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伟:书籍环流与东亚诗学——以《清脾录》为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1 次 更新时间:2019-09-22 00: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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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伟  

   内容提要:以朝鲜诗话《清脾录》为个案,可以从实证与理论两个方面,探讨文学史上“环流无倦”的变化与书籍“环流”之间的关系。《清脾录》的特殊意义,体现在其关注本国诗之外,还关注当时中国、日本、安南等国的诗,具有“东亚视野”与“并世意识”。其抄本、刻本在朝鲜、中国、日本之间的流传,以及在文士间发生的阅读、删改、传播等事象,具体而微地体现了三国文士眼中的他国文化,从中可见三国文化势力的此消彼长。从《清脾录》的阅读反响可知,“阅读”甚或“误读”与东亚诸国间的文化交流和彼此的文化体认有关,而“东亚视野”在文学领域的呈现与发生影响,正通过书籍的“环流”得以体现。伴随东亚书籍“环流”现象产生的,是东亚诗学不同于18世纪以前的超越国界的弘阔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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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欧美书籍史研究领域中,人们越来越普遍地认识到,“书籍史是一门重要的新学科,是一种用社会史和文化史的方法研究人类如何沟通和交流的学问”,“人们的想法和观念是怎样通过印刷品得到传播的,阅读又是怎样反过来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①可见,近30年来的欧美书籍史研究,已经完全摆脱了纯物质、纯技术的观念,而是试图采用社会史、文化史等方法,探讨书籍在人类沟通和文化转移方面的作用。虽然并未使用到“circulation”一词,但其关注所在,正是本文所说的书籍“环流”的应有之义。

   在东亚书籍史的研究中,以往的工作偏重在汉籍的“东传”或“回流”,而较少着眼于“环流”。②无论曰“东传”或“回流”,其考察的路径往往是单向的,而“环流”的视角所见者,则是曲折的、错综的、多元的流动,而且这种流动还是无休止的。前者所获往往是书籍传播的“表象”,而“环流”着重探索的是书籍传播、阅读之后的“心象”。2010年举办的“印刷出版与知识环流——十六世纪以后的东亚”国际会议,尽管其主旨已有新意,会议论文在具体问题的探讨上或多新见,但实际成果依然属于单向的,③能够在文献、历史、理论和方法上达到“环流”要求的实为罕觏。沈国威在论文集的《跋》中指出:“环流的视角要求我们,不仅关心书籍的印刷出版,还要注意书籍的流通、阅读(包括对流通、阅读的限制);当然更主要的是书的著者、内容。”④我基本赞同他的意见,但我认为核心问题乃在阅读,书籍的内容是通过“阅读”或“误读”而发生影响。所以,我理解的“书籍环流”,包含了书籍本身在传播中的多向循环,书籍内容的阅读、接受并反应的互动,以及由此引发的观念和文化立场的变迁。

   在文学史研究中使用“环流”一词始于刘勰(约467—约522),其《文心雕龙·时序》云:“蔚映十代,辞采九变。枢中所动,环流无倦。”⑤刘勰审视此前十代文学的历史(指唐、虞、夏、商、周、汉、魏、晋、宋、齐),或绮丽或质朴,变化多端,他指出其重心在时代风气,文学则应时而变,无穷无止。“环流”一词,最早见于《鹖冠子》,其书第五篇即以“环流”命名,篇末云:“物极则反,命曰环流。”陆佃注:“言其周流如环。”张之纯注:“循环不穷,故曰环流。”⑥可见,循环流转的状态是往复无穷的。然而文学史上“环流无倦”的变化,与书籍“环流”的关系如何,从理论到实证,依然是十分匮乏的。

   《清脾录》是朝鲜时代后期李德懋(1741—1793)撰写的一部诗话著作,传世者有不同地域、不同版本。一部书,即便是被章学诚(1738—1801)讥讽为“不能名家之学”⑦的诗话类著述,有不同版本的传世,若纯粹从文献史方面考虑,并不值得惊奇,但如果从书籍“环流”的视角展开,并且与文学史研究相结合,就会是一件富有意味的事。本文拟以《清脾录》为例,对上述问题试作回答。其基本方法立足于两点:一是书籍的“环流”,这属于书籍史的范围;一是诗学的变迁,这属于文学史的范围。而从书籍的“环流”来探讨诗学的变迁,便是将这两者加以结合。

  

   二、《清脾录》的“东西流传”

  

   《清脾录》虽然未以诗话命名,但实际上就是一部诗话著作。无论是作者自己,还是其友人或后人,都是这样认为的。诗话写作,用章学诚的话来说,是“挟人尽可能之笔,著惟意所欲之言”,⑧颇有轻视贬低之态,事实上当然不可一概而论。以李德懋而言,其写作态度就相当认真,此书也因此而颇受学术界重视。⑨

   现存《清脾录》刻本,唯一的便是李调元(1734—1803)《续函海》本,卷首有李德懋友人李书九(1754—1825)写于戊戌(1778)春的序,提及“《清脾录》四卷,又其近日所纂”。据日本东洋文库所藏《青庄馆全书》中写本《清脾录》二卷,卷目之下有“端坐轩笔”四字。考李德懋在正祖元年(1777)冬给李调元的信中说:“不佞近得一号,曰‘端坐轩’,窃慕宋之隐逸杜五郎之洁己。”⑩则其撰写时间也就在正祖元年冬至二年春的范围。

   其实在一年前,柳琴随副使徐浩修(1736—1799)到北京,曾经选抄李德懋、柳得恭(1748—1807)、朴齐家(1750—1805)、李书九四家诗为《韩客巾衍集》,请李调元、潘庭筠为之评点。一年后,李德懋、朴齐家以随员身份赴京,并请李书九、柳得恭为《清脾录》撰序(柳得恭序见于《青庄馆全书》写本《清脾录》,但《续函海》本有“柳得恭惠风较”之语),使四人又以不同方式透过此书再次共同出现。

   李、柳二序之外,又有朴趾源(1737—1805)序。此序已佚,据朴氏《热河日记·避暑录》云:“兰雪轩许氏诗载《列朝诗集》及《明诗综》,或名或号,俱以景樊载录。余尝著《清脾录序》详辨之。懋官之在燕,以示祝翰林德麟、唐郎中乐宇、潘舍人庭筠,三人者轮读赞许云。”(11)他在落笔之际,也含有与中国人对话并试图修正讹传的意愿。根据他的记述,此序由李德懋带入中国,曾受到祝德麟(1742—1798)、唐乐宇(1739—1791)、潘庭筠三人“轮读赞许”,部分达到了其目的。

   《清脾录》的稿本,经李书九“删定”,由李德懋携至北京,从此开始其“西行”的旅程。李德懋入燕前,他已经与李调元多次书信往返,关心清代学术及文坛现状,所以一到北京,便非常渴望相见。据其《入燕记》记载,五月十五日抵京后,二十三日就拜访李鼎元(1750—1815)、潘庭筠,二人比邻而居,笔谈就在潘宅进行。李调元此时恰以吏部员外郎出为广东学政,所以未能谋面。二十四日,访唐乐宇“于琉璃厂畔四川新会馆”,唐与李调元“童稚为友”。二十八日再访李鼎元,李在祝德麟家,乃径往祝家,而祝“与程晋芳、李调元郁然有艺林之重望”。(12)此后多次聚会,虽然未能见到李调元,但似乎处处都有他的影子。在将要离开北京之前,李德懋给李调元写了一封信:“鄙人携来自著《清脾录》,皆古今诗话,颇多异闻。但其随腕漫笔,编次乖当,已经秋串删订,芷塘弁卷。因嘱墨庄遥寄先生,先生亦为之序之,因便东寄,有足不朽。”(13)信中说“芷塘弁卷”,即表明祝德麟曾为此书作序。写此信的目的之一,就是期待李调元“亦为之序之”。但超乎李德懋的期待,李调元将其书刻入《函海》,这是《清脾录》的中国刻本,也是第一个刻本。然而有关这一刻本的传说,腾播于朝鲜人之口,既无实物留存,也几乎不为今人所知。人们谈起《清脾录》刻本,提及的往往只是《续函海》本。关于这个问题,讲述得最详细的莫过于李德懋之孙李圭景(1788—?),他在《诗家点灯》“《清脾录》刻本”和《五洲衍文长笺散稿》“《清脾录》大小刻本辨证说”中,曾一而再地予以说明。兹据前者录之如下,并稍作校正:

   我王考青庄馆公尝取贯休诗“乾坤有清气,散入诗人脾”、“千人万人中,一人两人知”之语,著《清脾录》二卷。按柳泠斋得恭《热河纪行诗注》:李墨庄鼎元,四川罗江人,雨村调元从父弟也。语泠斋云:“雨村兄撰刻《函海》一部,凡一百八十五种,二十套。中有杨升庵四十种,雨村亦四十种,其《诗话》三卷、李公《清脾录》及柳君佳句收入。甫刻就,以事罢去。板已入川,惜此处无其本。”即我辈逢人便说,故知之者甚多云。我纯庙辛酉,苍墅徐公有稷入燕,有《北游录》,与陈瘦石用光庶吉士笔谈。瘦石曰:“先生知《清脾录》谁所撰与?”苍墅曰:“此獘(敝)国李公雅亭某甫所著,先生何以见问?”瘦石曰:“家侄希曾侍读号雪香,前年庚申(此二字据《五洲衍文》本补)从四川携回,今借友人吴侍郎淑卿矣。”苍墅问:“写本与?刻本?”答:“为蜀人李调元所刻,共三卷。”苍墅请见,辞以淑卿远出,今未可索回云。瘦石、雪香,江西省新城县人。岁纯庙己巳,先君恩晖公访金上舍正喜玄兰,玄兰示案头两卷曰:“此即李雨村所辑《续函海》,而先君子《清脾录》亦入其中。东人著述为华士所刻,真旷世希觏,为君携传。”家亲袖授不肖,可叹华士勤意,深感玄兰购传也。版是袖珍,嘉庆辛酉重梓。第一函:《环溪诗话》一卷。《金德运图说》一卷。《韶舞九成乐补》一卷。《清脾录》四卷。《唾余新拾》三卷。合二卷。序则薑山李公书九弁之,而称席帽山人云。以未及雠校,故多讹,与家中《全书》合校,则椠本简甚。此乃王考以正庙戊戌入燕时未暇修正本,略抄之投示雨村,雨村仍为入刻,故如是耳。其后有人假称玄兰借去,仍不还,竟至遗佚。想在域中,恨不可言也。何时更购于燕中书(原文误作“蜀”,据《五洲衍文》本改)肆,俾得复见传我后昆也。(14)在后来的《五洲衍文长笺散稿》中,李圭景作了更明确的表述,即“初刻大本回禄,重刻小本以行”。“大本之刻,已在庚子以前,故墨庄所语在庚子,与泠斋尊酌如是。大本回禄,在于辛酉以前,故辛酉再刻而为小本也。苍墅北游,在于纯庙辛酉,而雪香入川,携归于庚申,则乃大本也”。(15)这两段文字透露出以下信息:

   1.《清脾录》有两种不同刻本,一大字三卷本,即《函海》本,刻于乾隆四十五年庚子(朝鲜正祖四年,1780)之前;一袖珍四卷本,即《续函海》本,刻于嘉庆六年辛酉(朝鲜纯祖元年,1801)。

   2.《清脾录》传入朝鲜的时间是嘉庆十四年己巳(朝鲜纯祖九年),即由金正喜(1786—1856)带回之《续函海》本。

   3.以《续函海》本与家藏《青庄馆全书》本相较,前者简略,原因是草稿本,而《全书》本显然是经过修订增补的。

   4.无论是大字本还是小字本,李氏后人皆未能世袭珍藏。所藏者仅《青庄馆全书》之写本。因此期盼“更购于燕中书肆,俾得复见传我后昆也”。

对于李圭景所说的“大小刻本”,其中《续函海》小字本流传至今,毋庸置疑。但《函海》大字本今不存,且在中国文献里略无记载,因此,究竟在历史上是否真有此本很难完全相信。李圭景关于大字本刊刻时间的记载显然有误,因为柳得恭是在正祖十四年庚戌(乾隆五十五年)而不是正祖四年庚子随徐浩修赴燕,在访问李鼎元的时候,亲闻于李氏云《函海》中刻入《清脾录》,如果真有刊刻,其时间也只能定在乾隆五十五年庚戌之前。此外,《热河纪行诗注》中的纪事,与柳氏《燕台再游录》、朴齐家之子所编《缟纻集》和徐浩修《燕行记》中的记载有可互参者,彼此不无异同,很难绝对信从或否认。而徐有稷(1770—?)《北游录》也记载到一本《清脾录》,根据上述引文,其北游时间在纯庙辛酉,即嘉庆六年(朝鲜纯祖元年)。与陈用光谈到的《清脾录》,是陈希曾在庚申(嘉庆五年)得之于四川。此时《续函海》尚未刻出,故其携回之《清脾录》,从逻辑上推断只能是《函海》大字本。所以对李圭景的说法,我们不妨存疑。但无论历史真相如何,重要的是,作为朝鲜人的李圭景确信《清脾录》曾分别刻入《函海》和《续函海》,并且一而再地予以说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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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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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 2014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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