权利形成的事实加以证明,而被告必须对权利妨碍的事实、权利消灭的事实、权利排除的事实加以证明”。罗森贝克的这一表述被普维庭(Hanns Prütting)承继后成为规范说的经典表述:“如果法官对一个权利形成要件真伪不明,那么请求权人承担不利后果。如果法官对一个权利妨碍要件、权利阻碍要件或者权利消灭要件的事实真伪不明,那么由请求权人的对方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罗森贝克对法体系基本结构的理解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只要对法律稍加观察,就会发现特定的法体系是由基本规范与相对规范的对抗关系作为基本结构的。罗森贝克主要是在民事领域研究这一对抗关系,而我国民事法律同样也以此种对抗关系作为基本结构。因此,规范说通常被认为是我国民事诉讼客观证明责任分配的基本规则,并已经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91条予以实定化,对我国民事诉讼的客观证明责任分配具有规范效力。

  

   (三)规范说的理论优势

  

   由规范说可知,客观证明责任分配由众多实体法的对抗结构分别决定,其实质理由千差万别,没有一个实质性标准可以成为众多实体法对客观证明责任分配的统一规则。规范说的意义正在于其转换了建构基本规则的方法论视角,从法体系中普遍的对抗结构切入,去把握众多实体法在分配客观证明责任时所具有的形式上的共性——通过基本规范与相对规范的对抗结构进行分配。作为客观证明责任分配的基本规则,规范说具备以下理论优势:

  

   1.普适性

  

   按照法律适用的基本方式,法律规范要得以适用和产生法律效果,首先要证明其要件事实在真实事件中得以实现。因此,要想对自己有利的法规范得以适用,当事人就要证明该法规范之要件事实存在,否则就要承担该法规范不能适用的不利后果。规范说将这一法律适用基本方式的必然结果作为基本主张,将要件事实的客观证明责任分配给该要件事实被证明对其有利的当事人,这对于所有法规范之要件事实的客观证明责任分配具有规范性,也即具有普适性。

  

   2.明确性

  

   规范说根据法体系中法规范之间的对抗关系,将法规范分为基本规范和相对规范,明确由原告对基本规范承担客观证明责任,由被告对相对规范承担客观证明责任。故只要将争议事实所属的法律规范正确归入基本规范或相对规范,就能明确的得知争议事实的客观证明责任分配结果。因此,规范说具有明确性,能够实现客观证明责任对诉讼结果的预测功能。

  

   3.确定性

  

   规范说将客观证明责任的分配方法从具体案件的主观领域转移到了实体法的客观领域,为客观证明责任分配提供了形式约束,要求客观证明责任的分配必须要依据实体法的对抗结构。这同时意味着以法规范的对抗结构作为判断客观证明责任分配的客观标准,使人在诉讼前就能准确地认识特定要件事实的客观证明责任分配。因此,规范说具有确定性,有利于明确当事人的主观证明责任,也有助于实现客观证明责任对证明活动有序进行的前置影响功能。

  

   4.开放性

  

   规范说的内涵不是分配客观证明责任,而是揭示实体法通过法规范之间的对抗关系分配客观证明责任的方法,从而帮助我们在面对具体问题时识别实体法对客观证明责任的分配。规范说本身并不直接分配客观证明责任,分配客观证明责任的是规定具体问题的实体法。分配客观证明责任的任何实质正义取向,均可在规范说的框架内,通过不同实体法的对抗结构来体现。立法者也可以通过构造不同的基本规范与相对规范之对抗关系,规定不同的客观证明责任分配,以实现不同的立法目的。因此,不同于传统实质性分配标准理论只能容纳一种实体目的,规范说具有开放性,以规范说作为基本规则符合众多客观证明责任分配服务于不同实体目的这一客观情况。

  

   5.合法性与实体公正性

  

   由于规范说本身并不直接分配客观证明责任,而是由规定具体问题的实体法来分配,故规范说不会造成对实体法的篡改,应用规范说分配客观证明责任具有合法性。同时,规范说使客观证明责任分配与实体法的价值目标保持一致,使分配结果更符合实体法的实体价值取向。这也是被批评为过度形式化的规范说对客观证明责任的分配总能与实体公正相符的原因。“将举证责任分配的基本规则与众多的实质性原则作一番比较可以得出结论,基本规则和规范说不是程序法的形式上的构造,相反,它由各个实质性依据所决定,因而具备实体公正性。”

  

   (四)规范说对行政诉讼的规范性

  

   规范说基于法律适用的基本方式与法体系中普遍存在的对抗结构来分配客观证明责任,不光可以适用于民事诉讼,对行政法领域同样具有规范性。这是因为行政法适用的基本方式与其他法律领域是相同的。当行政法的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时,同样应当由要求适用该行政法规范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因此,规范说提出的“对法规范要件事实的真伪不明,由适用该法规范对其有利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也应当是行政法领域客观证明责任分配的基本规则。

  

   具体而言,我国行政法体系同样以基本规范与相对规范的对抗关系作为基本结构。以《治安管理处罚法》第9条为例,该条前两句与《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3条“殴打他人”应受处罚以及第49条“故意损毁公私财物”应受处罚的法规范之间,构成对抗关系。当“殴打他人”或“故意损毁公私财物”的应罚情形存在第9条前两句规定的“经公安机关调解,当事人达成协议的”例外情况时,第43条和第49条的法律效果因受第9条前两句对抗而被排除。另外,第9条前两句又与第9条第三句构成再对抗关系,如果存在第9条第三句规定的“达成协议后不履行的”情形,则第9条前两句之不予处罚的法律效果因受第9条第三句对抗而归于消灭。这样的对抗关系不胜枚举。类似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15条第一句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27条存在对抗关系,而第15条第二句又与第一句存在再对抗关系。

  

   在一个行政诉讼案件中,一项诉讼请求必定是以一个行政法规范作为依据的,故可以把这个行政法规范等同于基本规范;而针对该诉讼请求的一项抗辩,必定也是以与该基本规范相对抗的另一个行政法规范作为依据,故可以把这个行政法规范等同于相对规范。由此,同民事诉讼一样,完全可以依据基本规范和相对规范对抗关系来分配行政诉讼的客观证明责任。这意味着规范说对行政诉讼的客观证明责任分配同样具有规范性。

  

   (五)理论误解:对行政诉讼直接套用规范说的民事诉讼表述

  

   由于规范说具有的理论优势,主要大陆法系国家均将其作为行政诉讼客观证明责任分配的通说。比如德国行政诉讼法著作均将规范说列为行政诉讼客观证明责任分配的通说。日本行政诉讼理论与实务上亦以规范说为通说:“根据民事诉讼法理论,在一般情况下,由主张对自己有利的法规范的要件事实的人,承担证明责任。在行政诉讼中也是一样,判例基本上是根据这种理论来决定证明责任的分配的。”我国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第136条规定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准用“民事诉讼法”第277条之规定,由当事人对主张有利于己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学理上亦将规范说作为通说。

  

   事实上,不仅在域外具有广泛影响力,规范说也吸引了我国行政法学者。有论者就提出:“可以借鉴德国及台湾地区的通说,采用罗森贝克在民事诉讼法上发展的‘规范说’,将实体规范结构与举证责任分配法则间进行联结,对我国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法则进行构造并具体化。”还有论者指出:“我国行政诉讼中证明责任的分配规则仍应当延续成文化规则的基本思路,并借鉴域外的规范理论,对成文化规则予以矫正。”

  

   然而,至今为止,我国行政诉讼对规范说的引入并未完成,理论研究中则存在直接套用规范说民事诉讼表述的误解,进而造成论者大多主张以行政相对人权利为中心来分配客观证明责任:“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要建立以原告诉讼请求为起点,以主观权利救济与客观法秩序维护为路径,以诉讼类型为分析框架的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体系。”还有论者直接将规范说的民事诉讼表述作为行政诉讼的基本规则:“行政诉讼证明责任分配的基本规则是‘请求权人承担权利形成要件的证明责任,请求权人的对方当事人承担权利妨碍、权利消灭和权利阻碍要件的证明责任。’”

  

   然而,规范说的民事诉讼表述是针对民事实体法对抗结构的特性所提出的,是规范说基本主张在民事领域的具体化,而非规范说基本主张本身。如果将规范说的民事诉讼表述直接套用到行政诉讼领域,由于行政实体法与民事实体法的特性不同,反而会造成行政诉讼客观证明责任分配违背规范说基本主张的错误。

  

   以行政诉讼最典型的撤销之诉为例,如果按照规范说的民事诉讼表述,以行政相对人权利为中心分配客观证明责任,则应由行政相对人对其请求撤销行政行为的权利之形成要件承担客观证明责任。如此,行政行为存在违法的事实显然就属于行政相对人请求撤销权的权利形成要件,应当由行政相对人承担客观证明责任。这是不成立的,也是不符合规范说的。回归规范说的基本主张,撤销之诉中提出撤销行政行为请求的行政相对人,其实质是要求不适用行政实体法,而真正要求适用法律的是行政机关,即行政机关适用某一行政实体法作出行政行为,因此应当由行政机关对该行政实体法的要件事实负客观证明责任。可见,如果直接将规范说的民事诉讼表述套用到行政诉讼中,将产生与规范说基本主张相左的结果。

  

   本文认为:规范说的基本主张,是由主张适用规范者对该规范之要件事实承担客观证明责任。所以,将规范说应用于行政诉讼时,需要根据行政诉讼的法律适用特性重新对规范说进行具体化,由此方能正确地根据规范说来建构行政诉讼客观证明责任分配的基本规则。


五、规范说的行政法重述:以行政职权为中心


   规范说应用于民事诉讼时,是依据民事实体法对抗结构的特性而进行表述。因此,将规范说应用于行政诉讼时,应当根据行政法体系对抗结构的特性,重新进行何等行政法规范对哪方当事人有利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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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外法学》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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