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力:试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演进的理性主义基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13 次 更新时间:2006-11-22 01:4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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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力  

  

  【内容提要】 理性主义是西方文化的认识论基础。理性主义的发展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演进产生了深刻影响。早期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主要建立在价值理性基础上,而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则张扬了工具理性,当前建构主义体现了把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结合起来的实践理性。总体上看,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与深化是和理性主义的丰富与完善密切相关的。

  【关键词】理性主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实践理性

  

  作为西方主体文化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理性主义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演变的过程当然也深受理性主义的影响,但由于对理性主义的认识不同,学者们对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理性主义取向基本上是各说各话。马丁·怀特认为,贯穿于国际关系思想史的三大传统是现实主义、理性主义和革命主义。[1]罗伯特·基欧汉却提出,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主要分裂是“理性主义者”与“反思主义者”之间的分裂,他的“理性主义”又涵括了作为国际关系理论主流的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2] 国内关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理性主义也有一些不多的相关论述。[3]由于理性主义概念本身的复杂性与包容性,学者们对此做出不同的解读本属正常,但这种对基础认识似是而非的模糊状态妨碍了对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乃至整个西方思想文化更进一步的把握与体察。因此,笔者认为,从理性主义的概念界定入手,厘清西方国际关系思想中理性主义发展的脉络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国际关系理论演变的影响,仍然是大有裨益的。

  

  一 理性与理性主义的概念解析

  

  “理性”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术语,含义非常丰富。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认为,“逻各斯 (logos) ”主宰支配着整个世界,但人们不能凭感官而要靠思维才能认识和把握它。亚里士多德不仅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而且在他看来,理性思维的规则是人类获得对客观世界的真知,即知事物之所以然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4]古希腊人这种运用理性思维分析问题的传统后来被整个西方文化所继承,近代笛卡尔倡导唯理论,系统阐述了理性认知方法。康德提出“历史理性”、黑格尔提出“绝对理性”等概念,他们使理性的哲学色彩日趋浓厚 。而随着经验主义的日渐渗透,哲学理性逐渐走向世俗理性、工具理性,并被广泛地应用于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研究中。当代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马尔库塞较全面地考察了理性概念,并评估它们的构成因素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他列出理性概念在哲学史上出现的5 种含义:(1)理性是主体、客体相联系的中介;(2)理性是人们借以控制自然和社会从而获得满足的多样性的能力;(3)理性是一种通过抽象而得到普遍规律的能力;(4)理性是自由的思维主体借以超越现实的能力;(5)理性是人们依照自然科学模式形成个人和社会生活的倾向。[5]

  尽管不同的哲学家、思想家对理性的概念做了不同的阐释,但我们还是能发现,大多数人都把理性看做是在概念基础上所进行的判断和逻辑推理的思维形式,理性与逻辑是密不可分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理性是一种逻辑地认知世界、把握事物和深入进行独立探究并进行设疑、判断和选择的辩证思维能力。它是思维着的主体观念掌握对象世界的高级方式。所谓理性主义,其核心就是崇尚理性思维,认为运用理性思维经严密逻辑推理得到的知识才是真知识。理性主义本身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早期的理性主义在哲学上常用唯理论相称,与经验论相对,认为感觉经验是不可靠的,强调依靠纯粹的思辨来获得真知。由此而引申出目的理性、价值理性、实质理性等多种形式,对自由主义国际关系思想有较大影响。而近现代以来的理性主义既包括了唯理论的一些思想,又加入了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成分,认为逻辑推理和推导论证应该建立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不能脱离现实进行形而上学的抽象思辨,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工具理性、技术理性和形式理性的概念,对二战后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演变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冷战后建构主义的出现则确立了将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结合在一起的实践理性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应有地位。

  

  二 先验理性的价值诉求和自由主义国际关系思想

  

  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派系。就与理性主义的结合而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思想要早于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在源远流长的自由主义思潮中,理性主义始终是其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坚实基础。虽然这其中理性主义也经历了由朴素的自发阶段发展成形而上的神学理性,再回归为对人类社会和世界前途的终极关怀等不同阶段,但总体来说,一直到19 世纪初,作为自由主义思想基础的理性主义大致有如下两个基本特征:首先,早期的理性主义是认识论上的狭义理性主义,是一种与经验主义相对立的认识论。持理性主义思想的理论家们认为,只有自明的、普遍的、先验的原则和知识才是可靠的,对这种可靠的、普遍的知识和认识的学习与掌握不可能来自感性经验,而只能来自人的思维能力,思维的依据则是伦理、数学和逻辑以及对许多其他领域的洞见。①其次,这种理性主义强调的是实质的合理性。所谓实质合理性是指一种关于不同价值之间逻辑关系的判断,它指向“应然”的价值关系,是依据结果和目的的价值做出的判断,因此,又可以表述为主观的合理性。由于它主观相信行动具有无条件的、排他的价值,是不顾后果如何、条件如何都要完成的行为,主要关注的是属于目的和后果的价值,所以也可以称之为“价值理性”。②到启蒙运动时期发展已趋成熟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就明显地体现出早期理性主义的这种先验性和价值性特征。

  纯粹就逻辑和伦理的角度来说,康德的自由主义国际政治思想最好地诠释了理性主义的诉求。康德假定人类拥有理性并充分意识自我的真实利益,而且人类有勇气去实现这些利益。从上述假定出发,康德发展出一套乐观主义的国际政治思想。其逻辑可以从3 个层次获得解析:第一,从人类理性的假定推导出人对战争的理智反应。由于每个人通过思考都可以发现承担战争重负并为之牺牲的将是他自己,而不是统治者,因而他不可能自愿地承担战争带来的祸害。第二,从单个人的理性反应可以推广出一条普遍的理性政治法则。由于所有人都是理性的,他们都会认识到,战争总是使统治者获益,而普通公民则要为之付出鲜血和捐税等代价。在这里,康德对人类社会做出了带有革命性意义的区分,即人类社会可分成两个阵营:一边是普通百姓,和平对他们而言是最有益的;另一边是王朝统治者,他们不断把百姓赶进战火硝烟。因此,各国民众应该在理性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在共同的和平利益上形成跨国界的共识:消灭战争的捷径是消灭王朝政治,在全世界推广人民主权和民主政治。第三,从第二步推论中可以自然地导出:国际政治的实质只在表面上看是国家之间的关系,而其实质是人类共同体当中全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毫无疑问,全体人类的利益是一致的。[8]在康德看来,不能仅仅把人类共同体当做国际事务的中心存在,而且要把人类共同体看成一切社会活动的最高目标和追求。

  当然,在现实层面上,理性主义并不否认人的本性中有功利的成分,但自由主义经济学者(如亚当·斯密等)认为,即使人追求自我利益的实现,利益的和谐也是真实存在的,而促使这一切实现的就是所谓理性的安排。他认为,个人既不打算促进公众利益,也不知道自己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公众利益。他希望得到的只是自己的利益,但是在谋求自我利益的过程中,就像在许多其他情况下一样,他受到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促进了他本意中没有包含的公共目标。[9]推而广之,解释个人行为的这些原则也被用于国家。个人在追求自我利益的同时在客观上促进了社会的整体利益,国家也是一样,在追求国家自身利益的同时也促进了全人类的利益。普遍自由贸易被认为是正当的,因为每个国家的最大经济利益与全世界的最大经济利益是完全一致的。[10]因此,只要各国君主停止对通商的干预,允许自由贸易,促进人类共同利益的经济法则就会取代制造国际纷争的权势政治。这种观念的意图就是创造了一种对现在和未来幸福生活的感觉意识,鼓励人们相信世界的秩序基于理性的安排,而这种安排就是利益的自然和谐。

  从以上两个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早期自由主义国际关系学说中,我们可以验证一下蕴涵其中的理性主义思想。首先,无论是康德、亚当·斯密,还是格老秀斯、边沁,他们的学说都不是或不完全是基于感性体验上的对现实世界的描述,而是从一些抽象的、未经证实的假定出发,通过推导和逻辑论证所得出的结果。这些自由主义学说大多是严谨思辨的演绎,而非实证观察的归纳。其次,这些自由主义观点表现出明显的价值倾向和追求。自由主义对个人理性的信任以及对普遍道德的重视,使它成为一种进化理论体系,认为人类社会向着越来越好的方面进化,将这种观点延伸到国际关系领域,自由主义认为国家之间的关系也不是一种永远处于权力争斗漩涡之中的不可调和的矛盾状态,而是相信人的理智可以促进国家之间的关系不断向着更加和平与有利于人类的方向发展。[11]

  

  三 工具理性的张扬与国际关系理论的“合流”

  

  建立在价值理性基础上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对西方的影响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国际关系学这门学科——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4 年野蛮冲突的后效应——的诞生,也和人们普遍认为的其历史与现实主义紧密相连相反,它诞生在自由主义的一隅,明显担负起避免世界大战重演的任务。在承接了自由主义思想精髓的所谓“理想主义”感召下,国际政治中无论是规范性研究还是描述性研究,其感兴趣的焦点不在研究历史的经验上,而在设计出新的模式和解决方案上。[12]当然,这股乐观主义思潮并没有持续很久,就被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的冷酷现实以及随之而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粉碎了,因此被爱德华·卡尔辛辣地嘲讽为“乌托邦”式的思想。与此同时,历史上很多对国际关系做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研究的思想学说,都作为自由主义的对立面,统一在现实主义的旗号下,对自由主义(理想主义)展开了猛烈的抨击。由此引发了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的第一场学理大辩论,作为自由主义认识论基础的理性主义内涵也在挑战和冲击下发生了变异和修正。

  早期的理性主义一直与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相对立,这也是马丁·怀特据以划分国际关系思想流派的依据之一。但对社会可观察现象的研究毕竟构成了自启蒙以来现代社会理论的坚实基础。以马基雅维利、霍布斯为代表的建立在经验观察基础上的国际关系学说客观描述了国家间勾心斗角、弱肉强食的现实一面。理性主义如果沉湎于先验性的抽象思辨,脱离现实,就会丧失其正确性和指导性。因此,理性主义本身的内涵也要扩大,要包含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合理成分,即认为可靠的知识也来自经验和实证,毫无实证依据的纯粹思辨并不总能得出确切的指示。[13]研究人员要接受现实并分析现实的原因和结果,理性的最高智慧在于接受并使自己适应这些客观现实和现实趋势。于是合乎逻辑的第二个推理就是:必须贬低愿望或者价值的作用,思想的功能只是研究一系列事件,对于这些事件,研究人员是无法施加影响或予以改变的。[14]这就是所谓“客观”思维的表现,也就是说,理性主义在社会科学当中要排除价值判断

  理性主义经上述修正后其概念已发生了较大变异,越来越指向形式的合理性。所谓形式合理性是指一种关于不同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判断,它指向“实然”状态的现存事实,是在此条件下依据手段及程序的可计算性做出的判断,因此,又可以表述为客观的合逻辑性。它通过成本-收益的核算,经过仔细的权衡估计,对可供利用的实现目标的手段进行优化选择,并且主要关注的是手段和程序的可计算性,由此也可称之为“工具理性”。[15]

  二战结束以后,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重心转移到了美国。人们热衷于把自然科学的方法运用于社会科学领域,推崇“工具理性”,实际上是推崇所谓具有精确性和科学性的求知、求真的思维方式。20 世纪70 年代以后占据国际关系理论主流话语权的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就鲜明地体现了工具理性的若干特征。从本体论的角度来看,工具理性摒弃虚幻的先验思维,强调将客观现实作为认识事物的起点。它假定主体与客体可以分离,认为只有主体可观察、可经历的事物才是真实的、可总结和可证明的。那么与国际关系理论相关的本体论问题就是:国际关系是否为一客观存在。基本上,不管是新现实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本体论上都是客观主义,认为国际关系乃是一客观存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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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 年第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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