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整个东亚地区，中国女性文学的创作由来已久，不仅有名篇流传，而且有著名的女诗人、女作家享誉文坛。明代景泰(1450-1457)年间以降，闺秀文学在文坛上迅速崛起，女性作品的创作和出版风行一时。闺秀诗和闺秀诗人也就成为文学史上的专有名词。日本女性也素来有文学创作的传统，相较而言，朝鲜女性的创作就极为寥寥。而当明代女性创作成为一代风气，并且传入朝鲜后，便开始引起朝鲜有识之士的反省，受此刺激，朝鲜女性创作也开始兴盛。在东亚书籍史的研究中，以往的工作偏重在汉籍的“东传”或“回流”，而较少着眼于“环流”。无论曰“东传”或“回流”，其考察的路径往往是单向的，而“环流”的视角所见者，则是曲折的、错综的、多元的流动，而且这种流动还是无休止的。前者所获往往是书籍传播的“表象”，而“环流”着重探索的是书籍传播、阅读之后的“心象”。“书籍环流”包含了书籍本身在传播中的多向循环，书籍内容的阅读、接受并反应的互动，以及由此引发的观念和文化立场的变迁。
关 键 词：明清时期 女性诗文集 东亚 环流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poetry collection of female writer East Asia circulation
在整个东亚地区，中国女性文学的创作由来已久，不仅有名篇流传，而且有著名的女诗人、女作家享誉文坛。锺嵘《诗品》评论了自汉至梁一百二十多家作品，其中就有班姬、徐淑、鲍令晖等人分列上中下三品。唐诗繁荣兴盛的标志之一，就是作者身份广泛，用胡应麟的话说，“其人则帝王、将相、朝士、布衣、童子、妇人、缁流、羽客，靡弗预矣”①。而在明代景泰(1450-1457)年间以降，闺秀文学在文坛上迅速崛起，女性作品的创作和出版风行一时。季娴《闺秀集·选例》云：“自景(泰)、(正)德以后，风雅一道浸遍闺阁，至万历而盛矣。”又云：“宫闺名媛，选不一种，大约盈千累牍。”②其庞大的数量规模所造成的冲击，给四库馆臣也留下这样的印象：“闺秀著作，明人喜为编辑。”③闺秀诗和闺秀诗人也就成为文学史上的专有名词。日本女性也素来有文学创作的传统，早在平安时代的《经国集》中，就有公主有智子内亲王《杂言奉和渔家二首》，仿照张志和《渔歌子》而作，《本朝一人一首》评之为“本朝女中无双之秀才也”④。而以假名创作的和歌、物语、日记等，更是其擅长的文体，也留下了不少经典名作。到江户时代，则有别集、总集相继问世。相较而言，朝鲜女性的创作就极为寥寥。尤其是在面对中国的女性创作时，这种对比就更为鲜明。徐居正(1420-1488)《东人诗话》卷下云：
古之闺秀如蔡琰、班婕妤、薛涛之辈，其词藻工丽，可与文士颉颃……吾东方绝无女子学问之事，虽有英资，止治纺绩而已，是以妇人之诗罕传。⑤
沈守庆(1518-1601)《遣闲杂录》云：
妇人能文者，古有曹大家、班姬、薛涛辈，不可殚记。在中国非奇异之事，而我国则罕见，可谓奇异矣。⑥
留意东亚女性诗文文献者如李德懋(1741-1793)也说：“高丽五百年，只传闺人诗一首。”⑦这里所提及的女性创作，都是指“闺秀”而言，不包括妓女在内。
朝鲜半岛素有“小中华”之称，其始为华人对他们的称谓，后来逐步演变为其自称。高丽使臣朴寅亮(？～1096)“熙宁中与金觐使宋，所著尺牍、表状及题咏，宋人称之，至刊二公诗文，号《小华集》”⑧。所谓“小华”，就是“小中华”之意。李奎报(1168-1241)《题华夷图长短句》云：“君不见华人谓我小中华，此语真堪采。”⑨从唐玄宗称新罗为“君子之国”⑩，到南北宋人以“小中华”看高丽，其间的脉络是一以贯之的。“小中华”的核心即在诗文，所以对于诗文集的购买也特别用心。对于自身的诗文造诣，朝鲜人颇有自信，以文章华国也是其文明程度的标志之一，唯独欠缺的是女性诗文。但就此而言，他们即便注意到这方面的事实，所发出的也是自傲的声音。如徐居正云：“四方皆有性，千里不同风，吾东方女子不学之俗，安知反有益耶？”(11)而当明代女性创作成为一代风气，并且传入朝鲜后，便开始引起朝鲜有识之士的反省，许筠(1569-1618)是当之无愧的代表。他说：
东方妇人能诗者鲜，所谓惟酒食是议、不当外求词华者耶？然唐人诗以闺秀称者二十余家，文献足可征也。近来颇有之，景樊天仙之才，玉峰亦大家……文风之盛，不愧唐人，亦国家之一盛事也。(12)
这里所说的“唐人”，指的就是中国人。二十余家的闺秀诗文，对于朝鲜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庞大的创作业绩，在相当程度上对许筠有所刺激。经过一番反省，他提出了本国闺秀的代表，一是其姊氏许兰雪轩(名楚姬，字景樊，1563-1618)，另一个是李玉峰(？-1592)，同时又将她们的创作上升到“国家之一盛事”的高度，可谓空前之论。
许筠只是笼统地说到中国闺秀之作二十余家，两百年后的成海应(1760～1839)在其《兰室谈丛·妇人诗集》中则作了详细列举：
妇人诗集始于颜竣、殷淳，而徐陵、李康成有《玉台》之编，蔡省风有《瑶池》之咏，代如甄综，韦縠《才调集》辑闺秀一卷。宋元以降，选家类不见遗。明朝则有郦琥之《彤管遗编》，张之象之《彤管新编》，田艺衡之《诗女史》，刘之珍之《翠楼集》，俞宪之《淑秀集》，周履清(案：当作“靖”)之《宫闺诗》，郑琰之《名媛汇编》，梅鼎祚之《女士集》、《青泥莲花记》，姚旅之《露书》，潘之恒之《亘史》，赵问奇之《古今女史》，无名子池上客之《名媛玑囊》，竹浦苏氏之《臙脂玑》，兰陵邹氏之《红蕉集》，江邦申之《玉台文菀》，方维仪之《宫闺诗史》，沈宜修之《伊人思》，季娴之《闺秀集》，而青黄杂糅，真赝交错，济南王士禄悉从考正，为《然脂集》。(13)
成氏列举了大量明代闺秀诗集，(14)是否皆亲见不可断言，但或多或少应有传入朝鲜者。这些书在现存的朝鲜王室书目中俱未见，因此，可以推测其流传范围主要是在民间。
书籍交流的途径，笔者以前曾归纳为采购、输入、翻刻、馈赠四项，(15)考察东亚的书籍环流，其途径大致类此，只是表现得更为复杂多样，此处拟围绕与女性文学相关的书籍略述如下。
自明正统十四年(1449)倪谦出使朝鲜，与朝鲜文臣多有诗文酬唱，朝鲜方面将这些作品编纂成集，刊行于世，终于《癸酉皇华集》(1634年刻)，形成了近两百年明鲜之间的诗赋外交传统，这就是现存的二十五种(一种不完整)《皇华集》(16)。这些书通过不同途径传入中国，也为中国文人所阅读，并且引发了他们浓厚的兴趣。许筠《丙午纪行》四月一日记录了朱之蕃的一番话：
在北京见《皇华》旧刻，如李荇、郑士龙、李珥俱有集乎？……近观柳老(当指柳成龙)之作，圆转婉亮，有胜于前人也。贵国人诗，可速缮写以示。(17)
此事发生在万历三十四年(1606)，从这段话中不难发现，中国文人在北京就可以看到《皇华集》，由于对此类文献的阅读而引起对朝鲜人诗的兴趣，因此，到朝鲜后就自然生出收集、采访的愿望。这不只是朱之蕃的个人兴趣，实际上也代表了当时一批中国文人共有的想法。在这样的背景下，宣祖二十五年(万历二十年，1592)“壬辰倭乱”后，明军出兵援朝，为之收复故土，军中韩初命、吴明济、汪世锺、蓝芳威等人，都怀有采访朝鲜诗的心愿，就不难理解了。最后的结果，就是出现了两部《朝鲜诗选》和一部《朝鲜诗》。
最先编纂成帙的是吴明济的《朝鲜诗选》，据其自序，丁酉年(万历二十五年，1597)随军援朝，次年在义州向李文学等人“访东海名士崔致远诸君集”，“有能忆者，辄书以进，渐至一二百篇”；至汉城，“馆于许氏，许氏伯仲三人，曰葑、曰筬、曰筠，以文鸣东海间。葑、筠皆举状元，筠更敏甚，一览不忘，能诵东诗数百篇，于是济所积日富。复得其妹氏诗二百篇。而尹判书根寿及诸文学亦多搜残篇，遂盈箧”；其后又“馆于李氏，李氏，朝鲜议政德馨也，雅善诗文，济益请搜诸名人集，前后所得，自新罗至今朝鲜共百余家。披览之，凡两月不越户限，得佳篇若干篇，类而书之”。(18)此书之编成，完全得自于其本人在当地的采访。
又有蓝芳威《朝鲜诗选全集》，和吴明济不同，他的采访对象不是文学名家，而是民间百姓。由于语言不通，他或是通过“译人”，即翻译；或是凭借“楮颖”，即纸笔，尤其是后者。“即马圉重厮(蓄马者和杂役)亦工点画”，“士多通诗，以至于方之外，梱之中，在不乏人。初不以靺鞈士于翰墨寡所短长，时诣军幕，以诗相投赠，或以其国中所为诗交出而传示。久而益亲习，煦若家人情”；“自忘疎陋，亲为订选，共得诗如干，厘为四部”(19)。吴知过序言亦称，“(蓝公)首尾在朝鲜者几三年，得朝鲜投赠诗及士女自所为诗几数百篇，皆不辞手录，而亲为选订”(20)。但此书编成于吴书之后(吴编刊刻于万历二十八年，蓝编刊刻于万历三十二年)，受其较大影响也是事实(21)。
汪世锺(字伯英，参与者可能还有贾维钥)则编就《朝鲜诗》四卷，其书已佚，据徐《笔精》卷五云：“新都汪伯英，从万中丞经略朝鲜，集其国中古今诗四卷，俨然中华之调。”(22)则亦从此行采访所得者中编选。
三部诗选的编者、眼光、采访对象不同，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突出女性创作，尤其是许兰雪轩，在三部书中都是一颗耀眼的明星。今本吴编共七卷，入选诗人一百十二名，诗作三百四十首，兰雪轩一人就入选五十八首。此书还入选了李氏、成氏、俞汝舟妻、赵瑗妾李氏等其他女性之作。蓝编八卷，收诗五百八十五首，兰雪轩一人就占两卷，诗作一百三十首，其地位之突出也十分明显。此外，还入选了新罗女王、赵瑗妾李淑媛、李氏、成氏、俞汝舟妻等。汪编虽不见，但从旁证材料可见，亦同具以上特点。如王同轨云：“蓟州贾司马、新都汪伯英选梓其中诗成帙，独许姝氏最多而最工。”(23)洪万宗亦指出：“近世蓟门贾司马、新都汪伯英选东方诗，独兰雪轩诗最多。”(24)如果注意到吴编本“同阅校正”者的名单，贾、汪两人皆名列其中，则其受吴编影响，突出兰雪轩的地位，也就很自然了。
购买是双边贸易的内容之一，有关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中朝之间的贸易问题，前人已有一些研究，获得了若干基本认识。如全海宗指出：“中国与韩国间交易共有两种。其一是通过使行往来进行的交易；其二是直接在国境地带进行的交易。”(25)这也就是张存武所说的“使行贸易”和“边市”(26)。就书籍而言，完全属于使行贸易。相较而言，以官方意志购买的书籍种类多显陈旧保守，内容多为程朱性理学著作，而其他种类的或代表新学风的著作，则有赖于私人购买。李德懋在给金锺厚(直斋)的信中曾说：“中国书籍之稍稀贵者，除非文士入燕亲购，则元无可得之理。”(27)清人姜绍书《韵石斋笔谈》卷上亦载：“朝鲜国人最好书，凡使臣入贡……在彼所缺者，日出市中，各写书目，逢人便问，不惜重直购回。”(28)以致某些狡狯的中国书商，往往以高价将普通书籍出售给朝鲜人。沈德符曾记载万历年间事云：“朝鲜俗最崇诗文……皆妙选文学著称者充使介，至阙必收买图籍。偶欲《弇州四部稿》，书肆故靳之，增价至十倍。”(29)这种情形在清代也同样存在。
一般来说，朝鲜人到中国购买的主要是中国书。但是在明代后期的一些总集中，即便是以中国诗歌为主，也还是会兼选朝鲜诗。因此，购买中国书的同时，也就在实际上造成了书籍的环流。李宜显(1669-1745)曾出使中国，后于其《陶峡丛说》(1736年撰)中记载：“明人绝喜我东之诗，尤奖许景樊诗，选诗者无不载景樊诗。”(30)其后举到的选本有蓝芳威《朝鲜诗选全集》、钱谦益《列朝诗集》、朱彝尊《明诗综》、陈子龙《明诗选》、锺惺《诗归》等。尤其是《列朝诗集》在朝鲜获得很高评价，故影响亦大。(31)而在专选女性作品的诗集中，如《名媛汇诗》、《古今女史》、《名媛诗纬初编》等，也从不忽略朝鲜女性的作品。万历四十六年(1618)刊印的蘧觉生《女骚》，赵时用为之序，言及编选范围，就有“夷夏兼录”(32)之语，这似乎已经成为17世纪以降中国女性诗选的通例之一。考察这些诗选中朝鲜女性作品的文献来源，绝大多数是依据上文所举的《朝鲜诗选》等书而作的“二次诗选”。以《列朝诗集》而论，其朝鲜部分基本上出自吴明济《朝鲜诗选》，书中多次引用吴明济诗选自序以及许筠的后序，其选兰雪轩诗明确表示：“今所撰录，亦据《朝鲜诗选》，存其什之二三。”(33)又选李达之诗，出自《荪谷诗集》，自云“天启中，毛总兵文龙守皮岛，属访求东国书籍，以此集见寄”，(34)可知亦访求所得。《明诗综》的“属国”部分亦选入不少高丽、朝鲜诗，言及相关文献云：“今之存者，仅会稽吴明济子鱼《朝鲜诗选》而已。”(35)又林悌(1549-1587)名下云：“诗见《朝鲜采风录》。”(36)据王士禛《池北偶谈》，《朝鲜采风录》乃康熙十七年(1678)赴朝颁诏副使孙致弥撰，实因康熙“令采东国诗归奏”，故朴弥《送诏使还京师诗序》亦谓此行使臣“所索者惟诗文与书法而已”，“前此所未有也”。(37)朱彝尊《明诗综》参考此书，选入了朝鲜诗人的作品。而当这些中国人编纂的诗选(其中也包括女性作品)被购入朝鲜，就形成了书籍的环流。
据俞士基《林碧堂遗集跋》云：“去岁之冬，友人金子昂斗明以书状赴燕，购得钱牧斋谦益氏所辑《列朝诗集》，归以视余。”(38)据《使行录》记载，金斗明作为书状官赴燕的日期是朝鲜肃宗八年(康熙二十一年，1682)十一月，(39)上距《列朝诗集》之刊刻有三十年，这是明确记载购入时间的最早记录。
朱彝尊《明诗综》的购入者为李宜显，其《庚子燕行杂识》下列举此行所购典籍，就有此书，时在朝鲜肃宗四十六年(康熙五十九年，1720)。
明末锺惺、谭元春编有《诗归》，指《古诗归》和《唐诗归》两种，又有旧题锺惺之《名媛诗归》三十六卷，王士禛以为“乃吴下人伪托锺、谭名字，非真出二公之手”(40)，《四库全书总目》指出：“与所撰《古唐诗归》并行，其间真伪杂出，尤足炫惑后学。王士祯《居易录》(当作《池北偶谈》)亦以为坊贾所托名。今观书首有书坊识语，称名媛诗未经刋行，特觅秘本精刻详订云云，核其所言，其不出惺手明甚。”(41)但李宜显《陶峡丛说》引及《诗归》，并谓其中入选兰雪轩诗，则实指《名媛诗归》。最早读过此书的朝鲜人是南九万(1629-1711)，自云“曾入燕馆，得《名媛诗归》一帙”(42)。考其履历，他于肃宗十年(康熙二十三年，1684)和十二年(1686)两次作为朝鲜正使赴燕，故其获得《名媛诗归》的时间也就在此际。又据申光洙(1712-1775)《答姜正言必慎》云：“家弟光河，曾奉《诗归》一借之敎，每以不果得见自恨。适赴妇家不还，今拜申许，从后投示，兄弟庶得以与寓目焉。”(43)他向姜必慎商借的《诗归》，看来也还是《名媛诗归》。“高灵之申，世以文学显。”(44)其妹申芙蓉堂(又号山晓阁，1732-1791)就有《山晓阁芙蓉诗选》一卷，其《冬至思兄》是写给光洙和光河(1729-1792)的信：“不知京中之二兄，谁家与朋友讲论诗书而罢，时时愁思极心。”(45)为不得参与其间而惆怅。家中有如此高才的妹氏，他们对女性作品的关心也就十分自然，故一再向人借阅。
李德懋于正祖二年(乾隆四十三年，1778)入燕，曾在北京琉璃厂寻访书籍，“只抄我国之稀有及绝无者”(46)，写成待购书目，其中就有文粹堂的《名媛诗抄》和文焕斋的《名媛诗归》。可见此二书在朝鲜还是流传不广的。
采购是东人到中国购买，输入则是中国人将书籍带进。上一种方式主要在中朝之间，后一种方式则在中日之间(朝日之间也有少量发生)(47)。关于中日之间的贸易，前人已经作了较为充分的研究。(48)尤其是利用日本现存的各种“舶载书目”，可以从不同方面展开中国书籍输入日本之研究。中日之间在长崎的贸易频繁，大量书籍通过商船输入日本。这些商船多来自于江浙和福建，而明清以来的江浙不仅是人文渊薮，也是刻书业的重镇。胡应麟《经籍会通》指出：“今海内书，凡聚之地有四：燕市也，金陵也，阊阖也，临安也……吴会、金陵，擅名文献，刻本至多，巨帙类书咸会萃焉。”又云：“凡刻之地有三：吴也，越也，闽也……其精，吴为多；其多，闽为最，越皆次之。”(49)这是明代后期的情况，清代亦大体如此，王士禛《居易录》卷十四云：“近则金陵、苏、杭书坊刻版盛行，建本不复过岭，蜀更兵变，城郭丘墟，都无刊书之事，京师亦鲜佳手。”(50)由于赴长崎的清商多来自于江浙、福建，故书籍输入的速度和数量也是惊人的。朝川善庵(1781-1849)《清嘉录序》指出：
近刻清人诗集舶到极多，以余所见，尚有二百余部，而传播之广且速者，莫顾君铁卿《颐素堂诗抄》若也。梓成于道光庚寅(1830)首夏，而天保辛卯(1831)三月，余得诸江户书肆玉岩堂……其书刻成不一年，自极西而及于极东，所谓不胫而走，是岂偶然哉？(51)
对于这类情形，连朝鲜人也要感叹“何其邮传之速而先睹之快也”(52)！
虽然女性诗文只占输入书籍的极小部分，但根据保留至今的各类舶载书目(53)，还是能够举出如下作品：
《古今女史》一部一套，元禄八乙亥年(1695)
《闺贞集》一部一本，元禄十六癸未年(1703)
《名媛诗归》，享保八癸卯年(1723)；一套八本，天明六年(1786)寅拾番船；
《古今名媛诗归》一部一套，宽政十一己未年(1799)
《彤管新编》一部四本，享保十一丙午年(1726)
《午梦堂诗》一部八本，安永八己亥年(1779)
《本朝名媛诗抄》一部一套，天明三癸卯年(1783)；一套二本，天明六年(1786)寅拾番船
《名媛尺牍》五部各一套(一部新渡，一部阪上领作，三部买请人)，天保十二丑岁(1841)；一部一套，天保十二丑岁(1841)
《彤管遗编》一部二套，申三番船，嘉永二酉岁(1849)五月；一部二套，申四番船，嘉永二酉岁(1849)五月
以上诸书，《闺贞集》不详何时何人所撰，但既然在康熙四十二年已经传入，必为此前所有。《午梦堂诗》当即明人叶绍袁编《午梦堂集》。《古今名媛诗归》与《名媛诗归》当为一种。最早一部为康熙三十四年传入之《古今女史》，最晚一部为道光二十九年传入之《彤管遗编》。还有值得注意的，就是袁枚的《随园三十种》，其中包括《随园女弟子诗选》，输入本极多：
《随园卅种全集》一部十套，天保十二(1841)；又一部十二套；
《袖珍随园三十种》二部，天保十五(1844)；
《随园三十种》二部各十六套，天宝十二(1841)；二部，天保十五(1844)；一部十套，弘化三岁(1846)；一部十套，弘化四岁；一部十二包，弘化五岁；一部八套，嘉永二酉(1849)；一部十套，嘉永六年(1853)。
在十二年中进口了十三部八十八套，这还不能说是完全统计。此外，包含了朝鲜女性诗的其他中国总集，如《列朝诗集》在享保十一年(1726)和二十年(1735)传入，《列朝诗集小传》则在元禄十二年(1699)传入，此书从《列朝诗集》中裁出单行在康熙三十七年(1698)，次年便传入日本。再如《明诗综》，享保六年(1721)有一部四套传入，此后在宝历九年(1759)、天明二年(1782)还不断陆续传入。尽管这里所罗列的，既不是中国女性作品实际传入时间的起讫，也不是传入作品的全部书目，但通过对这一历史片段的截取，也能使我们遥想当年商舶输入的情形。
至于朝鲜输入日本的书籍，虽然有各种零碎的记录，但究竟通过何种途径，只有蛛丝马迹可寻。李德懋《盎叶记》六“东国书入日本”曾记录若干：
《东国通鉴》《三国史》《海东诸国记》《芝峰类说》《理学通录》《朱书节要》《东医宝鉴》《惩毖录》《晋山世稿》《退溪集》《栗谷集》皆入日本。戊辰信使之行也，大阪人上月信敬，字丹藏，号专庵，问：“阳村《入学图说》、晦斋《九经衍义》、退溪《圣学十图》《启蒙传疑》《朱书节要》《天命图》《自省录》、栗谷《圣学辑要》《击蒙要诀》《启蒙补要解》，皆贵国儒书，而此后又有何人著书卫道耶？”此等书，亦已入于日本，故丹藏之言如此。其中《启蒙补解》，我国所未闻者也。《春官志》，李孟休著，曰：“倭所求请书籍，则《五经四书大全》《朱子大全》《十三经注疏》《退溪集》《东医宝鉴》《东文选》之属，不可胜记。而如《杨诚斋集》《五经纂疏》《文体明辨》《周张全书》《文章辨体》《小学》《字训》《吕东莱续大事纪》等书，我国所无，故不许。”(54)
所谓“戊辰信使”，指的是英祖二十四年(1748)的朝鲜通信使，曹命采(1700-？)为此行之从事官，撰有《奉使日本时闻见录》，其中四月十三日记录：
曾闻我国书籍中《惩毖录》《考事撮要》《舆地胜览》等册子前已入来，而今闻《兵学指南》《通文馆志》新入此地云。此皆训别辈受赂觅给者，而不畏邦宪。此辈之奸弊如此，万万绝痛。(55)
更早一次的朝鲜通信使为肃宗四十五年(1719)，制述官申维翰(1681-1752)《海槎东游录》卷四载：
大阪书籍之盛，实为天下壮观……自我邦关市以来，厚结馆译，博求诸书。又因信使往来，文学之途渐开，而得之于酬答之间者渐广故也。最可惜者，金鹤峰《乘槎录》、柳西厓《惩毖录》、姜睡隐《看羊录》等书，多载两国隐情，而今皆梓行于大阪，是何异于觇贼而告贼者乎？国纲不严，馆译之私货如此，使人寒心。(56)
由此可以推知，朝鲜书籍之输入，是由日本人贿赂“训别”(当为通信使团中的低级随员)、“馆译”(当为倭馆或通信使团中的翻译)，由他们私下代为“觅给”。在这些书籍中，也有女性作品。
日本正德元年(朝鲜肃宗三十一年，康熙五十年，1711)辛卯腊月吉旦文台屋治郎兵卫与仪兵卫刊本《兰雪轩集》，乃据朝鲜崇祯后壬申(1692)东莱府重刊本为底本开版。东莱府(今韩国釜山)位于朝鲜东南，与日本对马岛接近，乃通信使赴日必经之地，此书极有可能是由肃宗三十一年朝鲜通信使团成员带入(57)。据井上和雄编《庆长以来书贾集览》，文台屋治郎兵卫自延宝至天明年间(1673-1789)在京都堀川通营业。(58)通信使团抵达京都的时间为该年九月末，十二月初一即开版印刷，可见速度惊人。(59)
东亚民间的书籍互赠，可谓由来已久。文人交往，总是期待“以文会友”，书籍互赠是不可少的。不过，在明清时代以前，主要是中国人向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人赠送书籍，回赠的情况较少。赠送的书籍在被阅读之后，也往往会产生一连串的反应，结成文学史上的成果。如许筠《世说删补注解序》云：
刘说(指《世说》)、何良俊书(指《语林》)行于东也久矣，而独所谓《删补》者未之睹焉，曾于弇州《文部》中见其序，尝欲购得全书，顾未之果。丙午春，朱太史之蕃奉诏东临……将别，出数种书以赠，则是书居其一也。不佞感太史殊世之眷，获平生欲见之书……因博攻典籍，加以注解，虽未逮孝标之详核，亦不失为忠臣也。使元美知之，则必将鼓掌于冥冥中以为愉快焉。(60)
可知王世贞《世说新语删补》由朱之蕃在丙午年(1606)赠送许筠，筠为注释。尽管此书不传，但由于他的注解，促使了《世说新语删补》较之于刘义庆的原作更为流行，是可以推而想之的。许筠之善为文章，与他对《世说》的深入探究也是密切相关的。(61)而朝鲜人向中国人赠送女性作品，也是从许筠开始的。
吴明济曾在许筠等人的大力帮助下，编成《朝鲜诗选》。其书尚未编讫，吴氏中途回国，就携带了兰雪轩诗(很可能就是他所说的“得其妹氏诗二百篇”)，“长安缙绅先生闻之，皆愿见东海诗人咏及许妹氏游仙诸篇”(62)。所以，中国人到朝鲜，一有机会便主动索取。万历三十四年，明廷以翰林修撰朱之蕃为正使、梁有年为副使颁诏朝鲜，此前已闻兰雪轩之名(这应该得自于《朝鲜诗选》)，故与许筠见面之初便询问兰雪轩诗，筠“即以诗卷进，上使讽而嗟赏……两使求石峰书，余适有《玉楼文》两件，分进之”(63)。石峰为韩濩(1543-1605)之号，其书法为海东名笔，颇为当时中国人看重。《玉楼文》即兰雪轩之《广寒殿白玉楼上梁文》，书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仲夏，几乎是韩石峰临终之笔。许筠赠送朱、梁二使的，当为该书法之刻本。朱、梁二人读完兰雪轩诗，分别为其集作序题辞，予以由衷赞美和高度表彰。回国后还继续为之揄扬，正如钱谦益所说，“金陵朱状元奉使东国，得其集以归，遂盛传于中夏”(64)。后人出使朝鲜，更是频繁索取其集。许筠《己酉西行记》载万历三十七年(1609)五月使臣刘实等人索书事云：
徐明来言，在北京见陶庶子龄，言曾见朱宫谕之蕃，道东国有许某者，其姊氏诗冠绝天下，你之彼，须求其集以来。都监乃斯人也，有集在否？余即出橐中一部以给。
徐相公曰：“《兰雪轩集》刘公亦欲得之，俺亦请一件也。”余只余一卷，出给之，令致于使。其一件该给徐者，约于京。田、杨亦请之，俱以京为期。(65)
天启二年(1622)梁之垣出使朝鲜，向李廷龟(1564-1635)索要《兰雪轩集》，李氏《答梁监军之垣书》云：“《兰雪斋诗》果有之云，而家不曾贮，闻板本在远郡，从当印来。”(66)直至肃宗四年(康熙十七年，1678)，清使“求观东国文籍，赍去石洲、挹翠、荷谷、玉峰、兰雪、圃隐等集”(67)，也仍然没有忘记兰雪轩诗。
而当许筠作为朝鲜使臣出使中国的时候，他也将《兰雪轩集》作为礼品赠送。光海君六年(1614)，许筠以千秋兼谢恩正使身份赴中国，金中清(1566-1629)为书状官，撰有《朝天录》，就记载了许筠赠送其姊氏诗集的事：六月十五日，行经辽阳，将兰雪诗集赠送当地官员；六月二十七日，行经小凌河附近，将兰雪轩诗赠送方初阳；七月十日，至永平府，将兰雪轩诗赠送白翰林；十一月十日，筠七月以重赂请白翰林为兰雪轩集作序，至此已撰毕。(68)以上记载未必没有遗漏，但已经不难看出许筠向中国人慷慨赠送其姊氏诗之不遗余力。
洪大容(1731-1783)于英祖四十一年(乾隆三十年，1765)以随员身份到北京，认识了潘庭筠等人，在笔谈间曾触及到女性诗文创作的问题，潘夫人能诗，故极力表彰女性的文学天才。洪大容保守，力言“行修闺范，是乃妇人事。若修饰文藻，以诗得名，终非正道”(69)。然而此后李德懋致潘庭筠书，则主动索取：
前因湛轩闻先生贤阁湘夫人有《旧月楼集》，闺庭之内，载唱载和，真稀世之乐事。诗品与桐城方夫人、会稽徐昭华何如也？似有刊本，愿赐一通，留为永宝。(70)
不仅表现出艳羡之情，而且关注其诗风格，同时提及方夫人(维仪)和徐昭华，前者编有《古今宫闺诗史》，后者为毛奇龄女弟子，皆甚有名气，故李德懋乃援以为比。至于“留为永宝”云云，即便有恭维因素在，至少还是很中听的，想必潘庭筠也会乐于奉送。
东亚女性诗文的流传，其输入方式有时还是非直接的。比如安南的女性创作传入朝鲜，是两国使臣在北京酬唱时附带发生的。李恒福(1556-1618)《书李参议睟光朝天诗后》云：
幼从申君所得见权参判叔强朝京时帖，与安南使者武佐酬唱者居多，而且附本国闺秀送武佐之作数十篇，如淳于莺莺、褚玉兰、徐媪，皆清健豪爽，能弁髦宫掖艳冶之习，盖亦骎骎乎古烈士击筑之遗音欤？申次韶以为二征之余烈，信哉！(71)
这段文字，后来还被李德懋引用到其《清脾录》中，与他对中国、朝鲜女性创作的评论相结合，构成了一幅东亚女性文学创作的剪影。
最典型的例子应该是《兰雪轩集》。此集编纂完成于宣祖二十三年(1590)，乃兰雪轩去世的次年。许筠完成编集后，当时的政坛和文坛领袖柳成龙(号西厓，1542-1607)即作《跋兰雪轩集》，次年又为作序(72)。万历三十四年(宣祖三十九年，1606)，朱之蕃、梁有年出使朝鲜，分别为《兰雪轩集》作序题辞，但直到这时，《兰雪轩集》在朝鲜仍无刻本，还是以手抄诗卷的形式流传。最早的朝鲜刻本要到宣祖四十一年(万历三十六年，1608)才出现。但在中国，此前却已经有了《兰雪轩集》的刻本。可以说，该书的最早刻本的出现不在朝鲜而在中国。
今日可考之最早兰雪轩诗文的刻本，是沈无非刊行之一卷本《景樊集》(已亡佚)。沈氏刊刻此集，且作序云：
是编为箕国士女许景樊诗若文，秀色逼人咄咄，无脂粉气……间剽古人，如“冰屋珠扉”一二语，然肖景处故不害为画师后身，世毋以龟兹王所谓骡也而易之。(73)
沈无非为项鼎铉之妻，据项氏日记载，沈无非“生平酷情研笔，朝夕读书不休，所著诗文成帙。岁丁未悉被于火……有手书所撰《朝鲜许士女集小序》一首，先为其兄沈景倩临上木，今记之以为儿辈存手泽云”。(74)沈景倩即沈德符，乃沈无非之兄。“岁丁未”乃万历三十五年(1607)，《朝鲜许士女集小序》为其手书，其兄此前刊刻《景樊集》时曾临摹上木，据俞士玲教授考证，其付梓时间当在万历三十四年(1606)之前。(75)作为“诗文成帙”的女性，沈无非对朝鲜女性的创作也投入关怀，形成了第一个刻本。
又，潘之恒《亘史·外篇》卷三的内容也是兰雪轩诗，卷首列其《朝鲜慧女许景樊诗集序》，其中提及“曩沈虎臣娣氏曾梓《景樊集》一卷，余读之”，(76)沈虎臣即沈德符，(77)故此处所指就是沈无非刊本，可证他曾亲见此书。而他的作序时间乃在“万历戊申(1608)春日”，可知此本虽与许筠初刊本为同一年，但许跋作于此年孟夏，实晚于潘本。
关于朱之蕃刊刻《兰雪轩集》，前人曾经提及，如钱谦益云：“金陵朱状元奉使东国，得其集以归，遂盛传于中夏。”(78)又《名媛诗归》云：“金陵朱太史兰嵛出使朝鲜，得其集，刻以行世。”(79)朝鲜安往居(1858-1929)《兰雪轩传略》云：“大明万历年间，朱之蕃使朝鲜，得夫人诗稿弁记之……因此播入中国，锓镂盛行，至有京都纸贵之语。”(80)但有关此本刊刻的时间、地点等，皆无记载，无从详考。
许筠在宣祖四十一年初次刊刻《兰雪轩集》，此即李仁荣《清芬室书目》所谓“宣祖末年改铸甲寅字印本”(81)。自此以后，许筠多次在朝鲜和中国向人赠送的集子都是这一刻本。至肃宗十八年(康熙三十一年，1692)东莱府重刊本，其书板在徐有榘正祖二十年(1796)编《镂板考》和宪宗六年(1840)所编《各道册板目录》中均有著录。除了一次性的批量印刷外，个人若有需求，也可以临时印刷。上文引及李廷龟《答梁监军之垣书》，就说可以设法从“远郡”为他添印一部《兰雪轩集》。又如前些年新发现的恩津宋氏家族所传《家藏书籍簿》，为宋浚吉(同春堂，1606-1672)于显宗九年(1668)至十一年间所撰，其中“家印秩”部分就有《兰雪轩集》(82)。所谓“家印秩”，就是根据家庭阅读需要而印刷的书籍。此外还有各种抄本，其中以韩国奎章阁一蓑文库所藏者最为完整。又今日本藏一抄本，与李达《荪谷集》(肃宗十九年癸酉1693年刊本)合册，此书为金公铉(1794-？)所藏，抄写时间则在此前，后为日本前间恭作(1886～1942)在山楼收藏，今归东洋文库。
文集以外，还有单篇文章的书法刻本，即兰雪轩《广寒殿白玉楼上梁文》，有韩濩书法本，书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仲夏，朱之蕃曾向许筠求取韩石峰书法，筠乃以此件进之，朱赞赏云：“楷法甚妙，真卿上、子敬下也，松雪、衡山似不及焉。”“又欲得真本，不得已，以《长门赋》进之。”(83)以为其书品在颜真卿之上、王献之之下，胜过赵孟頫、文征明。既非“真本”，必为刻本。韩氏书法甚为时人所重，也颇受中国人欢迎，(84)兰雪轩文经他书写，雕版行世，必然因此而扩大影响。另外一位书法家李盘(青川子)在七十五岁时也书写了此文，并由蓝芳威带回中国，蓝氏曾经向黄上珍、潘之恒展示，潘评“其字遒媚，无—败笔”(85)。
日本的翻刻本上文已提及，乃正德元年(朝鲜肃宗三十一年，康熙五十年，1711)辛卯腊月吉旦文台屋治郎兵卫与仪兵卫刊本，底本为朝鲜东莱府重刊本，只是将一卷裁割为两卷，题为《兰雪轩诗集》，今藏日本国会图书馆和公文书馆。又，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松皋堂抄本、东京大学总合图书馆阿川文库藏抄本，这些在中国、朝鲜和日本的刻本和抄本的大量存在，也就汇合成《兰雪轩集》在东亚的环流。
由于女性作品在东亚的环流，根据能够阅读到的文献，编选他国女性作品，也成为一时的风尚。上文曾经提及，中国人编选女性作品集，“夷夏兼录”已经成为十七世纪以降的通例之一。这也不限于中国一地，在日本和朝鲜也同样存在。
先看日本。如《名媛诗仙集》，藤昌琳撰，宽文十一年(1617)序，延宝六年(1678)跋刊。此书据明人郑文昂《古今名媛汇诗》，从中选出唐宋元明四代三十六位女诗人的七言绝句，列作者图像及传记，并交代出典。“三十六”之目，自云仿《本朝女歌仙》。除此以外，还利用了一些小说数据，如武则天名下用到的《如意君传》(86)，莺莺名下用到的《情史类略》(87)，把这些作品归在“名媛诗仙”之下，既有点匪夷所思，亦颇有值得探索的意味。而“三十六”的传统，最早见于平安时代藤原公任(966-1041)的《三十六人撰》，其后又《中古三十六歌仙》，至镰仓时代中期，乃有《女房三十六歌仙》，江户之初，石川丈山(1583-1672)又立“三十六诗仙”，于京都建“诗仙堂”。故此选本虽取材于中国，在编选上则富有日本特色。
又如《随园女弟子诗选选》上下卷，大窪行(号诗佛，1767-1827)编，江户和泉屋庄次郎等，文政十三年(1830)刊，后又有天保十五年(1844)刊本。本书自《随园女弟子诗选》中再作甄选，共得随园女弟子十九人诗。上文根据现存舶载类书目，《随园女弟子诗选》随着《随园三十种》输入日本的时间，最早是在天保十二年(1841)，但既然大窪氏能够在文政十三年编纂此书，则其传入时间显然要更早。大窪诗佛在当时与菊池五山(1769-1849)、市河宽斋(1749-1820)、柏木如亭(1763-1819)等人成立了江湖诗社，共倡“清新性灵”之诗，他们重刻了袁枚的《随园诗话》，但并非简单地将中国本照样翻刻，而是从中选出“合法之诗及论数十百首”(88)，经过其自身的筛选。《随园女弟子诗选选》的情况也类似，原书六卷，大窪选出二卷。菊池五山又被时人称作“本邦之袁子才”(89)，既仿《随园诗话》而作《五山堂诗话》，又“每逢闺秀诗，必抄存以广流传”(90)，可见这一诗社骨干皆积极推动女性作品的流传。
到了明治时期，类似的编集更多，略举如下：
《名媛诗归绝句抄》二卷，阙名选，江户末明治初抄本。
《历代名媛诗文》二卷，久保田梁山选，小野长愿(湖山)校，东京正荣堂内田弥兵卫刻本，明治十一年(1878)版。
《历代名媛尺牍》二卷，清陈韶编，日本岛田均校，明治十一年刊巾箱本。
《历代名媛尺牍》二卷，清陈韶编，日本岛田均校，东京万青堂刊，明治十一年版。
《历代名媛尺牍》二卷，清陈韶编，大冈让点，大阪关原利助刊本，明治十一年版。
再看朝鲜。朝鲜人编集的中国作品，现存最早者为高丽时期的唐诗选本《十抄诗》，且有丽末僧人的注释。而第一部日本诗选，是由李书九(1754-1825)、柳得恭(1749-1807)、朴齐家(1750-1805)、李德懋等人参与编纂的《日东诗选》，又名《蜻蛉国诗选》。此皆集中于一国。柳得恭在正祖二十年(1796)编纂的《并世集》，选录了中国、日本、安南、琉球诗人的作品，颇具东亚汉文化圈的整体眼光。只是以上诗选，一概未涉及女性作品。第一部作品，是朝鲜纯祖中期(1818年前后)无名氏编《名媛诗归抄》一卷一册，编选中国名媛数十家作品。此书后为前间恭作收藏，现归日本东洋文库。(91)又朝鲜末期郭灿编《东洋历代女史诗选》，(92)虽然出现较晚，却是迄今为止较为全面展示东亚女性诗歌面貌的惟一选本。全书六卷，分选中国、日本和朝鲜女性诗凡五千五十余首，卷一至卷五是中国部分，自上古少昊嫘祖至晚清康同璧，卷六为日本、朝鲜部分，日本十六人，朝鲜五十二人。此书编于日据时代的朝鲜，故在编选次序上以日本置于朝鲜之前，选本本身也存在一些问题，但在21世纪的今天，当我们重新以东亚整体眼光考察女性作品，本书实具有开创意义，客观上也能给人以启示。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欧美书籍史研究领域中，人们越来越普遍地认识到，“书籍史是一门重要的新学科，是一种用社会史和文化史的方法研究人类如何沟通和交流的学问”，“人们的想法和观念是怎样通过印刷品得到传播的，阅读又是怎样反过来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93)可见，近三十年来的欧美书籍史研究，已经完全摆脱了纯物质、纯技术的观念，而是试图采用社会史、文化史等方法，探讨书籍在人类沟通和文化转移方面的作用。在东亚书籍史的研究中，以往的工作偏重在汉籍的“东传”或“回流”，而较少着眼于“环流”(94)。无论曰“东传”或“回流”，其考察的路径往往是单向的，而“环流”的视角所见者，则是曲折的、错综的、多元的流动，而且这种流动还是无休止的。前者所获往往是书籍传播的“表象”，而“环流”着重探索的是书籍传播、阅读之后的“心象”。2010年举办的“印刷出版与知识环流——十六世纪以后的东亚”国际会议，尽管其主旨已有新意，会议论文在具体问题的探讨上或多新见，但实际成果依然属于单向的，能够在文献、历史、理论和方法上达到“环流”要求的实为罕觏。沈国威先生在论文集的“跋”中指出：“环流的视角要求我们，不仅关心书籍的印刷出版，还要注意书籍的流通、阅读(包括对流通、阅读的限制)；当然更主要的是书的著者、内容。”(95)我基本赞同他的意见，但认为核心问题乃在阅读，书籍的内容是通过“阅读”或“误读”而发生影响。所以，我理解的“书籍环流”，包含了书籍本身在传播中的多向循环，书籍内容的阅读、接受并反应的互动，以及由此引发的观念和文化立场的变迁。这一题旨相当丰富，限于篇幅，本文仅仅就明清时期女性书籍在东亚的环流现象作了一个初步的描写，概括为采访、购买、输入、馈赠、翻刻、编集等六目，略举其例以明之。至于这些书籍是如何被阅读，阅读中出现了哪些误读，阅读后又是如何发生影响，则拟在今后的论文中续作探讨。
①《诗薮》外编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63页。
②《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414册，济南：齐鲁书社，1999年，第331页。
③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九十三《名媛汇诗》，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65年，第1766页。
④林鹅峰编：《本朝一人一首》卷三，《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本附原文，东京：岩波书店，1994年，第371页。
⑤赵锺业编：《修正增补韩国诗话丛编》第1卷，首尔：太学社，1996年，第510～511页。
⑥《大东野乘》本，京城：朝鲜古书刊行会，明治四十二年，第327页。
⑦《清脾录》卷三，《青庄馆全书》卷三十四，《韩国文集丛刊》第258册，首尔：景仁文化社，2000年，第45页。
⑧金宗瑞：《高丽史节要》卷六肃宗明孝大王丙子元年九月，首尔：明文堂，1981年，第153页。
⑨《东国李相国集》卷十七，《韩国文集丛刊》第1册，第469页。
⑩金富轼：《三国史记》卷九，首尔：景仁文化社，1973年，第79页。
(11)《东人诗话》卷下，《修正增补韩国诗话丛编》第1卷，第511～512页。
(12)《鹤山樵谈》，《稗林》本，首尔：探求堂，1991年，第24页。
(13)《研经斋全集》外集卷六十一，《韩国文集丛刊》第278册，第108页。
(14)其中也有个别讹误，如《青泥莲花记》、《露书》皆为笔记小说，非女性诗集。
(15)参见张伯伟：《清代诗话东传略论稿》，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二章。
(16)有关现存各种《皇华集》的介绍，杜慧月《明代文臣出使朝鲜与〈皇华集〉》下编有概述(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可参看。
(17)《惺所覆瓿稿》卷十八，《韩国文集丛刊》第74册，第291页。
(18)祁庆福：《朝鲜诗选校注》，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9年，第238～239页。
(19)蓝芳威：《选刻朝鲜诗小引》，《朝鲜诗选》卷首，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图书馆藏本。
(20)《蓝将军选刻朝鲜诗序》，同上注。
(21)参见李锺默著，李春姬译：《关于伯克利大学藏本蓝芳威编〈朝鲜诗选全集〉》，载张伯伟编：《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四辑，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22)沈文倬校注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70页。
(23)《耳谈类增》卷五十四“朝鲜许姝氏诗”，《续修四库全书》第126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11页。
(24)《小华诗评》卷下，《修正增补韩国诗话丛编》第3册，第524页。
(25)《清代韩中朝贡贸易考》，收入金善妮译：《中韩关系史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229页。
(26)参见张存武：《清韩宗藩贸易(1637-1894)》第二章、第三章，台北：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8年。
(27)《青庄馆全书》卷十九，《韩国文集丛刊》第257册，第255页。
(28)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
(29)《万历野获编》卷三十“朝鲜国诗文”条，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786页。
(30)《陶谷集》卷二十八，《韩国文集丛刊》第181册，第455页。
(31)李宜显《陶峡丛说》指出：“选明诗者亦多，钱牧斋《列朝诗集》当为一大部书。盖自元末明初至明之末叶，大篇小什，无不搜罗尽载。而旁采僧道、香奁、外服之作，亦无所遗，实明诗之府库也。”(《陶谷集》卷二十八)
(32)胡文楷编著：《历代妇女著作考》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885页。
(33)(34)钱谦益：《列朝诗集》闰集，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6857、812页。
(35)《静志居诗话》，《明诗综》卷九十五上引，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4403页。
(36)《静志居诗话》，《明诗综》，卷九十五下引，第4453页。
(37)《池北偶谈》卷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426～429页。
(38)张伯伟主编：《朝鲜时代女性诗文集全编》上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15页。
(39)《同文汇考补编》卷七，《同文汇考》第12册，台北：珪庭出版社，1980年，第950页。
(40)《池北偶谈》卷十八“名媛诗”条，第435页。
(41)《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九十三《名媛诗归》提要语，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759页。
(42)《题林碧堂七首稿后》，《药泉集》卷二十七，《韩国文集丛刊》第132册，第455页。
(43)《石北集》卷十一，《韩国文集丛刊》第231册，第414页。
(44)申光河：《申光洙行状》，《石北集》卷十六附录，同上注，第506页。
(45)《朝鲜时代女性诗文集全编》上册，第608页。
(46)《入燕记》(下)，《韩国文集丛刊》第259册，第220页。
(47)在中朝之间书籍输入的情况极少，偶而出现，也是由于漂流船的原因，并非图书贸易。
(48)代表性的著作如山脇悌二郎《長崎の唐人貿易》、大庭修《江戶時代におけゐ唐船持渡書の研究》、松浦章《清代海外貿易史の研究》等。
(49)《少室山房笔丛》卷四，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41～43页。
(50)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
(51)《乐我室遗稿》卷二，崇文丛书第二辑之五十一，东京：崇文院，1931年，第8页。
(52)李尚迪：《读〈蔫录〉》，《恩诵堂集》续集“文”卷二，《韩国文集丛刊》第312册，第242页。
(53)据大庭修：《江戶時代におけゐ唐船持渡書の研究》资料编，大阪：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1967年。
(54)《青庄馆全书》卷五十九，《韩国文集丛刊》第259册，第56页。
(55)辛基秀、仲尾宏编：《大系朝鲜通信使》第六卷，东京：明石书店，1994年，第131页。
(56)《青泉集》续集卷六，《韩国文集丛刊》第200册，第491页。
(57)我此前在《朝鲜时代女性诗文集全编》的《兰雪轩集》解题中提出这一看法，得到日本仓员正江教授的呼应，见其《〈九州諸将軍記〉揭載李玉峰、許蘭雪軒記事についての一考察——〈雨朝平攘録〉に記録された朝鲜女流詩人——》(载《近世文芸研究と評論》第八十二号，2012年6月)。现在需要稍作修正，即此书之传入并非出于通信使团宣扬朝鲜文教之盛的目的，而是某些“不法”者受日本人的贿賂而代为私购的。
(58)《庆长以来书贾集览》，大阪：高尾书店，1916年，第84页。
(59)再举一个可以类比的例子，申维翰《海槎东游录》卷四记载：“湛长老以大阪新刊《星槎答响》二卷示余，此乃余及三书记与长老答赠诸什，而所刊在赤关以前之作，余未卒业。然计于一朔之内，剞劂已具。”(《青泉集》续集卷六，《韩国文集丛刊》第200册，第491～492页)刊刻两卷书，仅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60)《惺所覆瓿稿》卷四，《韩国文集丛刊》第74册，第173～174页。
(61)李德懋《耳目口心书》(四)指出：“许端甫《覆瓿集》简牍娟奇可喜，东国罕有也。学明文者，而其取用者，一部《世说》也。”(《青庄馆全书》卷五十一)这里的《世说》，也应指王世贞的《世说新语删补》。而许筠所影响实不止于尺牍，他在其后编纂的《闲情录》一书，更能体现他对“世说体”的仿造。
(62)《朝鲜诗选序》，《朝鲜诗选校注》，第239页。
(63)《惺所覆瓿稿》卷十八《丙午纪行》，《韩国文集丛刊》第74册，第290页。
(64)《列朝诗集》闰集，第6856页。
(65)《惺所覆瓿稿》卷十九，《韩国文集丛刊》第74册，第296页。
(66)李廷龟：《月沙集》卷三十四，《韩国文集丛刊》第70册，第89页。
(67)《通文馆志》卷九，首尔：民昌文化社复制日本朝鲜总督府影印京城帝国大学藏本，1991年，第134页。
(68)参见金中清：《朝天录》，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11册，首尔：韩国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448、465、481、542页。
(69)《湛轩书》外集卷二，《韩国文集丛刊》第248册，第136页。
(70)《青庄馆全书》卷十九，《韩国文集丛刊》第257册，第264页。
(71)《白沙集》卷二，《韩国文集丛刊》第62册，第197页。
(72)此序已佚，据许筠甲辰(1604)八月《上西厓相》云：“辛卯岁，辱制亡姊诗集序文以惠。”(《惺所覆瓿稿》卷二十)可见柳氏确序其集。
(73)(74)项鼎铉：《呼桓日记》卷二引，《北图古籍珍本丛刊》第20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454、453页。
(75)参见俞士玲《明末中国典籍误题兰雪轩诗及其原因考论》的相关内容，载张伯伟编：《风起云扬——首届南京大学域外汉籍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04～305页。
(76)《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94册，第23页。
(77)清人厉鹗《焦山古鼎》诗自注云：“明世宗自号天池钓叟，见沈虎臣《野获编》。”(《樊榭山房集》卷六)即指沈德符之《万历野获编》。
(78)《列朝诗集》闰集卷六，第6856页。
(79)《名媛诗归》卷二十九，《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39册，第329页。
(80)《朝鲜时代女性诗文集全编》上册，第171页。
(81)张伯伟编：《朝鲜时代书目丛刊》第八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4692页。
(82)参见韩国庆北大学校Song Ke-Young博士“A Study on the Time of Making Gahang Seojeokbu Handed Down by Dongchundang's Descendants Family”，文末附录经过整理的《家藏书籍簿》，载韩国《书志学研究》第38辑，2007年12月，第1～33页。
(83)许筠：《丙午纪行》，《惺所覆瓿稿》卷十八，《韩国文集丛刊》第74册，第292页。
(84)《星湖僿说类选·技艺门》“韩石峰”条载：“壬辰天将李如松、麻贵、北海滕季达及琉球梁粲之徒，皆求书带去。王世贞云：‘东国有韩石峰者，其书如怒猊决石。’朱之蕃亦云：‘当与王右军、颜平原争其优劣。’”(首尔：明文堂，1982年，第449页)
(85)《亘史》外编卷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94册，第23页。
(86)《如意君传》是现存明代最早的艳情小说，以中国传统观念看来，其与“名媛”品格相去甚远，现存版本皆为和刻本，日本且多有翻译、仿作、改写等，而从《名媛诗仙集》的引用来看，也可以为此书在江户时代的流行添一佐证。
(87)参见仓员正江：《〈九州諸将軍〉記揭載李玉峰、許蘭雪軒記事についての一考察——〈雨朝平攘録〉に記録された朝鲜女流詩人》第七节。
(88)荏土柏昶《序》语，长泽规矩也编：《和刻本汉籍随笔集》第20辑，东京：汲古书院，1978年，第71页。
(89)加藤良白：《柳桥诗话》卷上，赵锺业编：《日本诗话丛编》第9册，首尔：太学社，1992年，第35页。
(90)《五山堂诗话》卷二，《日本诗话丛编》第7册，第95页。
(91)藤本幸夫：《日本现存朝鲜本研究·集部》，京都：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6年，第114页。
(92)《东洋历代女史诗选》，京城：宝文馆，1920年。
(93)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书籍史话》，收入《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85页。
(94)较为集中的论述不妨以王勇主编的《书籍之路与文化交流》为例，该书精选了2006年在杭州举办的“书籍之路与文化交流”国际研讨会上的论文，所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最新出版的王勇主编之《东亚坐标中的书籍之路研究》(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年)，其第二编命名为“典籍环流”，夷考其实，主要讲的还是单向的传播。
(95)关西大学文化交涉学教育研究中心、出版博物馆编：《印刷出版与知识环流：十六世纪以后的东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9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