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继武:认知心理学之于国际关系研究:进步及其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881 次 更新时间:2006-11-22 01:4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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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继武  

  

  [内容提要] 心理学中认知革命的兴起,导致了心理学理论研究视角的转变,为认知心理学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应用奠定了理论基础。基于对现实主义解释力的不满和认知革命的影响,在国际关系的一些问题领域,如国际危机、和平与冲突解决、谈判以及联盟政治等题域中认知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得到广泛运用。认知心理学的应用主要集中于外交决策分析领域:认知因素既是自变量,又是因变量。认知研究的兴起及其后社会认知研究的转向,符合科学哲学中科学研究进步性的标准,但认知研究仍存在一些有待于解决的问题。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中,应加强对外政策与国际关系的认知研究。

  [关键词] 认知心理学;政治心理学;社会认知;国际关系研究;理论进步

  

  运用心理学理论进行政治分析,在一战前后的政治学学科发展中已初见端倪[1]。然而,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降,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政治心理学在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两个层面才得以广泛运用和发展。囿于学科的不成熟性,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动力很大程度来源于对相关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借鉴,如主流的新现实主义理论就是对微观经济学理论的运用,国际关系心理学的核心议题则为运用政治心理学理论与方法进行国际关系分析。如此而言,国际关系心理学的理论来源于政治心理学,进一步则为心理学理论。

  如上所述,决定国际关系心理学研究进步性的动力机制中,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革新居于核心地位。在实验心理学发展史中,占主导地位的三种元理论视角分别为:内省主义(introspectionism)、行为主义(behaviorism)以及认知心理学(cognitive psychology)[2]。20世纪五、六十年代心理学元理论兴起的认知革命(cognitive revolution),不仅在心理学领域实现了一场“范式转变[3](paradigm shift)”,而且对政治心理学学科的诞生及国内与国际层次的应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鉴于此,本文在综述国际政治认知心理学的既有研究路径、变量关系以及理论进展等之后,试图对认知心理学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运用进行理论评估,明晰国际政治认知心理学发展的内在理路,从而为未来发展提供一种建设性的方向。

  

  一、认知研究兴起:背景与正当性

  

  二战前后,国际关系理论第一次大辩论以现实主义的全面获胜而告终,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成为二战后西方国际关系分析的主流范式。这是国际关系研究中认知理论兴起与发展的理论背景。

  1.认知研究兴起的背景

  以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学者认为,个体及个体的知觉、动机因素尽管很重要,但由于这些因素的“不可观测”性,因而应从他们的分析架构中筛漏出去[4]。此外,在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所提出的关于战争起源的三意象理论中,个体层次的人性因素并不是他重点分析所在[5]。在他随后建立的体系层次上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框架中,变量关系为国际体系的结构影响国家行为,以及国家在国际结构中所处的位置或相对力量对国家行为或国家互动起决定性的作用。同样,在其他的体系理论家那里,个体及知觉、个性等因素也没有受到重视。这些体系理论家包括默顿·卡普兰(M. A. Kaplan)、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等。总之,现实主义等其他体系国际关系理论并没有给予个体及个体认知心理足够的学术研究重视。

  现实主义以及其他体系理论的主导地位一直受到质疑。自1950年代起,国际关系学对外政策分析(FPA)子领域兴起,并且知觉因素的作用开始受到广泛的关注,这种研究现状的出现主要归因于两方面:对传统理论解释力的质疑以及相关学科研究进展所带来的影响[6]。具体言之,对现实主义等体系理论的质疑主要包括权力单一变量解释力的有限、国家在特定情境中对于权力的追求偏好不一等等。其次,相关学科研究的进展主要为决策理论与认知心理学的兴起。其中,对于国际政治认知研究而言,直接相关的是认知心理学对理性假定的重新审视,以及认知心理学学科中各种理论分析范式的出现。

  理性假定是传统现实主义及体系理论的基本逻辑分析起点,在现实主义者眼中,国家与人一样都是单一理性行为体。基于此,罗伯特·基欧汉将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以及新自由制度主义统称为理性主义(Rationalistic)[7]。理性假定以及理性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一直被奉为圭臬,为研究者的基本研究假定。理性主要包括两个学科领域的定义,首先是经济学将理性定义为追求效用的最大化,即实体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其次是心理学将理性定义为行为过程的理性,即程序理性(procedural rationality)[8]。首先质疑传统理性假定的是认知心理学对理性假定的重新定义。认知心理学认为,由于人的认知能力的局限性、以及在信息不充分、高度紧张压力等外部环境下,个体在决策及问题解决中往往并不是理性的统一体。基于此,美国认知心理学家西蒙(Herbert A. Simon)提出了“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概念[9],以此与实体理性、非理性相区分。由此,“传统理性行为体的视角假定人是思想开明(open-mindedness)并适应环境的变化,但认知视角认为囿于信仰(beliefs)以及信息加工方式,人更多的是头脑禁锢(closed-minded)因而拒绝适应环境的变化。由于人们对环境的看法不一,因此认知视角强调分析涉身于决策过程的个体的重要性。”[10]

  综上,认知心理学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应用缘起于如下背景:首先,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对占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理论解释力的质疑,从而产生了对外政策分析这一国际关系研究子领域。其次,心理学领域所发生的行为主义革命和认知革命,为认知心理变量的观测和操作化提供了技术和方法基础。再次,二战前后的一个学术发展背景为,人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领域都产生了大量探究心理因素的工作[11]。

  2.认知研究的理论正当性

  接下来必须探讨的问题是,认知心理学应用于国际关系研究是否具有理论上的正当性呢?换言之,个体层次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地位如何?知觉因素重要吗?国际关系的认知心理学分析是否会导致方法论个体主义?等等。[12]

  国际政治认知心理学的一个核心假定为:个体是外交决策和国家行为的重要行为者,人是理性行为体,而人的理性受认知能力和环境影响又是有限的。个体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是层次分析法(levels of analysis)的问题。新现实主义为代表的体系理论,强调体系结构的作用,认为个体及国家只是“消极”的政策执行者,并不是“积极”施动者。这种体系结构决定或制约论,对于相同国际结构压力下不同国家的不同政策与战略反映现象,并不能提供很好的解释。由此观之,个体并非“弹子球(billiard ball)”。因为不同的人的认知能力、知觉过程、个性特征、动机与情感因素等差异很大,在“假定相关其他变量不变(ceteris paribus)”的情况下,个体认知变量与政策行为之间具有相关关系。当然,个体层次因素的作用必须与其他层次的变量综合考虑,才能有效地辨析其所起的作用。在不同的政策环境中,个体认知因素的作用并不相同。如官僚体系与国内政治等环境制约压力很大的情况下,个体的认知变量所起的作用相应减小;反之,个体的知觉、信念体系、个性等发挥的作用则增大。如此,我们可以得知:个体在国际政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但探讨个体层次的生理、认知心理因素的作用必须建立在对其他变量做出相关假设的基础上。

  对于知觉层次是否重要,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在其著作开篇之时就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论证[13]。实验心理学的分析对象经历了从意识/潜意识、行为至认知过程分析的演变。相较于行为主义而言,认知心理学解决了同一刺激下行为不同的缘由问题,即人的知觉、信息加工过程的不同。如此而言,知觉因素构成了个体/组织判断和决策的基础,尤其是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中,由于不同的个性和情感,形成不同的知觉,从而形成不同的判断和决策[14]。即使在房子发生大火的极端环境下,人的认知能力也具有重要的作用。只是极端的外部环境消解了普通个体认知能力的差别,所以大部分人表现出相同的行为。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以及新自由制度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权力和利益等核心概念,它们在本质上也是认知的。“认知——个体的信仰和推理过程是重要的,因为它们构成了所有的政治行为的基础,以及形成了权力和利益如何理解的基础。”[15]

  认知心理学应用于国际关系研究,最常见的批评是还原论和方法论个体主义。华尔兹进行了集中的论述,他认为心理学家对于战争原因的解释并无贡献,“如果对一个毕生研习心理学的人问道:心理学对于人类最紧迫的问题的解决有何贡献,他耸耸肩并说贡献很小,那是可以理解的。”[16]之后,他在《国际政治理论》中认为心理学解释是一种还原论,对建构国际关系体系理论并无益处。

  事实上,“行动者-结构(agents-structure)”范畴在个体层次具有特殊的意义。这一范畴在个体层次的表现为原子论与整体论、遗传论与环境论之争。个体层次的“个体-体系”范畴中,也存在着何者为先的问题。在个体及群体、单位国家层次,行为的制约因素包括个体认知、行为环境(心理环境以及操作环境)等。个体行为是由自身认知属性决定还是由行为环境决定?对此不同的回答,形成了还原论与整体论、方法论个体主义以及整体主义的区分。个体认知理论如何化解上述矛盾,社会性因素的综合是一个可选之途。如信念体系与社会因素的结合、社会认知理论以及社会认同理论的应用等。

  

  二、认知研究概述:变量关系与问题领域

  

  认知理论的变量关系包括两个层面:首先,个体的认知因素与个体的决策判断之间的因果关系,即认知与政治行为的关系;其次,个体的个性(Personality)情绪/情感(emotion)、动机(motivation)与经历等因素以及国家的政治社会文化制度等对个体认知的影响作用。因此,认知变量既是自变量又是因变量[17]。一般而言,国际关系中的认知研究可以细化为以下几个子变量:操作码(operational code)、认知图(cognitive map)、意象(image)、信息加工(information process)以及历史类比(analogy)等。各个子变量则可进一步进行概念的操作化,以一些具体指标反映出其来源与变化。

  研究问题在科学研究中居于重要的地位[18]。认知心理学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应用,其基本路径为在特定的问题领域进行认知心理学的理论解释、分析与预测。这些问题领域集中于对外政策分析领域,大部分为高级政治的安全研究议题,其中包括战争原因分析、国际危机中的决策与政策选择、冲突与和平的解决、恐怖主义[19]、联盟政治研究等领域[20]。在这些问题领域,重点分析的相关个体层次以及组织层次决策中的认知变量的影响。以下分别阐述作为自变量的认知因素与作为因变量的认知因素。

  1.作为自变量的认知因素

  第一,操作码。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操作码的运用始于内森·莱特(Nathan Leites)对布尔什维主义的研究[21],但直到1969年亚历山大·乔治(Alexander George)对操作码进行系统的阐述与概念操作化之后,才带来广泛的运用成果[22]。乔治的主要工作在于对操作码进行概括化,主要目的为抽象出领导人对于政治和政治行动议题根本的信念。根据乔治的论述,如何确定不同的个体信仰,主要取决于对十个不同的问题的回答,即五个“哲学信仰”和五个“工具信仰”。[23]

  哲学问题涉及对政治本质的看法,而工具问题与正确的战略与策略紧密相关。个体的操作码与政治决策具有很强的相关关系,如哲学信仰有助于对情境的判断,而工具信仰则会影响行为选择的可能性。在乔治所进行的操作码研究中,最初只是对于个体认知内容的分析,而对操作码与政治行为之间所具有的相关关系与因果关系的论证不足。因为“操作码的研究者似乎一致认为信仰应当对政治行为具有影响:信仰应当影响政策选择”[24]。在应用层面,斯蒂芬·沃克(Stephen Walker)对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操作码的分析较为经典。(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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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外交评论》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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