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冰岛 顾燕峰:中国农村的制度变迁与非农就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8 次 更新时间:2019-09-19 23:5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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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冰岛   顾燕峰  
我们将1979—1984年划分为第四个时期。1985年初,人民公社解体,农村的生产和生活组织方式发生根本性变化,农民开始在劳动力市场跨区域流动并形成“民工潮”,我们将1985—1996年划分为第五个时期。

   由于经济结构的区域不平等(Xie & Hannum, 1996),非农就业机会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我们在模型中控制省固定效应以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三)模型

   基于人-年数据,本文使用事件史分析中的离散时间风险模型来估计各个自变量对农民获得非农工作的影响。这是一个逻辑斯蒂模型:

   Logit(P) = α + βp*PC + βh*HC + βc*C+ε

   其中, P表示被访者实现非农职业转换的概率。PC代表政治资本,包括家庭成员共产党员身份、父亲干部地位、个人参军经历及家庭成分,βp是相对应的政治资本变量的系数;HC表示人力资本变量,主要是教育年限,βh表示人力资本变量的系数;C和βc分别代表一系列控制变量及其对应的回归系数;α是截距,ε是误差项。

   由于“当代中国生活史与社会变迁”调查在城市和农村使用了不同的抽样比例,且在入户抽样时,不同家庭户人数使得个体进入样本的概率不同,因而为了让模型结果能够更好地代表全国,我们在估计时考虑人口权重。

  

   四、实证分析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

   表1的第一部分是对1950—1996年处于18—60岁的所有人-年观测数据的描述性统计。被访者实现非农职业转换的平均概率为3.7%。分时期来看,这一概率似乎呈总体下降的趋势:在1950—1957年,农民获得非农工作的比例为12%左右,这一比例在1967年跌至历史最低点,最终徘徊在3%—4%之间。

   由于人-年数据结构的特殊性,我们在应用18—60岁样本讨论非农职业转换风险率时,还应注意以下问题:首先,由于年龄区间较宽,人-年数据的晚期观测值远远多于早期。表1显示,1950—1957年的观测值数目仅为2485个,1958—1965年增长了近一倍,而1985—1996年更是增至近十倍之多。不断增大的样本,说明在晚期我们可能将事实风险率很低的个体混入了风险集。其次,依据本文对风险集的定义和人-年数据转换方式,早期观测值的平均年龄必然会远低于晚期。如表1所示,各时期样本平均年龄从1950—1957年的22.11岁逐步增长至1985—1996年的35.71岁,这体现了较大的样本异质性(heterogeneity)。研究表明年轻人更易获得非农工作(Yang, 1997),因而较晚时期内的观测值由于平均年龄较大,很可能低估非农职业转换的真实风险率⑧。

   为了揭示非农职业转换的真实概率,尤其是比较其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变化,有必要对风险集的年龄做进一步的限定。表1的第二部分显示,当我们把风险集限定在18—30岁区间时,所能观测到的事件数已达到总体事件数的83.3%(1960/2353),且各个时期内观测值数量的差异变小,样本平均年龄相当接近(22—24岁),因而更具可比性。据此,我们使用18—30岁这一分析样本来讨论1950—1996年农民获得非农工作的风险率。对于离散时间风险模型的估计,为了将所有的“事件”都纳入分析,我们仍然使用18—60岁的完整样本,而仅仅用18—30岁的亚样本来进行稳健性检验。

   图3分别基于18—30岁和18—60岁样本,展示了历年农民实现非农职业转换的离散时间风险率。在1966年以前,两个样本所显示的风险率曲线基本重合⑨,而之后18—60岁样本明显低估了实际非农职业转换率。分时期来看,历年非农职业转换率的变化与农村制度变迁的历史高度印证。1950—1957年非农职业转换的风险率在3%—10%之间波动,并呈逐年下降的趋势。新中国成立伊始非农职业转换的高风险率可能和国家调整与恢复国民经济的举措相关。肇始于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促使农民向非农职业转换的风险率攀升至近15%,达到1950—1996年的最高峰。然而,激进的工业化政策和僵化的公社管理与分配制度随即导致了1959—1961年严重的经济困难,非农职业转换的风险率到1961年迅速下降至4.6%。为了缓解全国范围内的经济危机,共产党对农村的组织管理架构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试图理顺管理体制以促进农村经济的调整与恢复,这使得非农职业获得的风险率在1962年回升至6.73%。然而,党内对三年困难时期采取的一系列应急改革措施,尤其是包产到户是否应该作为人民公社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延续下去,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这些争论最终导致了政治方向的收紧,“四清”等政治运动盛行(陈吉元、陈家骥、杨勋[主编],1993:338-339),非农工作转换的风险率在1962年以后于波动中不断降低。“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的1967年,非农职业获得的风险率跌至2.25%,达到历史最低点,其后稳定在4%—5%之间。1978年底,农村开始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经济改革,这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热情,释放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使得非农职业转换的风险率逐步提升,而农村劳动力教育程度的改善也加速其非农转型。20世纪80年代初,非农职业获得的风险率一直保持在6.5%左右。1985年政社分开以及建立乡政府的工作顺利结束,标志着人民公社制度的终结。农村生产组织方式的巨大改变,赋予了农民自由劳动支配权,农村工业化和乡镇企业的发展使农民获得了大量本地非农就业的机会,同时城市私营经济的发展也吸引着大批农民工进城谋生。⑩非农职业转换风险率在1985年以后稳步上升,并于1995年达到9.24%。11

   非农职业转换风险率的波动与农村政治经济政策变迁的历史高度吻合,既从理论上支持了制度主义视角的合理性,也从实证上说明了本文事件史数据的可靠性。

   (二)离散时间风险模型

   1. 平均趋势

   表2是1950—1996年18—60岁农民从农业向非农职业转换的离散时间风险模型估计结果。模型1显示,在控制历史时期和省份固定效应时,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被访者获得非农工作的发生比提高23.5%(e0.211-1)。同时,男性更有可能从事非农工作。而年龄对非农职业转换的影响呈U型曲线,那些最年轻和最年长的劳动者更有可能获得非农职业。

   模型2表明,在控制历史时期和省份固定效应以及人口学因素后,所有与政治资本相关的变量都显著地影响农民获得非农工作的概率。家庭成员的共产党员身份使其发生比增加1.30倍(e0.835-1),而父亲职业在农村子女工作转换中的作用则更为明显:相比父亲为农民的被访者,父亲的干部身份能使非农工作转换的发生比提高2.55倍(e1.266-1);即使父亲为普通的职工,被访者获得非农工作的发生比也会提高1.33倍(e0.847-1)之多。这些发现验证了权力对社会不平等的影响,也说明农村社会代际之间的职业传承。有参军经历的被访者非农工作转换的发生比是普通农民的3.73倍(e1.316)。这说明,作为政治忠诚度的一种体现,参军在农村构成了一条重要的向上流动的渠道。

   在控制家庭成员共产党员身份、父亲职业,以及个体参军经历后,家庭出身——这一自土地改革开始就烙印在每个中国人身上的政治基因标签——仍对非农工作的获得有显著影响。与“反革命”家庭出身的被访者相比,出身于革命干部、军人、烈士家庭者实现非农转换的发生比高1.35(e0.856-1)倍,而工人、职员和自由职业者家庭出身的高0.93(e0.658-1)倍。值得注意的是,出身中农和小业主的被访者相对于“反革命”都有较高的概率获得非农工作,而贫农并不具备这种优势。

   在模型2的基础上,模型3进一步控制教育年限变量。模型3验证了我们之前的发现,它表明家庭背景深刻地影响着农村社会的职业不平等,而教育和参军则在职业代际传承之外为农村居民提供了向上流动的开放性通道。值得注意的是,在教育年限一致的条件下,贫农出身的获得非农工作的发生比比“反革命”高38.1%(e0.323-1)。可见,模型2中我们无法观测到的贫农优势,很可能是被其弱势的教育水平抵消了。

   2. 历时比较

   表2的回归结果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各种政治和人力资本在非农职业市场上的平均回报。为了了解这些回报随着制度变迁的情况,我们进一步分时期估计农民实现非农工作转换的概率,如表3所示。

   我们首先关注人口学因素的影响。比较性别这一变量在模型1至模型5中的回归系数,我们发现男性在农村非农劳动力市场上的优势集中在“文革”及之后的80年代初。尽管之前的文献强调再分配体制下国家力量对男女平等的推动,并将市场化作为转型期以后劳动力市场上性别不平等的起源(He & Wu, 2017),但本文的发现挑战了这一结论。新中国成立之初,在意识形态上强调“妇女劳动力的大解放”,同时由于“人人有活干,户户无闲人”的国家统分统配就业机制,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差异被迅速消弭。而“大跃进”全民办工业导致劳动力的一度短缺,政府号召“全部妇女劳动力一律参加到劳动战线上去”(金一虹,2006),可见“文革”前的中国见证了相当程度的性别职业平等化。“文革”期间的经济停滞使农村非农就业机会跌至谷底。非农职业的稀缺性凸显了男性优势,那些仅有的社队领导以及社队企业职位多数被男性获得。这种性别优势一直延续到80年代中期“民工潮”开始,当妇女尤其是年轻女性作为农民工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量涌入城市非农就业市场才宣告结束。职业获得的性别不平等并不能够用市场化因素做单一而线性的解释,它在制度变迁的历史中被国家的力量不断重塑。具体到农村非农就业机会的获得问题,我们应当关注这种机会本身的稀缺性,以及这些非农职业的性别隔离(He & Wu, 2017)——社队管理和纺织厂流水线工作对女性的偏好程度显然不同。表3也说明,年龄对非农职业获得的影响呈U型曲线,这一点在各个历史时期并无显著差异。

   与许多文献一致(Brauw & Rozelle, 2008; Wu & Xie, 2003; Yang, 1997; Zhao, 1997),本研究验证了教育对农民获得非农工作的显著影响。表3显示,在1950—1996年的五个历史时期中,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农民向非农职业转换的发生比将增加20%(e0.179-1)至28%(e0.248-1)。教育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职业回报差异不大,仅在改革时期略微下降(p = 0.031)。这与市场转型理论的观点相悖,它不仅说明教育作为一个提高人力资本要素在再分配时代仍然有效(Walder, 1995b; Walder, Li & Treiman, 2000),也说明市场化并不必然导致人力资本回报的上升(Wu & Xie, 2003)。教育回报的下降可能是因为改革开放后人均教育水平普遍提高而导致的农村教育贬值12,也可能是由于城市劳动力市场提供的大量非技术性体力工作而降低了非农职业的教育门槛。

接下来我们探讨共产党员身份、父亲职业和参军经历的影响。表3显示,除了在“大跃进”及之后的经济调整年间(模型2),家庭成员的共产党员身份在其他历史时期都显著地提高了农民进入非农职业的概率。跨时期的统计检验结果表明,除1985年以后党员身份的作用显著降低外(p = 0.078),其他时期党员身份的影响均无显著变化。相比较而言,父亲职业的影响在各个历史时期表现得更为稳定:父亲的干部身份在1958—1996年能使子女获得非农工作的发生比显著提高1倍至5倍13,(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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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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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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