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以朝鲜诗话《清脾录》为个案，可以从实证与理论两个方面，探讨文学史上“环流无倦”的变化与书籍“环流”之间的关系。《清脾录》的特殊意义，体现在其关注本国诗之外，还关注当时中国、日本、安南等国的诗，具有“东亚视野”与“并世意识”。其抄本、刻本在朝鲜、中国、日本之间的流传，以及在文士间发生的阅读、删改、传播等事象，具体而微地体现了三国文士眼中的他国文化，从中可见三国文化势力的此消彼长。从《清脾录》的阅读反响可知，“阅读”甚或“误读”与东亚诸国间的文化交流和彼此的文化体认有关，而“东亚视野”在文学领域的呈现与发生影响，正通过书籍的“环流”得以体现。伴随东亚书籍“环流”现象产生的，是东亚诗学不同于18世纪以前的超越国界的弘阔意识。
关 键 词：书籍环流 东亚诗学 《清脾录》
一、引言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欧美书籍史研究领域中，人们越来越普遍地认识到，“书籍史是一门重要的新学科，是一种用社会史和文化史的方法研究人类如何沟通和交流的学问”，“人们的想法和观念是怎样通过印刷品得到传播的，阅读又是怎样反过来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①可见，近30年来的欧美书籍史研究，已经完全摆脱了纯物质、纯技术的观念，而是试图采用社会史、文化史等方法，探讨书籍在人类沟通和文化转移方面的作用。虽然并未使用到“circulation”一词，但其关注所在，正是本文所说的书籍“环流”的应有之义。
在东亚书籍史的研究中，以往的工作偏重在汉籍的“东传”或“回流”，而较少着眼于“环流”。②无论曰“东传”或“回流”，其考察的路径往往是单向的，而“环流”的视角所见者，则是曲折的、错综的、多元的流动，而且这种流动还是无休止的。前者所获往往是书籍传播的“表象”，而“环流”着重探索的是书籍传播、阅读之后的“心象”。2010年举办的“印刷出版与知识环流——十六世纪以后的东亚”国际会议，尽管其主旨已有新意，会议论文在具体问题的探讨上或多新见，但实际成果依然属于单向的，③能够在文献、历史、理论和方法上达到“环流”要求的实为罕觏。沈国威在论文集的《跋》中指出：“环流的视角要求我们，不仅关心书籍的印刷出版，还要注意书籍的流通、阅读(包括对流通、阅读的限制)；当然更主要的是书的著者、内容。”④我基本赞同他的意见，但我认为核心问题乃在阅读，书籍的内容是通过“阅读”或“误读”而发生影响。所以，我理解的“书籍环流”，包含了书籍本身在传播中的多向循环，书籍内容的阅读、接受并反应的互动，以及由此引发的观念和文化立场的变迁。
在文学史研究中使用“环流”一词始于刘勰(约467—约522)，其《文心雕龙·时序》云：“蔚映十代，辞采九变。枢中所动，环流无倦。”⑤刘勰审视此前十代文学的历史(指唐、虞、夏、商、周、汉、魏、晋、宋、齐)，或绮丽或质朴，变化多端，他指出其重心在时代风气，文学则应时而变，无穷无止。“环流”一词，最早见于《鹖冠子》，其书第五篇即以“环流”命名，篇末云：“物极则反，命曰环流。”陆佃注：“言其周流如环。”张之纯注：“循环不穷，故曰环流。”⑥可见，循环流转的状态是往复无穷的。然而文学史上“环流无倦”的变化，与书籍“环流”的关系如何，从理论到实证，依然是十分匮乏的。
《清脾录》是朝鲜时代后期李德懋(1741—1793)撰写的一部诗话著作，传世者有不同地域、不同版本。一部书，即便是被章学诚(1738—1801)讥讽为“不能名家之学”⑦的诗话类著述，有不同版本的传世，若纯粹从文献史方面考虑，并不值得惊奇，但如果从书籍“环流”的视角展开，并且与文学史研究相结合，就会是一件富有意味的事。本文拟以《清脾录》为例，对上述问题试作回答。其基本方法立足于两点：一是书籍的“环流”，这属于书籍史的范围；一是诗学的变迁，这属于文学史的范围。而从书籍的“环流”来探讨诗学的变迁，便是将这两者加以结合。
二、《清脾录》的“东西流传”
《清脾录》虽然未以诗话命名，但实际上就是一部诗话著作。无论是作者自己，还是其友人或后人，都是这样认为的。诗话写作，用章学诚的话来说，是“挟人尽可能之笔，著惟意所欲之言”，⑧颇有轻视贬低之态，事实上当然不可一概而论。以李德懋而言，其写作态度就相当认真，此书也因此而颇受学术界重视。⑨
现存《清脾录》刻本，唯一的便是李调元(1734—1803)《续函海》本，卷首有李德懋友人李书九(1754—1825)写于戊戌(1778)春的序，提及“《清脾录》四卷，又其近日所纂”。据日本东洋文库所藏《青庄馆全书》中写本《清脾录》二卷，卷目之下有“端坐轩笔”四字。考李德懋在正祖元年(1777)冬给李调元的信中说：“不佞近得一号，曰‘端坐轩’，窃慕宋之隐逸杜五郎之洁己。”⑩则其撰写时间也就在正祖元年冬至二年春的范围。
其实在一年前，柳琴随副使徐浩修(1736—1799)到北京，曾经选抄李德懋、柳得恭(1748—1807)、朴齐家(1750—1805)、李书九四家诗为《韩客巾衍集》，请李调元、潘庭筠为之评点。一年后，李德懋、朴齐家以随员身份赴京，并请李书九、柳得恭为《清脾录》撰序(柳得恭序见于《青庄馆全书》写本《清脾录》，但《续函海》本有“柳得恭惠风较”之语)，使四人又以不同方式透过此书再次共同出现。
李、柳二序之外，又有朴趾源(1737—1805)序。此序已佚，据朴氏《热河日记·避暑录》云：“兰雪轩许氏诗载《列朝诗集》及《明诗综》，或名或号，俱以景樊载录。余尝著《清脾录序》详辨之。懋官之在燕，以示祝翰林德麟、唐郎中乐宇、潘舍人庭筠，三人者轮读赞许云。”(11)他在落笔之际，也含有与中国人对话并试图修正讹传的意愿。根据他的记述，此序由李德懋带入中国，曾受到祝德麟(1742—1798)、唐乐宇(1739—1791)、潘庭筠三人“轮读赞许”，部分达到了其目的。
《清脾录》的稿本，经李书九“删定”，由李德懋携至北京，从此开始其“西行”的旅程。李德懋入燕前，他已经与李调元多次书信往返，关心清代学术及文坛现状，所以一到北京，便非常渴望相见。据其《入燕记》记载，五月十五日抵京后，二十三日就拜访李鼎元(1750—1815)、潘庭筠，二人比邻而居，笔谈就在潘宅进行。李调元此时恰以吏部员外郎出为广东学政，所以未能谋面。二十四日，访唐乐宇“于琉璃厂畔四川新会馆”，唐与李调元“童稚为友”。二十八日再访李鼎元，李在祝德麟家，乃径往祝家，而祝“与程晋芳、李调元郁然有艺林之重望”。(12)此后多次聚会，虽然未能见到李调元，但似乎处处都有他的影子。在将要离开北京之前，李德懋给李调元写了一封信：“鄙人携来自著《清脾录》，皆古今诗话，颇多异闻。但其随腕漫笔，编次乖当，已经秋串删订，芷塘弁卷。因嘱墨庄遥寄先生，先生亦为之序之，因便东寄，有足不朽。”(13)信中说“芷塘弁卷”，即表明祝德麟曾为此书作序。写此信的目的之一，就是期待李调元“亦为之序之”。但超乎李德懋的期待，李调元将其书刻入《函海》，这是《清脾录》的中国刻本，也是第一个刻本。然而有关这一刻本的传说，腾播于朝鲜人之口，既无实物留存，也几乎不为今人所知。人们谈起《清脾录》刻本，提及的往往只是《续函海》本。关于这个问题，讲述得最详细的莫过于李德懋之孙李圭景(1788—？)，他在《诗家点灯》“《清脾录》刻本”和《五洲衍文长笺散稿》“《清脾录》大小刻本辨证说”中，曾一而再地予以说明。兹据前者录之如下，并稍作校正：
我王考青庄馆公尝取贯休诗“乾坤有清气，散入诗人脾”、“千人万人中，一人两人知”之语，著《清脾录》二卷。按柳泠斋得恭《热河纪行诗注》：李墨庄鼎元，四川罗江人，雨村调元从父弟也。语泠斋云：“雨村兄撰刻《函海》一部，凡一百八十五种，二十套。中有杨升庵四十种，雨村亦四十种，其《诗话》三卷、李公《清脾录》及柳君佳句收入。甫刻就，以事罢去。板已入川，惜此处无其本。”即我辈逢人便说，故知之者甚多云。我纯庙辛酉，苍墅徐公有稷入燕，有《北游录》，与陈瘦石用光庶吉士笔谈。瘦石曰：“先生知《清脾录》谁所撰与？”苍墅曰：“此獘(敝)国李公雅亭某甫所著，先生何以见问？”瘦石曰：“家侄希曾侍读号雪香，前年庚申(此二字据《五洲衍文》本补)从四川携回，今借友人吴侍郎淑卿矣。”苍墅问：“写本与？刻本？”答：“为蜀人李调元所刻，共三卷。”苍墅请见，辞以淑卿远出，今未可索回云。瘦石、雪香，江西省新城县人。岁纯庙己巳，先君恩晖公访金上舍正喜玄兰，玄兰示案头两卷曰：“此即李雨村所辑《续函海》，而先君子《清脾录》亦入其中。东人著述为华士所刻，真旷世希觏，为君携传。”家亲袖授不肖，可叹华士勤意，深感玄兰购传也。版是袖珍，嘉庆辛酉重梓。第一函：《环溪诗话》一卷。《金德运图说》一卷。《韶舞九成乐补》一卷。《清脾录》四卷。《唾余新拾》三卷。合二卷。序则薑山李公书九弁之，而称席帽山人云。以未及雠校，故多讹，与家中《全书》合校，则椠本简甚。此乃王考以正庙戊戌入燕时未暇修正本，略抄之投示雨村，雨村仍为入刻，故如是耳。其后有人假称玄兰借去，仍不还，竟至遗佚。想在域中，恨不可言也。何时更购于燕中书(原文误作“蜀”，据《五洲衍文》本改)肆，俾得复见传我后昆也。(14)在后来的《五洲衍文长笺散稿》中，李圭景作了更明确的表述，即“初刻大本回禄，重刻小本以行”。“大本之刻，已在庚子以前，故墨庄所语在庚子，与泠斋尊酌如是。大本回禄，在于辛酉以前，故辛酉再刻而为小本也。苍墅北游，在于纯庙辛酉，而雪香入川，携归于庚申，则乃大本也”。(15)这两段文字透露出以下信息：
1.《清脾录》有两种不同刻本，一大字三卷本，即《函海》本，刻于乾隆四十五年庚子(朝鲜正祖四年，1780)之前；一袖珍四卷本，即《续函海》本，刻于嘉庆六年辛酉(朝鲜纯祖元年，1801)。
2.《清脾录》传入朝鲜的时间是嘉庆十四年己巳(朝鲜纯祖九年)，即由金正喜(1786—1856)带回之《续函海》本。
3.以《续函海》本与家藏《青庄馆全书》本相较，前者简略，原因是草稿本，而《全书》本显然是经过修订增补的。
4.无论是大字本还是小字本，李氏后人皆未能世袭珍藏。所藏者仅《青庄馆全书》之写本。因此期盼“更购于燕中书肆，俾得复见传我后昆也”。
对于李圭景所说的“大小刻本”，其中《续函海》小字本流传至今，毋庸置疑。但《函海》大字本今不存，且在中国文献里略无记载，因此，究竟在历史上是否真有此本很难完全相信。李圭景关于大字本刊刻时间的记载显然有误，因为柳得恭是在正祖十四年庚戌(乾隆五十五年)而不是正祖四年庚子随徐浩修赴燕，在访问李鼎元的时候，亲闻于李氏云《函海》中刻入《清脾录》，如果真有刊刻，其时间也只能定在乾隆五十五年庚戌之前。此外，《热河纪行诗注》中的纪事，与柳氏《燕台再游录》、朴齐家之子所编《缟纻集》和徐浩修《燕行记》中的记载有可互参者，彼此不无异同，很难绝对信从或否认。而徐有稷(1770—？)《北游录》也记载到一本《清脾录》，根据上述引文，其北游时间在纯庙辛酉，即嘉庆六年(朝鲜纯祖元年)。与陈用光谈到的《清脾录》，是陈希曾在庚申(嘉庆五年)得之于四川。此时《续函海》尚未刻出，故其携回之《清脾录》，从逻辑上推断只能是《函海》大字本。所以对李圭景的说法，我们不妨存疑。但无论历史真相如何，重要的是，作为朝鲜人的李圭景确信《清脾录》曾分别刻入《函海》和《续函海》，并且一而再地予以说明，即便是误传，也同样发生了影响。
《清脾录》既有写本在朝鲜本土流传，又有刻本从中国传入，加上李圭景一而再地宣传其在中国的影响，《清脾录》俨然成为一部名著，被人收罗、援引、珍藏。我们不妨再看一些相关史料，南公辙(1760—1840)《与李懋官德懋》云：“朴仲美先生闻足下来，亦宜盍簪。益得热河奇观异闻，俾博《清脾》一部，亦一雅事也。”(16)朴仲美即朴趾源，信中说“益得热河奇观异闻”，应该是朴氏去中国并撰写《热河日记》返回后不久，当在正祖五年(乾隆四十六年)之初。南氏拟索取之《清脾录》，应属抄本。
李彦瑱(1740—1766)《松穆馆烬余稿》是在他殁后90余年以活字刊行，时当朝鲜哲宗十一年(咸丰十年，1860)。卷首列李用休(1708—1782)之序，朴趾源、金祖淳(1765—1832)之本传以及《清脾录》一则，并特别注明“出雨村李调元《函海》”。如果说《清脾录》有《函海》本，这倒是一个旁证，但也许只是《续函海》之略称。与现存《续函海》本相较，其文字差别甚大，而与《青庄馆全书》本则若合一契。因此，可以推断其文字实无关《函海》，与《全书》本属于同一系统。
李尚迪(1803—1865)《恩诵堂集》续集“文”卷2载其《李虞裳先生传》，这篇文字比较特别，据其自注“仿史传集句之例”，所有的句子都集自他书，其中出于《清脾录》者最多。核对其文字，亦与《青庄馆全书》同，可以确定不是从《续函海》本中录出。
《续函海》本《清脾录》最晚在嘉庆十四年已经传入朝鲜，无论是作为一般的朝鲜文人还是李氏后裔，对于此书之入刻《续函海》，都怀有一种崇高的荣誉感。如金正喜对李德懋之子说：“东人著述为华士所刻，真旷世希觏。”李圭景又得其父之传，也慨叹“华士勤意，深感玄兰购传也”。但圭景也未能珍藏此本，所以表露了深深的遗憾之情。
《清脾录》作者虽为李德懋，但此书在朝鲜并无刻本。朴思浩于纯祖二十八年(道光八年，1828)以正使从事的身份赴京，与吴嵩梁(兰雪，1766—1834)、丁泰(卯桥，1724—1770)、熊昂碧(云客)交谈时，曾提及《清脾录》。吴兰雪问：“《清脾录》有持来刻本否？”朴答以“书册未曾带来”。朴氏又问丁泰曰：“李雅亭《清脾录》览否？”丁答曰：“此书四川李调元曾采入刻本。”丁又问：“朴齐家诗集已刻否？”朴答曰：“弊(敝)邦刻本极艰，姑未刻出。”熊昂碧问曰：“东国多畸人，向所深悉。近如朴贞蕤、柳惠风二先生，亦复矫矫不群。前见《稗海》(案：当作《函海》)裁(载)四家所著及《清脾录》云云，未稔行箧中，亦有一二种带来乎？”朴答曰：“柳、朴两公诗文，东国之所重。而《清脾录》李雅亭德懋所著也，未曾带来。”(17)除了李德懋自己赴京时曾带去其未定稿《清脾录》，此后便只有从中国传入《清脾录》刻本的记载，而不见有新的朝鲜本传入中国的文献。这很可能就是《清脾录》在朝鲜只有稿本和抄本的缘故。上引朴思浩语，讲到朝鲜刻书不易。李德懋去世后，由正祖特赐钱以活字印制《雅亭遗稿》，“进献七件，家藏八件，诸处分传一百四十二件”。(18)而《清脾录》不在《雅亭遗稿》内，所以未能得到刊印。《青庄馆全书》本《清脾录》就是庚午(1810)夏典设司书员洪继忠抄写。
但《清脾录》的流传并不仅限于中国与朝鲜之间，它还传播到日本。西岛长孙(1780—1852)《弊帚诗话附录》曾引用此书，并加以评论。据西岛自述，《附录》乃其“少作”，“实在廿岁左右也”。(19)如此看来，《清脾录》之传入日本，应该在宽政十二年(朝鲜正祖二十四年，清嘉庆五年)前后，是何版本，如何传入，不得详考。但无非两种可能：一是从朝鲜传入的抄本，然而在宽政十二年之前，由朝鲜传入《清脾录》抄本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且核其引文内容，实近于刻本而远于抄本，因此这种可能性应予排除；另一是从中国传入的刻本，即嘉庆六年(日本享和元年，1801)李调元刊刻《续函海》后，不久便传入日本，西岛长孙也因此而读到《清脾录》。以当时中国书籍传入日本速度之快、频率之高，“刻成不一年，自极西而及于极东，所谓不胫而走”，(20)绝非一时一书如此。连当时的朝鲜人也感叹：“何其邮传之速而先睹之快也！近来中国书籍，一脱梓手，云输商舶。”(21)在这样的背景下考察，《续函海》在刊刻的次年便传入日本，绝对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故《清脾录》随之传入，为西岛阅览所及。今日本二松学舍大学图书馆藏西岛长孙手抄本《雨村诗话》，虽然不分卷，考其内容，实出于十六卷本，这是西岛接触过《续函海》的一项旁证。在该丛书中，《清脾录》收入第三函，十六卷本《雨村诗话》及《补遗》收入第五、六函。
又日本内阁文库藏有《清脾录》，卷末钤盖两枚印章，一曰“昌平阪学问所”，一曰“天保年”。核其内容及版式，显然是《续函海》本。可见在日本天保年间(1830—1843)还有《续函海》的传入，无疑，《清脾录》也随之再次传入。
从以上的大致描绘中不难看到，《清脾录》一书在60年中，先从朝鲜带到中国，经刊刻后，既在中国流行，其抄本也在朝鲜传播。其后，刻本又被朝鲜使团成员购回，还从中国传入日本，终于形成了一个有意味的“东西流传”。
三、“东亚视野”与“并世意识”
《清脾录》是李德懋撰写的一部诗话著作。朝鲜人对诗话的认识，不妨以李圭景的一段话来概括：“诗话者，诗之流亚而作诗之模楷也。”(22)在中国人的著述观念中，对诗话颇为轻视，甚至有“诗话作而诗亡”、“诗话日夥，诗道日衰”之说。(23)这一点在朝鲜半岛或是日本，都与中国不同。日本雨森芳洲(1668—1755)《橘窗茶话》卷下云：“或曰：学诗者须要多看诗话，熟味而深思可也。此则古今人所说，不必缕。”(24)正因为是古今通说，所以无需多加阐释。雨森芳洲在诗学上用功颇深，曾自述生平不能忍受者四，“诗恶”就是其中之一，(25)故其意见在当时实具代表性。李圭景将诗话看成“诗之流亚而作诗之模楷”，也明显表现出一番郑重之意。他在列举历代中国诗话后，也举出了几种东国的代表性诗话，即徐居正(1420—1488)《东人诗话》、洪百昌(1702—？)《大东诗评》、权应仁(1517—？)《松溪漫录》、车天辂(1556—1615)《五山说林》、李德懋《清脾录》以及梁庆遇(1568—？)《青溪诗话》等六种(附带提及自己撰写的《诗家点灯》)。在这些诗话中，《清脾录》明显具备了他书所无的特殊性。
概括地说，《清脾录》一书所具备的特殊性就是其“东亚视野”和“并世意识”。以往的朝鲜半岛诗话，或专论本国，或兼论中国。而《清脾录》的论述范围，用李书九《序》中的话来说，便是“上逮魏晋以来历代名家之诗，外而罗丽本国诸公之作，与夫闺人释徒海外异邦之所流传”，算得上全面，如“日本兰亭集”、“蒹葭堂”、“倭诗之始”、“蜻蛉国诗选”诸则论日本诗，“芝峰诗播远国”涉及安南诗，“柳醉雪”、“李虞裳”两则又有关朝鲜诗人在日本的影响，“白露国”条甚至涉及“欧罗巴之书”。至于论及中国诗坛的内容就更多，但其重心不是魏晋以下之“历代”，而是集中在清代。因此，其视野为东亚诗坛之整体，重心在并世当代。
需要指出的是，“东亚视野”和“并世意识”不是两不相干，而有着密切联系。其中的契机就是朝鲜通信使在英祖四十年甲申(乾隆二十九年，日本宝历十四年、明和元年，1764)的日本之行，对于这一年在东亚汉文学史上的意义，我曾经写过《汉文学史上的1764年》加以探讨。(26)派往日本的朝鲜通信使，尤其是制述官和三使书记，必须是文采斐然且具倚马之才的文士，而日本方面派出应接的成员，也往往是足以代表本国水平的文学之士。唱和笔谈之间，既有学术和文化的交流，在展示本国汉文化水平的同时，也隐含较量高低的“文战”。(27)所以，他们之间的互相评价，代表的也就是两个国家之间的彼此认识。甲申年朝鲜通信使的日本之行，使得他们近距离切实观察到日本文明的快速进步，由此而对其诗文关注有加。又深思其快速进步的根源，在于源源不断从江南输入清朝书籍到长崎，由此而改变了以往对清朝文化的偏见。在此基础上，就形成了“东亚视野”和“并世意识”。在甲申年朝鲜通信使团中，成大中(1732—1812)为正使书记，元重举为副使书记，前者是李德懋的好友，一度还比邻而居；后者与李德懋为姻亲，元氏之子乃李氏妹婿。他们从日本返回后，与李德懋皆有交流，作为读者和听者，李德懋接受了他们的影响。而当他的角色转换为作者的时候，这种影响就导致了其立场和著述观念的变化。
元重举从日本返回后，最重要的著作就是《和国志》(又名《和国记》、《和国舆地记》)，在当时文坛颇有反响。李德懋等人对于日本文学的关注，既撰选本，又作诗话，不是偶然的。在现存的《和国志》和《乘槎录》上，有若干“懋官云”的批注，就是李德懋阅读后的痕迹。柳得恭《古芸堂笔记》卷4“倭语倭字”条云：“玄川翁素笃志绩学，癸未通信以副使书记入日本……翁归著《和国舆地记》三卷及《乘槎录》三卷，详载其国俗。”(28)所以，元重举的言论著述既激发了李德懋等人了解日本的兴趣，同时也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窗户，《清脾录》一书自然也受其影响。
除论诗以外，在元重举等人的影响下，李德懋与其诗友李书九、柳得恭、朴齐家还共同编辑了第一部日本诗选，即《日东诗选》(又名《蜻蛉国诗选》)。据柳氏《日东诗选序》云：
日本在东海中，去中国万里，最近于我……岁癸未，前任长兴库奉事元玄川重举膺是选(按：指书记之职)……及其归后，薑山居士抄其《海航日记》中赠别诗六十七首，名曰《日东诗选》，属予为之序。其诗高者模拟三唐，下者翱翔王、李，一洗侏倩之音，有足多者。按日本之始通中国，在后汉建武中，而后……辄为中国所摈，绝不与通，文物因之晼晚。编次属国诗者，置之安南、占城之下，讫不能自奋……三代之时，国小不能自达于上国者，附于大国曰附庸，今以此集流布广远，为采风者所取，则我东诸君子之所不敢辞。(29)在柳得恭看来，编纂此书的另一个意义，是要让中国人了解日本的诗文水平，不再将他们置于安南、占城之下，并以春秋时小国附庸大国以进于上国之例，把这项工作当作朝鲜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其实，以国土面积而言，日本大于朝鲜半岛，可是在朝鲜15世纪以下所绘的地图中，我们往往看到，朝鲜的版图是大于(有时甚至是远远大于)日本的。从高丽人的认知开始，“大”和“小”就不是以客观事实决定，而是与文化的“高”和“低”成正比的。李奎报(1168—1241)《题华夷图长短句》云：
万国森罗数幅笺，三韩隈若一微块。观者莫小之，我眼谓差大。今古才贤衮衮生，较之中夏毋多愧。有人曰国无则非，胡戎虽大犹如芥。君不见华人谓我小中华，此语真堪采。(30)虽然在地图上看起来，“三韩隈若一微块”，但在作者看来，却是一个“大”国。原因就是文化发达，人才济济，“较之中夏毋多愧”。反之，若文化落后，人才寥落，即便版图再大，也是“胡戎虽大犹如芥”。在李德懋的时代，他们对于日本的看法，就是一方面承认日本文明的进步和发展，另一方面，在总体上看，日本还是落后于朝鲜。所以元重举《和国志》卷1“日本与我国大小”，得出的结论也是“差似不及我国”。(31)柳得恭等人把日本比作小国而自比大国，称中国为上国，是出于同样的心理。
李德懋等人对于日本文坛的关注，与成大中也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柳得恭在正祖二十年编《并世集》，收录了当代中国、日本、安南等国的诗歌，其中日本部分的来源，就包含了成大中携归的《蒹葭雅集图》上的题诗。毫无疑问，《并世集》是能够集中体现“并世意识”的选本，其序云：“言诗而不求诸中国，是犹思鲈鱼而不之松江，须金橘而不泛洞庭，未知其可也……言诗而不求诸中国，恶乎可哉？”(32)这种观念不是个别的，而是李德懋等人文学集团的共识。李德懋《寒竹堂涉笔》上指出：
至若昭代则人文渐开，间有英才，虽无入学之规，年年陆行，文士时入，而但无心悦之苦，诚如梦如睡，真成白痴。无所得而空来，所以反逊于新罗之勤实也。大抵东国文教，较中国每退计数百年后始少进。东国始初之所嗜，即中国衰晚之所厌也。(33)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就要“心悦”中州文学，不能概以“胡人”而藐视之。故《清脾录》在评论东国文人时，往往以是否熟稔中原文献为标准，如卷1“尹月汀”条云：“夫中原文献之渊薮，生于外国，不深喜中原，虽自命为豪杰文章，毕竟孤陋寡闻而止也。”又卷4“农岩三渊慕中国”条云：“自清阴(金尚宪)以来，百有四五十年，金氏文献甲于东方者，未必不由于世好中原，开拓闻见，遗风余音，至今未泯也。”“惠寰”条云：“李上舍用休，号惠寰居士，诗力追中国，耻作鸭江以东语。”(34)这种“并世意识”，是要从一乡一国扩展到四海天下的。因此，李德懋等人的“并世意识”是与“东亚视野”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朴齐家有《戏仿王渔洋岁暮怀人六十首》，“怀人诗”在一些人的手中往往同乎论诗诗，这在沈约就已经如此，到清代就更加普遍。(35)朴齐家的“怀人诗”，就其实质而言，就是论诗诗。除第一首带有自述意味，以下论李德懋等朝鲜诗人四十六名，李调元等中国诗人八名，泷长恺(1709—1773)等日本诗人五名，显然也是结合了“并世意识”和“东亚视野”，这可以说是“北学派”文人集团的共识。
朝鲜人反思日本文明快速进步的原因，得出的共识是，长崎源源不断地输入清朝的最新学术和文学，且努力与清人(即当代中国人)交往。由于先进文明的熏染，日本也摆脱了“夷风”而进入了“文雅”。李德懋《蜻蛉国志》“艺文”云：“近者江南书籍，辐凑于长崎，家家读书，人人操觚，夷风渐变。”(36)柳得恭《古芸堂笔记》卷5“我书传于倭”条云：“倭子慧窍日开，非复旧时之倭，盖缘长崎海舶委输江南书籍故也。”(37)如果说，日本能够由“蛮俗化为圣学”，(38)是因为大量吸收了清代的文章和学术，那么，朝鲜是否依然能够以“小华”自居，而以“夷狄”视清呢？自明亡以来所怀有的华夷观是否又有固执的必要呢？李德懋反省过去朝鲜人对于日本人的态度是“无挟自骄”，同样，对于清朝人的态度也是“无挟自恃”，两者实可比拟。他在与赵衍龟的信中说：“东国人无挟自恃，动必曰‘中国无人’，何其眼孔之如豆也？”又云：“世俗所见，只坐无挟自恃，妄生大论，终归自欺欺人之地。”(39)在《清脾录》卷2中，他特别举出柳琴从中国返回时结识的永平府(今河北)李美(纯之)的诗，云：“此不过边裔之一学究，其诗如此，中原之文雅成俗，可知也。”(40)虽然这些意见并非李德懋一人所有，但以他在当时的影响而言，他的话所起的作用可能最大，其议论也最具代表性。这些议论在后来的洪奭周(1774—1842)、徐有素(1775—？)等人的观察和感想中，也得到了更为宏大的响应。由“并世意识”引申而来的向中国学习的观念，也就愈来愈普遍、愈来愈深入人心了。
四、《清脾录》的阅读与回响
自从法国年鉴学派大师费夫贺(Lucien Febvre)和马尔坦(Henri-Jean Martin)在20世纪50年代推出《印刷书的诞生》，西方的书籍史研究开始出现了崭新的面貌。作者试图厘清，“印刷书所代表的，如何、为何不单只是技术上巧妙发明的胜利，还进一步成为西方文明最有力的推手，将多位代表性思想家散布于各地的理念，荟萃于一处”。(41)从此，以技术、物质、考据为主导的书籍史研究，就逐步被转移到社会、经济、学术和文化领域，成为传播交流史的一个重要侧面。本文开始所引用的罗伯特·达恩顿的话，就代表了欧美学界对书籍史研究的最新认识。而他们最终希望达成的研究目的，就是想回答一个大问题：“阅读如何影响人们的思维”，“印刷是怎样塑造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42)达恩顿拟想的“有普遍性的研究模式”，它是经由作者、出版商、印刷商、运输商、书商到读者，而作者自己也是读者，他也是通过阅读而进行写作的，这就构成了一个循环。在这样一个系统中，读者的阅读是最重要的环节。“如果我们能弄明白人们是怎样阅读的，我们就能懂得他们是怎样理解世界的。”(43)而与之相应的，“阅读是书籍传播过程中最难研究的一个课题”。(44)尽管上述模式很难原封不动地搬用到中国书籍史的研究中，(45)也确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中国与欧洲或西方的模式之间似乎有根本区别，至少一直到19世纪都是如此”，(46)但其中包含的深刻的启发意义(比如对阅读的强调)还是至关重要的。
由于起步较晚，关于中国书籍史上的阅读研究，到目前为止所取得的成果还是非常有限的。虞莉的博士论文《中华帝国晚期阅读史，1000—1800》是一个代表，(47)意大利学者米盖拉(Michela Bussotti)在《中国书籍史及阅读史论略——以徽州为例》中对此文批评说，这是“目前唯一旨在对1000至1800年间中国的阅读情况作总体介绍的研究”，“结论也丝毫无令人惊奇之处”。(48)这个批评多少有点严苛，但也能够从中看到研究现状之不能令人满意。达恩顿指出：“从性质上来说，对图书史的研究必须在范围上跨国际，方法上跨学科。”(49)对这一意见，我是充分认同的。本文所讨论的便属于这样的范围和方法，而我更希望通过这一个案研究，能够寻找并实践书籍史与文学史的结合点，即透过“阅读”这一关键，理解东亚世界中汉文化演变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传统东亚世界中的阅读，最普遍、最重要的是汉文的阅读，一如新西兰学者史蒂文·罗杰·费希尔(Steven Roger Fischer)在《阅读的历史》中指出的：“汉语成了东亚的‘拉丁语’，对所有的文化产生了启迪，其程度远远超过了拉丁语在西方的影响。”(50)在英国史学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的描述中，古典时代以后的近代早期，欧洲广大地区的学者们“都使用拉丁语相互通信，这一事实让他们产生了一种归属感，认为自己属于一个被他们称作‘文人共和国’(Respublica Litterarum)或知识共和国(Commenwealth of Learning)的国际共同体”。(51)而以汉文为媒介和工具，在东亚就形成了一个长期的知识和文化的“共同体”，或曰“文艺共和国”。(52)只是这样的一个“共同体”或“共和国”，充斥着各种声音，是“复调的”甚至是“众声喧哗的”。《清脾录》的阅读与回响便是其中一例。
从某种意义上说，《清脾录》就是为了向中国人展示朝鲜人的诗学成就和见解而撰著的。这层意思，在李德懋离京前给李调元的信中有明白表示，他请潘庭筠删订此书，请祝德麟写序，又特别敦请李调元赐序，“因便东寄，有足不朽”。而李调元将《清脾录》刻入丛书，对李德懋来说，更是望外之喜，最是合其心意。使朝鲜人著述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是李德懋念念不忘之事。不妨参看一下他在此前致潘庭筠的信，一方面表达了“所大愿，乃学古人慕中国而已”，另一方面，在询问《四库全书》时说：“既包罗天下之书，则海外之书如朝鲜、安南、日本、琉球之书，亦为收入耶？”又问：“朝鲜之书，开雕于中国者，如《高丽史》、《东医宝鉴》等书以外，复有几种耶？”还建议潘庭筠将朝鲜李珥(栗谷，1536—1584)的《圣学辑要》“开雕广布，以光儒学”。在给李调元的信中，他也表达了类似的心愿：“《五岳丛书》天下壮观，而有眼难见。嗟哉嗟哉！愿详示其凡例及书目，至祝……若不鄙域外，而不佞辈所著诸种，亦可许入，则后当缮写以上耳。”(53)看来，李调元的《五岳丛书》并未能编成，但是，在其所编其他丛书中，他却满足了李德懋的心愿，刻入其《清脾录》。
李调元刻本与《青庄馆全书》本《清脾录》当然有不少差异，现存《续函海》本共130则，而《全书》本有177则，至于字句上的差异就更多。(54)最重要的差异，集中在与潘庭筠和李调元相关的条目中。关于这些差异，李圭景的解释是刻本所据为李德懋未及修订的草稿本，所以不同于后来改定的《全书》本。尽管这个判断来自于李德懋的孙子，但其结论实未免草率。可以说，中国刻本并非原封不动地遵照其稿本刊刻，而是出于某种需要有所删改。
关于《清脾录》的删改，李德懋本人也是部分了解的：一出于李书九，序文中已明确写了“余既删定是书”；一出于潘庭筠，李德懋在致李调元的信中说，此书“已经秋库删订”。至于李德懋所不了解的部分，集中在与李调元相关的条目中。如卷4“袁子才”条引用李氏评语：“天下知与不知皆称道之，余《雨村诗话》详言其事。”(55)《全书》本作“余《尾蔗轩闲谈》备言其事”。(56)《全书》本卷4“李雨村”条列举李氏著述，有《尾蔗轩闲谈》十卷而无《雨村诗话》。李氏详言袁枚的内容，见十六卷本《雨村诗话》，此书完成于乾隆六十年，距离李德懋赠送《清脾录》给李调元的时间已过去了17年，距离李德懋辞世也有两年，故其书绝无可能被李德懋引用，只能是出于李调元的更改。至于“李雨村”条中更改之大，更是令人吃惊。(57)为了让自己的形象更加富有光彩，他利用刊刻者的身份不惜修改原书，比如将原书所举佳句改为自己更加得意的作品；原书说这些佳句“皆可以传诵也”，也被他改为语气更加强烈的“皆必传无疑也”；而详细罗列朝鲜人为他庆生之举以及共作贺诞诗，更是原书所绝无者。所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从版本学的意义上看，李调元刻本《清脾录》是一个不忠实于原本的“改造本”。如果说，李书九、潘庭筠对《清脾录》的删订还得到了李德懋的认同或理解，那么，李调元的更改就全然无视李德懋的意愿。《清脾录》经过李调元的阅读(他必然十分重视与自己相关的条目)，就大笔一挥，直接予以增删损益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清脾录》的刊刻倒的确反映了出版者的意志和权力。
但我们不能说，李调元之阅读《清脾录》，仅仅导致以上负面的结果，在从读者到作者身份的转换中，他的阅读发挥了作用，并因此而影响了他的写作。
现存李调元《雨村诗话》有二卷本、十六卷本及《补遗》四卷本。二卷本先出，约成于乾隆四十三年之后，所论皆古人。十六卷本后出，完成于乾隆六十年，并续有增补。《补遗》成于嘉庆六年。据其自序，二卷本与十六卷本的最大区别是“前以话古人，此以话今人也”，并且标榜曰：“谈诗者不博及时彦，非话也。”(58)也可以说，此书具有强烈的“并世意识”。这一点，可能更多是受到《随园诗话》的影响，而与《清脾录》之重视当世亦适相呼应。至于其“东亚视野”，多处论及朝鲜、安南诗，则不能不说是受到了李德懋等人的刺激。
《雨村诗话》卷16有两则集中论及朝鲜诗的内容，一以柳琴奉朝鲜进贺兼谢恩副使徐浩修之命拜访，回国后同为李调元庆生贺诗为中心，一以朝鲜四家(即李书九、柳得恭、朴齐家、李德懋)诗选为中心。尽管其用心一在自我标榜，一在文化优越，所谓“以见我朝文教诞敷，属国皆然”，(59)但还是肯定了这些作品自身的审美价值。李调元对于自己在朝鲜的影响是颇为自得的，尽管他在自己的著作或刊行《清脾录》时对自己的言行作了一些删改，但自得之情还是无法掩饰的。卷16有两则便是通过他人之口来表达这种心情，“嘉庆三年戊午”条录袁枚《奉和李雨村观察见寄原韵》诗云：“《童山》集著山中业，《函海》书为海内宗。西蜀多才今第一，鸡林合有绣图供。”又“庄亭来，得粤东诸生寄呈诗”条录温瑞桃呈诗有云：“海内文坛重典型。诗播鸡林曾选句。”自注：“朝鲜李德懋作本国诗话，名《清脾录》，选先生佳句极多。”(60)或云“才第一”，或云“重典型”，都是以朝鲜人的追捧为依据。
刻本《清脾录》卷4“芝峰诗播远国”条，记载了李啐光诗远播安南、琉球之事。《雨村诗话》卷1“仁和孙补山先生”条历叙其为安南国王黎氏恢复王位事，并引袁枚《为补山作平安南歌》；卷3“本朝蜀中鼎甲”条载康熙六年(1667)安南黎维禧与高平莫元青构怨侵杀事，李仙根著《安南纪使略》；卷15“安南探花阮辉能诗”条载其诗多首曰：“文教覃敷，属国皆然，若阮辉可以诗矣。”(61)又卷4“海上天后甚灵验”条以下数则记载琉球事甚多；又卷6“同年进士湖南潘闰章为琉球教习”条亦载琉球人作品“甚工”。《雨村诗话补遗》卷4录张乃孚《和玉溪题雨村诗话韵》：“由来性命怜才切，一句忘收便不安。”评曰：“末句实道得我心出也。”(62)如果不以自我标榜看待这句话，李调元把东亚视野带入诗话写作之中，表达其对于东亚诗学世界的理解和认识，是很值得注意的。
即便在李调元评论中国诗人时，我们也能听到《清脾录》的回响。《雨村诗话》卷14载：
李豸青锴，奉天布衣，索相子婿也……《睫巢前后集》，朝鲜人奉为至宝。有《闻雁感赋》云：“毕竟家何在？而云北是归。高城残照下，万里一行飞。风急毋相乱，沙寒定有依。畸人方失序，于(《清脾录》引作‘缘’)汝泪沾衣。”此君诗骨故自不凡。(63)《清脾录》卷1有“豸青山人”条云：
岁庚申(1740)，金潜斋益谦入燕，遇铁君于旅次，相视莫逆，证为知音。尝扫席焚香，出示一诗……今藏于宋注书俊载家，李槎川作跋。笔法磊磊劲遒，当在逸品。《睫巢集》若干卷亦来东国。(64)并引及其《闻雁感赋》诗。《雨村诗话》云云，显然是对此文的呼应。但令人奇怪的是，《续函海》本《清脾录》中缺少此条。考“端坐轩笔”本《清脾录》已有此条，则原稿本固有之，为何在刻本中被刊落，令人费解。(65)但李调元曾经读过此条，并因此而在《雨村诗话》中有所呼应，则是显而易见的。
李调元刻本《清脾录》之东传日本，最大的可能是在享和二年(1802)传入《续函海》袖珍本。此书传入后，西岛便有缘阅读，并在其《弊帚诗话附录》中有所评论。而西岛在由读者转变为作者的时候，展现的是另外一番面貌。
西岛提及《清脾录》者共有三则，分别出于卷1“日本兰亭集”、“蒹葭堂”以及卷4“蜻蛉国诗选”。核其文字，基本同于《续函海》本。但个别文字，明显经过西岛的校正。(66)《弊帚诗话附录》前两则引文以“朝鲜李德懋《清脾录》云”引起，而结以自身评论：
观此二节，则韩人神伏于本邦，可谓至矣。如高兰亭、葛子琴，易易耳。若使一见当今诸英髦，又应叹息绝倒。(67)这显然是一种“误读”。如前所述，李德懋等人对于日本文明的态度，主要出于自身反省，肯定其较前进步，批判国人之“无挟自骄”。甲申(1764)朝鲜通信使正使赵嗽(号济谷，1719—1777)有《海槎日记》，六月十八日中记载：“观其文翰，无足称者矣……所谓学术，则大抵皆近异端……日本学术，则谓之长夜可也，文章则谓之瞽蒙可也。”贬低之情跃然纸上，充其量也只是说“闻长崎岛通船之后，中国文籍多有流入者，其中有志者渐趋文翰，比戊辰酬唱颇胜云”，(68)承认了日本的汉学水平较之以往有所进步。元重举也说日本诗文“差过十数年，则恐不可鄙夷而忽之”；(69)《清脾录》卷2“倭诗之始”条最后引元氏语曰：“气机初斡之际也。”且加注云：“日本自汉唐以来，至今僭称天皇。”(70)这与《和国志》卷1以日本年号为“伪年号”也是一致的。卷3“李虞裳”条云：“先王癸未，随通信使入日本，大坂以东，寺如邮，僧如妓，责诗文如博进。虞裳左应右酬，笔飞墨腾，倭皆瞠目呿舌，诧若天人。”(71)柳得恭等人以自身为大国，尊中国为上国，视日本为小国，其中所寓高低之意也是明显的，哪里称得上“韩人神伏于本邦，可谓至矣”呢？
元重举《和国志》曾据《日本三才图会》概述藤原惺窝(1561—1619)行事本末，其中记载朝鲜人姜沆(睡隐，1567—1618)对藤原的赞美词：“朝鲜三百年来，未闻有如此人。本朝儒者博士自古只读汉唐注疏，而性理之学，识者鲜矣。”元氏案曰：“所引姜睡隐语，似非睡隐本语也。倭人喜夸张，或捏合睡隐语，撤去首尾，只行一句语耶？”(72)但西岛的自大，还不是“喜夸张”三字便可以完全解释的。西岛自年轻时就喜好本国诗，一而再地表示：“余幼学诗，好读邦人诗。”(73)“余幼学诗，好读近人诗。”(74)而他对本邦近人之诗也确有高度评价，《清脾录》中所涉及的日本诗人，例如合离(斗南)，在他看来，也不过“声价高于一时，然其所作殊无可诵者”。(75)日本文明进步到他的时代，在西岛眼中，不要说朝鲜早已瞠乎其后，就是比之中国，也不遑多让。他曾举物徂徕带有自谦意味的诗句“日本三河侯伯国，朝鲜八道支那邻”，贬之于“将为乃公沉诸江中藏其拙而已”(76)之列。他又引蓝田东龟年《心赋》中对康熙帝的赞美，以为“其言大害于事”。这种意见，在当时已经不是偶然一现。所以，尽管是在同一个知识和文化的“共和国”中，其中的声音也是不尽相同的。西岛还引述了另外一则《清脾录》，出于卷4“蜻蛉国诗选”，段末议论曰：“虽不足视于观光之使，受赏于异邦，不可不录。”(77)在流露出愉悦之情的同时，也隐含着对日本当代诗学成就的骄傲。
《清脾录》在朝鲜获得了很高的声望，但刻本传入的时间还晚于日本。朝鲜人对《清脾录》的阅读及反应可分两类，一类在中国，一类在朝鲜本土。在中国阅读的记录中，我们还可以了解到李调元不为人知的一些情况。现存《雨村诗话》略涉《清脾录》者，仅仅在十六卷本中，而且痕迹不多。但透过朝鲜人的文献，我们知道在《雨村诗话》的二卷本与十六卷本之间，还有一个四卷本，即十六卷本的前身，(78)其特色也是“话今人”，涉及《清脾录》的内容也许更多也更为明显，而朝鲜人阅读后的反应就是“荣耀”。如柳得恭《燕台再游录》记载自己访问李鼎元之问答：
余曰：“《函海》中《诗话》可见否？”墨庄曰：“当奉赠。”……《雨村诗话》四卷携归馆中见之，记近事特详，李懋官《清脾录》及余旧著《歌商楼稿》亦多收入。中州人遇东士，辄举吾辈姓名者，盖以此也。(79)这是柳得恭经眼并阅读者，似无可疑。由于李调元的宣传，扩大了李德懋等人的知名度，所以朝鲜人到中国与清代文人笔谈时，《清脾录》往往成为一个话题。朴思浩《心田稿》记载他与吴嵩梁的问答，既有吴问“《清脾录》有持来刻本否”，又有朴问“李雅亭《清脾录》览否”。(80)金正喜将刻本《清脾录》从中国带回朝鲜，也是因为“东人著述为华士所刻，真旷世希觏”。即便在朝鲜本土阅读或引用了抄本《清脾录》，也会故意注明“出雨村李调元《函海》”。至于李圭景在自己著作中一而再地宣称《清脾录》的“大小刻本”，也是为了突出这一“旷世希觏”的光耀，凡此皆足以表明朝鲜人所刻意表露出的荣誉感。
柳得恭《古芸堂笔记》卷4“东人著书”条云：
“著书传后，何与于我哉？况东人著书未必传……纵使飘落于中土，寥寥数首，录于黄冠、缁流、闺秀之下，安南、琉球、日本之上，有何荣哉？”此故友李懋官尝与余言者也。懋官平生著书等身，诗文外有《士小节》、《礼记涉》、《清脾录》、《盎叶记》、《寒竹堂涉笔》等编，皆开山破荒，鸭水以东未曾有也。然而以传后为不屑者，其旷怀不可及也。(81)此处列举李氏代表作，《清脾录》也赫然在目。李德懋在世时，虽才高学富，却谈不上位高身显，以上云云，当为有激之言，不可坐实理解。从他汲汲向李调元、潘庭筠推荐自己的著述，并希望在中国刊刻的言行中，他显然有追求不朽的意识在。柳得恭《清脾录序》中也强调了这层意思：“作诗者谓何？传之为贵。”(82)李德懋曾有心编一部海东丛书，将东人代表性著作汇为一编以传后，其事未果。门人李义准、徐有榘(1764—1845)、徐有棐(1784—？)等都有意继其遗志，编《小华丛书》。据李圭景所记，李义准拟编之《小华丛书》为类有三，“翼经”十七种，“别史”十六种，“子余”四十一种，李德懋一人占九种，也包括了《清脾录》。(83)又朝鲜宪宗(1834—1849年在位)时建立承华楼，贮藏书画，恒常披览，有《承华楼书目》传世，其中“诗类”著录《清脾录》二册。(84)虽然我们无法确定该书是刻本或抄本，是中国版或朝鲜本，但既然入藏王室书库，则此书在朝鲜人心目中的珍视程度，亦不难想见。
五、结语
在东亚书籍史的研究中，以往人们注意到的传播，无论是中国书籍的东传，抑或东国书籍的西流，多是单向的考察，而本文所强调的是“环流”。同样一本书，在东亚范围内，发生了多向的流动，而在流动的过程中，也不断被增添或减损。这就比从单向流动的视角看问题得到了更为丰富、更为复杂的历史信息。把这些信息置于汉文化圈的知识共同体或曰“文艺共和国”中，我们就能够既看到枝干，也看到树叶，并且在其相互联系中观察各自的位置和意义。这样，一方面，可以避免根据现成的文学史框架去解读以往未能认识的现象，另一方面，也不会陷于历史碎片之间而迷失了大体。东亚书籍史上的传播“环流”是一个颇为普遍的现象，以诗文评著作而言，如宋代的《唐宋分门名贤诗话》、《诗人玉屑》等书，都是较为典型的例子。因此，加强对东亚书籍史上“东西流传”的研究，就不仅是重要的，同时也是可行的。
“环流”在阅读环节是一个非常重要、难度较大同时又研究不足的方面，因此，这也是本文特别用力之处。为了将书籍史研究与文学史研究相结合，抓住阅读环节作深入分析更显得尤为必要。这个问题是由法国学者丹尼尔·莫奈(Daniel Mornet)在1910年提出的：18世纪的法国人阅读什么作品？启蒙思想家的著作是否法国大革命的思想根源？他的研究表明，18世纪的法国人可能对言情小说或探险故事更加热衷，对卢梭或伏尔泰的作品(这些被人们视作18世纪的文学经典)反而兴趣不大。这些问题困扰了后来的学者达四分之三世纪之久，“继续笼罩文学史，一如既往地耐人寻味”。直到罗伯特·达恩顿对莫奈所忽视的“非法文学作品”进行了深入研究，其状况才得到了改变。(85)需要指出的是，达恩顿在有关阅读的研究中，过于关注了直接阅读，却忽视了间接阅读。而在我看来，间接阅读或者误读误传，其产生的影响有时大于甚至远远大于直接阅读。尽管他研究的是“畅销禁书”，而我处理的只是一部诗文评，既不畅销，也非禁书。由于印数有限，因此，很多人没有机会接触到该书的刻本或抄本，是通过口耳相传而扩大了影响。以《清脾录》的“大小字本”来说，所谓“大字本”，既没有实物流传于世，在文献记载中，也没有一个人是亲眼所见，但在口耳相传中，无论是中国还是朝鲜，《清脾录》俨然成为一部很有代表性的朝鲜书籍，被中国人一而再地刊刻。这实际上就是由间接阅读而形成的公众舆论，并导致群起关注的结果。因此，同时兼顾间接阅读，对于达恩顿的课题来说，也仍然是必要的。
当然，将这一课题引入东亚汉文学世界，更是前人屐履少及者。我们认识到在20世纪以前汉文化圈或曰“东亚世界”的存在，也认识到作为其基础的知识共同体或曰“文艺共和国”，但需要同时指出的是，这样的共同体不是单一的构成，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统一性当中的多样性。一部书在流传过程中，其中所包含的信息饱受加减损益。以《清脾录》而言，李德懋的原稿本不同于李调元的刻本；《函海》大字本(如果确实存在的话)不同于《续函海》小字本；中国刻本不同于朝鲜抄本。这些差异，并非仅仅是常见的书籍在刊刻传写过程中的讹误，同时也因为刊刻者、抄写者以及阅读者有意识的更改或强调，不同的更改者或强调者还有各自的动机，这些更改、强调背后的意识和动机很值得我们详加探讨。《清脾录》在东亚三国之间流传，同时也被三国文人阅读。饶有意味的是，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三种不同的读法，读出的也是三种不同的意味。李调元从《清脾录》中读出了虚荣，也从书中受到了刺激，从而影响了《雨村诗话》的写作。其他中国文士从中读到了东国的佳作，由此更加关注朝鲜文坛的动向。在汉文学的世界观中，就逐步形成了一个观念的变化——注重东亚视野。朝鲜人则从《清脾录》中读出了荣耀。一方面因为受到中国文人的高度肯定和关注，另一方面，“东人著述为华士所刻”，更是“旷世希觏”的美谈。以至于他们在自己的著述中，即便使用的是朝鲜抄本，也要刻意作一“伪注”云：“出雨村李调元《函海》。”这也许可以视作另外一种“虚荣”的表现吧。而日本人读《清脾录》，读出的却是一种自大和骄傲。在这三种不同读法的背后，更是蕴涵着东亚三国内部的文化变迁和势力消长，其意味值得深长思之。由于汉文献的极其庞大的存在，(86)关于如何阅读以及读后反响的资料尽管分散，却并不稀见，因此，东亚学者非常幸运地有可能对书籍“环流”中的阅读作出更有成效的研究。
费希尔曾满腔热情地断言：“东亚昔日的‘拉丁文’，作为世界上最伟大、最具影响力的一种文化载体，必将在未来的许多世纪一如既往地影响和引领东亚文化。”(87)东亚汉籍是一座无比丰富的宝库，深入这一宝库之中，不仅能够而且应该对于今日世界的学术研究，不管在理论上还是方法上，作出卓越的贡献。
注释：
①罗伯特·达恩顿：《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萧知纬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85页。
②较为集中的论述不妨以王勇主编的《书籍之路与文化交流》(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为例，该书精选了2006年在杭州举办的“书籍之路与文化交流”国际研讨会上的论文，所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最新出版的王勇主编《东亚坐标中的书籍之路研究》(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年)，其第二编命名为“典籍环流”，夷考其实，主要讲的还是单向的传播。
③参见关西大学文化交涉学教育研究中心、出版博物馆编：《印刷出版与知识环流：十六世纪以后的东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④关西大学文化交涉学教育研究中心、出版博物馆编：《印刷出版与知识环流：十六世纪以后的东亚》，第497页。
⑤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卷9，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675页。
⑥黄怀信：《鹖冠子汇校集注》卷上，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89页。
⑦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5《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60页。
⑧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5《诗话》，第560页。
⑨有关《清脾录》的研究，现代中韩学者成果颇多，即以韩国而论，论文多达近20篇。本文将略其所详而详其所略，宗旨则别有所在。
⑩《青庄馆全书》卷19，《韩国文集丛刊》第257册，首尔：景仁文化社，2000年，第268页。
(11)朴趾源：《热河日记·避暑录》，《燕岩集》卷14，《韩国文集丛刊》第252册，第281页。
(12)李德懋：《入燕记》下，《青庄馆全书》卷67，《韩国文集丛刊》第259册，第223、225页。
(13)《青庄馆全书》卷19，《韩国文集丛刊》第257册，第269页。
(14)赵钟业编：《修正增补韩国诗话丛编》第12册，首尔：太学社，1996年，第61—62页。
(15)李圭景：《五洲衍文长笺散稿》卷21，首尔：东国文化社，1959年影印本，第621—622页。
(16)南公辙：《与李懋官德懋》，《金陵集》卷10，《韩国文集丛刊》第272册，第182页。
(17)朴思浩：《心田稿·兰雪诗龛》，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86册，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53—54页。
(18)李光葵：《先考积城县监府君年谱(下)》，《青庄馆全书》卷71，《韩国文集丛刊》第259册，第332页。
(19)西岛长孙：《弊帚诗话附录·跋》，《日本诗史·五山堂诗话》，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本，东京：岩波书店，1991年，第575页。
(20)朝川善庵：《清嘉录序》，《乐我室遗稿》卷2，“崇文丛书”第2辑之51，东京：崇文院，1931年，第8页。
(21)李尚迪：《读〈蔫录〉》，《恩诵堂集》续集“文”卷2，《韩国文集丛刊》第312册，第242页。
(22)李圭景：《五洲衍文长笺散稿》卷35“历代诗话辨证说”，第54页。
(23)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卷15载：“沈君秋卿尝语余云：昔人言诗话作而诗亡，盖为宋人诗话穿凿辨论而发，藉以攀援标榜者无有也。今也不然。非诩其己作，即广搜显者之诗，曲意贡谀，冀通声气。甚或不问佳恶，但助刊资，即为采录，且以为利矣。故诗话日夥，诗道日衰。”(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763页)
(24)雨森芳洲：《橘窗茶话》卷下，《日本随笔大成》第2期第8册，东京：吉川弘文馆，1974年，第421页。
(25)雨森芳洲：《橘窗茶话》卷中，《日本随笔大成》第2期第8册，第382页。
(26)张伯伟：《汉文学史上的1764年》，《文学遗产》2008年第1期。
(27)荻生徂徕《与江若水》第四书中指出：“三韩犷悍，见称于隋史，而不能与吾猿面王争胜也。后来乃欲以文胜之，则辄拔八道之萃，从聘使东来。”(《徂徕集》卷26，《诗集日本汉诗》第3卷，东京：汲古书院，1987年，第269页)便道出了这一点。“猿面王”指丰臣秀吉。元重举《和国志》卷1“秀贼本末”条云：“秀吉本姓丰臣，矫捷多力，面如猿，故国人谓之‘猿面王’，或称‘猿王’。”(元重举：《和国志》，首尔：亚细亚文化社，1990年，第103页)
(28)柳得恭：《古芸堂笔记》卷4，《雪岫外史》外二种，栖碧外史海外搜佚本，首尔：亚细亚文化社，1986年，第377页。案：《乘槎录》今藏韩国高丽大学校六堂文库。
(29)柳得恭：《日东诗选序》，《泠斋集》卷7，《韩国文集丛刊》第260册，第111—112页。
(30)李奎报：《题华夷图长短句》，《东国李相国集》卷17，《韩国文集丛刊》第1册，第469页。
(31)元重举：《和国志》卷1，第30页。
(32)柳得恭：《并世集》，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60册，第50—52页。
(33)李德懋：《寒竹堂涉笔》，《青庄馆全书》卷68，《韩国文集丛刊》第259册，第245页。
(34)李德懋：《清脾录》，《青庄馆全书》卷32、35，《韩国文集丛刊》第258册，第11—12、53、66页。
(35)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389页。
(36)李德懋：《蜻蛉国志》，《青庄馆全书》卷64，《韩国文集丛刊》第259册，第162页。
(37)柳得恭：《古芸堂笔记》卷5，《雪岫外史》外二种，第125页。
(38)李德懋：《盎叶记》五“日本文献”，《青庄馆全书》卷58，《韩国文集丛刊》第259册，第39页。
(39)《青庄馆全书》卷19，《韩国文集丛刊》第257册，第257、258页。
(40)李德懋：《清脾录》卷2，《青庄馆全书》卷33，《韩国文集丛刊》第258册，第33页。
(41)费夫贺、马尔坦：《印刷书的诞生》，李鸿志译，台北：猫头鹰出版社，2005年，第19页。
(42)罗伯特·达恩顿：《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第111、112页。
(43)罗伯特·达恩顿：《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第161页。
(44)罗伯特·达恩顿：《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第98页。
(45)比如周绍明在《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何朝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四章中，就批评了包括达恩顿在内的两种书籍流通模式在中国书籍史研究中所存在的“严重的瑕疵”。又赵益《从文献史、书籍史到文献文化史》(《南京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一文，对以上两种弊端也有剀切的析论，可参看。
(46)巴比耶：《前言》，韩琦、米盖拉编：《中国和欧洲——印刷术与书籍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3页。
(47)Li Yu,A History of Read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1000-1800,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2003.按：这一资料的获得承蒙美国布朗大学东亚研究系邝师华博士的协助，谨此致谢！
(48)米盖拉：《中国书籍史及阅读史论略——以徽州为例》，韩琦、米盖拉编：《中国和欧洲——印刷术与书籍史》，第59页。
(49)罗伯特·达恩顿：《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第112页。
(50)史蒂文·罗杰·费希尔：《阅读的历史》，李瑞林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93页。
(51)彼得·伯克：《语言的文化史：近代早期欧洲的语言和共同体》，李霄翔、李鲁、杨豫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4页。
(52)参见高橋博巳：《東アジアの文芸共和國——通信使·北学派·蒹葭堂》，東京：新典社，2009年。按：此书不足之处在于：(一)中国的缺席，主要论述的是朝鲜和日本；(二)选择的只是一种声音，未能充分体现“共和国”这一内涵的丰富与复杂。
(53)《青庄馆全书》卷19，《韩国文集丛刊》第257册，第269、262—263、265、269页。
(54)邝健行先生曾经对两种版本作过校对，见其点校之《干净衕笔谈·清脾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可参看其校记。
(55)李德懋：《清脾录》卷4，《续函海》本，四川省图书馆藏，第8b页。
(56)《青庄馆全书》卷35，《韩国文集丛刊》第258册，第58页。
(57)关于《续函海》本《清脾录》的异文分析，中韩学者皆有论及，如韩国学者《》，载韩国《語文研究》第37卷，2001年12月。邝健行《李调元〈续函海〉中〈清脾录〉与朝鲜传本差异原因论测》、《李调元〈续函海〉中所收朝鲜人李德懋〈清脾录·李雨村〉条书后》、《试据李调元〈雨村诗话〉论测朝鲜本〈清脾录·王阮亭〉条文字多被删削的原因》，皆收入其著《韩国诗话探珍录》(北京：学苑出版社，2013年)一书。
(58)李调元：《雨村诗话·序》，上海鸿章书局石印本，第1a页。
(59)李调元：《雨村诗话》卷16，第9a页。
(60)李调元：《雨村诗话》卷16，第11b、12b页。
(61)李调元：《雨村诗话》卷15，第4a页。
(62)李调元：《雨村诗话补遗》卷4，上海鸿章书局石印本，第1b页。
(63)李调元：《雨村诗话》卷14，第3b—4a页。
(64)李德懋：《清脾录》卷1，《青庄馆全书》卷32，《韩国文集丛刊》第258册，第13—14页。
(65)邝健行先生在《李调元〈续函海〉中〈清脾录〉与朝鲜传本差异原因论测》一文中怀疑是出于潘庭筠的删削，可备一说。(见氏著：《韩国诗话探珍录》，第177—183页)
(66)如“日本兰亭集”条：“余尝游平壤，舍球门外吴生家。”刻本、抄本“舍”皆作“含”。又如“蜻蛉国诗选”条：“那波师曾字孝卿，号鲁堂。”刻本、抄本“堂”皆作“望”。
(67)西岛长孙：《弊帚诗话附录》，《日本诗史·五山堂诗话》，第574页。
(68)赵曮：《海槎日记》，《海行总载》第4册，首尔：朝鲜古书刊行会，1914年，第328—329页。
(69)元重举：《和国志》卷2“诗文之人”，第326页。
(70)李德懋：《清脾录》卷2，《续函海》本，第9a页。
(71)李德懋：《清脾录》卷3，《青庄馆全书》卷34，《韩国文集丛刊》第258册，第44页。
(72)元重举：《和国志》卷2“学问之人”，第321—322页。
(73)西岛长孙：《孜孜斋诗话·跋》，《日本诗史·五山堂诗话》，第570页。
(74)西岛长孙：《弊帚诗话附录·跋》，《日本诗史·五山堂诗话》，第575页。
(75)西岛长孙：《孜孜斋诗话》卷下，《日本诗史·五山堂诗话》，第566页。
(76)西岛长孙：《孜孜斋诗话》卷下，《日本诗史·五山堂诗话》，第563页。
(77)西岛长孙：《弊帚诗话附录·跋》，《日本诗史·五山堂诗话》，第574页。
(78)参见张伯伟：《清代诗话东传略论稿》，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46—150页。
(79)柳得恭：《燕台再游录》，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60册，第207页。
(80)朴思浩：《心田稿·兰雪诗龛》，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86册，第53—54页。
(81)柳得恭：《古芸堂笔记》卷4，《雪岫外史》外二种，第366—367页。
(82)柳得恭：《清脾录序》，《青庄馆全书》卷32，《韩国文集丛刊》第258册，第3页。
(83)李圭景：《五洲衍文长笺散稿》卷18“小华丛书辨证说”，第549页。
(84)参见张伯伟编：《朝鲜时代书目丛刊》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351页。
(85)引文见罗伯特·达恩顿：《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绪言》，郑国强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页。另外可以参见罗伯特·达恩顿：《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刘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
(86)钱存训说：“中国典籍数量的庞大，时间的久远，传播的广泛和记录的详细，在17世纪结束以前，都可说是举世无双。”(《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56页)他在注释中还引用了自20世纪初以来西方斯温格尔(W.T.Swingle)、拉图雷尔(Kenneth S.Latourette)等人的意见：到1700年乃至1800年止，中国抄、印本总的页数比当时世界上用一切其他语言文字集成的页数总和都多。(第362页)尽管现在有学者质疑这一估算，比如魏根深(Endymion Wilkinson)《1900年以前中国和西方图书产量与图书馆》(张升、戴晓燕译，《中国典籍与文化》2006年第4期)一文，但不拘泥于字面上的理解，世界上汉籍数量之极为丰富是不容否定的。
(87)史蒂文·罗杰·费希尔：《阅读的历史》，第10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