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国祥: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刑法基础理论述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0 次 更新时间:2019-09-22 00: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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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国祥  

   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刑法基础理论研究的发展历程

  

   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与改革开放的进程对应,经济刑法学的研究经历了起步、繁荣和深入三个阶段。

   (一)起步阶段(1979-1991年)

   1979年制定的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虽然专章规定了“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但不少罪名带有维护计划经济体制的特征(比如1979年《刑法典》规定的“投机倒把罪”“伪造、倒卖计划供应票证罪”和“破坏集体生产罪”等)。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序曲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随着改革带来的经济主体经营活动和经济利益的相对独立性,经济领域中的各种违法犯罪现象也呈增长蔓延趋势,尤其是走私、套汇、投机倒把牟取暴利、盗窃公共财物、盗卖珍贵文物和索贿、受贿等经济犯罪活动猖獗。在此背景下,邓小平在1982年提出,我们必须坚持两手,一手坚持改革开放,一手坚持打击经济犯罪(P404)。1982年3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对1979年《刑法典》中的有关条款作出了相应补充和修改,严惩相关经济犯罪以及参与、包庇或者纵容经济犯罪活动的国家工作人员。随之,经济犯罪以及经济刑法的概念逐渐得到了刑法学界和实务界的重视和肯定。1986年,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和北京市刑法学研究会联合召开了“经济体制改革与打击经济犯罪”专题学术讨论会,围绕经济刑法的立法、法人犯罪以及经济犯罪对策等问题,进行了专题研讨(P2-3)。短短数年间,学界就形成了不少涉及经济刑法学中基础理论的研究成果。有学者据此提出了“经济刑法学”的学科属性和地位,认为经济刑法学是独立的法学学科。不少学校还在法学本科教学中开设了经济刑法课程,并且在刑法学科中招收经济刑法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

   可见,经济刑法研究的起步源于改革开放,境外经济刑法理念、理论的介绍和引介促成了经济刑法学的学术启蒙。而经济体制的改革,为经济刑法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基础。不过,受制于当时学者的外语水平,理论研究大多参考的是从我国台湾地区引进的二手资料。经济刑法的概念、体系乃至研究方法,大多没有来得及消化就开始推广,有生搬硬套之嫌。加之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尚未肯定市场经济体制的建构方向,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在各个领域仍发挥着影响力。因此,这一时期的经济刑法研究成果,更多的是对国家打击经济犯罪的规范和政策进行被动证成和解释,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经济刑法理论,除具有沿革意义外,并不具有长远的影响力。

   (二)繁荣阶段(1992-2008年)

   我国经济改革的关键期是20世纪90年代初。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厘清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市场经济自此得到了肯定。随后,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方向。经济体制改革方向的历史性转变催生了经济刑法研究的问题意识。老一辈刑法学者敏锐地认识到,随着体制的转轨,犯罪现象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对市场经济中出现的不轨行为,哪些应规定为犯罪,罪与非罪的界限如何划分,如何对社会上各式各样的犯罪进一步加以科学的归纳和分类,这些都要做通盘的考虑”(P4)。研究空间和视野的拓展,使经济刑法迎来了重要的发展契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济刑法建构就成为学界聚焦的重点。1993年,全国刑法学研究会以“市场经济与刑法”为题,就市场经济与刑法观念的转变进行了研讨,一些学者提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刑法观念的更新和转变以及经济犯罪的定罪标准问题(P126),并认为应当“树立以保障社会生产力发展为标准的犯罪观”(P15)。1995年,全国刑法学研究会又将“当前经济犯罪问题”作为中心议题,围绕经济活动中罪与非罪的宏观界限、新型经济犯罪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学术研讨(P92-96)。这一时期,也出版了不少经济刑法的著作,这些著作结合经济体制改革进程,开始探讨我国经济刑法立法原则、罪与非罪的界限等基础性理论问题。

   1997年,国家修订《刑法典》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突出对市场经济秩序的保护,不但将刑法实施17年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有关刑法的修改补充规定和决定研究修改编入刑法,将一些民事、经济、行政法律中“依照”“比照”刑法有关条文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改为刑法的具体条款,还新增了一批经济犯罪的罪名o。1997年《刑法典》颁行后,经济刑法的研究一度成为主流刑法学研究的重点,学界相继出版了一些重要著作。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到1997年我国《刑法典》修订前后,各种有关经济刑法理论研究以及经济犯罪立法技术与司法操作规则研究的论文和著述更是如雨后春笋般涌现。”(P1)

   经济刑法发展的这一黄金期,主要得益于两个历史性机遇的推动:一是20世纪90年代初新一轮的思想解放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被提出之后,学界开始注重研究改革开放进程中经济犯罪认定的特殊问题,对经济刑法的功能和传统的经济犯罪定罪处罚标准进行批判性反思,提出了更新观念、建构经济活动中罪与非罪新标准等时代命题,体现出一定的本土意识和本土特色。二是1997年《刑法典》的修订和施行,客观上需要对修订后的经济刑法规范进行系统解读,由此促成了经济刑法研究的一段繁荣时期。经过这一时期的发展和积累,经济刑法已经具备初步的理论框架,其学术价值和学术影响至今仍不容忽视。

   (三)专题深入阶段(2009-2018年)

   随着21世纪初开始的大规模国企改制告一段落,现代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完善,市场活力被释放,经济建设进入了高速发展期,同时也诱发了一些新型经济犯罪,尤其是受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领域中金融犯罪案件和腐败现象积聚。“面对这些新的挑战,反映在刑法立法上,即是不断严密对经济犯罪处罚与预防的刑事法网”(P27)。晚近以来,配合《刑法修正案》对经济刑法的不断修正,学界对具体经济犯罪特别是商业贿赂犯罪、金融犯罪和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等关注热情始终未减。刑法教义学的兴起,使经济刑法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也有所转向,教材式、系统性的研究转为专题式的研究。这期间,不少以经济刑法为主题撰写的博士学位论文,经修改后成了专题出版物。期间,值得一提的是,2012年,围绕着浙江“吴英集资诈骗案”的定罪量刑,对集资类涉众型金融犯罪的研究一度成为热门,尽管大多数研究是从吴英的行为能否构成集资诈骗罪以及能否适用死刑进行论证,但其中也涉及了经济刑法的一些基础性理念(P411-439)。而一些经济学家则从市场经济的基础(比如自由、产权、企业家精神)讨论“吴英集资诈骗案”的罪与罚(P35-36),经济刑法再度成为跨学科焦点话题。

   回顾这一时期的经济刑法研究,研究主题不断变焦,研究内容日趋深入,每年有一定数量的专著问世,反映出学界对经济刑法研究的执着。但相对于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经济刑法学关注热度,本时期研究的活跃度有所降低,研究队伍也没有显著增加的迹象,有分量的基础理论研究成果仍属鲜见。原因之一在于,经济刑法研究达到一定高度后,相应的学术拓展空间的难度增加了。

  

   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刑法基础理论研究的主要成就

  

   回溯40年来经济刑法研究的历程,经济刑法研究在许多重要问题上取得了进展,择其要者,经济刑法基础理论的研究主要取得了以下成就。

   (一)初步厘定了经济刑法的一批基础性概念

   概念是学科发展的基石。经济犯罪是经济刑法学研究的逻辑起点。经济犯罪概念虽然起始于官方,但由于缺乏制定法的明确依据,公、检、法等官方机构对经济犯罪范围的认识并不一致o。学界围绕着经济刑法与经济犯罪概念的理论研究一直未停止过。时至今日,学界对经济犯罪应涵括的内容也形成了一些共识,比如,经济刑法、经济犯罪与经济秩序保护有关;经济犯罪的前提是违反国家相关经济管理法规;经济犯罪的概念应当体现与财产犯罪的区别,等等。在此基础上,学界大都认同应建构狭义的经济刑法与经济犯罪概念。

   循名责实,与经济刑法、经济犯罪的概念界定分不开的是经济刑法保护客体(法益)。传统的观点认为,我国经济刑法保护的客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但由于市场经济秩序相对抽象,对经济犯罪的认定缺乏实益,随着法益理论的兴起,在“集体法益”(超个人法益)概念的指导下,经济犯罪侵害法益成为近年来刑法学界关注的焦点,并形成了一批研究成果。首先,经济刑法保护法益是集体法益成为理论界的共识。其次,关于经济刑法保护法益的具体内容,存在着各种观点的聚讼。有学者强调经济刑法对经济自由的保护(P56),也有学者提出,经济刑法发展应把传统的“秩序法益观”转化为“利益法益观”(P156),还有学者提出,经济刑法的保护法益应当被界定为国家的经济利益(P42)。这些研究深化了对经济犯罪本质的认识。此外,尽管法定犯、数额犯、情节犯、空白罪状、违法性认识错误等概念是刑法学中的共通概念,但实际上这些概念也大多是围绕着经济刑法的规定而展开或“量身定制”的,它们逐渐成为经济刑法研究的基础性概念。对这些概念的深入研究不但推动了经济刑法基础理论的发展,而且也为普通刑法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二)经济刑法的立法原理有了一定程度的共识

   40年来,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我国经济刑法立法的趋势是“不断严密对经济犯罪处罚与预防的刑事法网”(P27)。在此过程中,经济刑法的立法原理(包括犯罪化的原则、评价,立法的技术,规范特征)都成为理论研究的重要对象。

   作为早期经济刑法研究的内容,学界提出了经济刑法的若干立法原则(P20)。在学者罗列的林林总总的立法原则中,经济刑法立法的谦抑性(即少用或不用刑罚)和审慎性(即慎用刑事手段)成为最重要的共识性原则。

   经济刑法立法技术的焦点集中于对立法模式的选择。1997年《刑法典》虽然将分散的经济刑法规范集中统一纳入,但有不少学者并不认同,他们主张经济刑法应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立法模式,提出应将较为常见、相对稳定的犯罪集中规定在《刑法典》中,而将那些“非典型”的或者变动性较大的犯罪分散规定到相关的经济管理法中去(P4)。或者说,“集中是发展方向,散在为存在形态”(P10)。还有学者主张经济刑法应单独立法,认为“经济刑法是涉及多学科领域的跨学科研究,其结果会形成一部系统、贴实、针对性很强的专门规范经济犯罪的单行刑事法律。该法律性质是一种新形式的特别刑法”(P18)。

   (三)经济犯罪刑事政策立场渐趋稳定

对经济犯罪的刑事政策历来有宽缓主义、严格主义和折中主义三种不同的立场。从国家对经济犯罪刑事政策的发展看,改革开放之初对经济犯罪主张严惩,强调对经济犯罪的司法惩治要从快、从严、从重。但相较于改革开放之初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单向性的“严打”刑事政策,学界大都主张应贯彻区别对待的刑事政策,认为打击经济犯罪“要冷静地估计打击面大小的问题。既要纠正打击不力,也要防止打击过头。要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和适用刑罚的效果上来研究这个问题”(P3)。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学界普遍认识到“经济活动的合法与非法、罪与非罪的界限之确定具有较强的政策性。如果界限过死,那么可能造成在遏止经济违法犯罪活动的同时,也遏止了商品经济活动积极性;如果界限过宽,那么在刺激商品经济参与者积极性的同时,必将刺激违法犯罪活动从而损害国民经济”(P33)。(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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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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