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利兵:制度与生活:海洋秩序的渔民实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3 次 更新时间:2019-09-19 23:48:55

进入专题: 民族国家   海洋秩序   渔民实践   南海    

王利兵  

   【内容提要】 当前学界对于海洋秩序的认识主要停留在国家主义的话语层面,认为海洋秩序是民族国家制度实践下的产物,忽视了渔民实践中的海洋秩序构建及其重要性。渔民实践中的海洋秩序主要表现在渔民群体日常生活的诸方面以及由此所形成的一系列传统、知识和规则,充分体现了渔民自身的能动性以及海洋的自由流动性,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秩序生成。随着民族国家的发展以及市场化的推进,制度逐渐侵入和征服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导致渔民实践中的海洋秩序逐步式微。面对外部的冲击和挑战,渔业社区自身固有的文化传统和机制通常会表现出一种对于外来事物的整合、吸收甚至超越的能力,而渔民亦会竭力维护传统。不过渔民并非一味地拒斥民族国家和现代性而坚守传统不变,有时他们也会根据实际生活的需要来调和两者之间的矛盾,策略性地周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

   【关键词】 民族国家 海洋秩序 渔民实践 南海

  

   斯科特(James C. Scott)在《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一书中曾指出,国家行政治理的核心在于可识别性(legibility)。国家对于管辖范围内的领土空间和统治对象采取和施行各类制度,对传统民情和地方性知识进行压制,其目的便在于可识别和简单化,进而建构出一套易于控制的社会秩序。然而,从国家实践来看,虽然正式制度有时不承认传统民情和地方性知识,但其实践过程又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依赖后者构成的文化和社会心理情境,因为一味对后者进行压制往往会带来无序。①肖瑛在讨论中国社会变迁时,同样区别了两种不同的秩序观,即政治制度与日常生活,其中“前者是基于明确的价值观念和理论理性而制定的明文规则,简单化和清晰性是其特点;后者只有局部且模糊的合理性”。②肖瑛所采用的“制度与生活”的分析模式是为超越“国家与社会”这一传统的二元对立的结构主义分析模式,将日常实践同社会结构变迁勾连起来,进而为探究社会结构变迁的微观动力机制提供一种解释框架。“制度与生活”的概念和解释框架与本文的目的较为契合,需要指出的是,当前学界针对制度与生活的讨论和案例研究基本限于陆地空间和人群,对于海洋空间的国家治理与民众的日常生活的讨论和研究基本阙如,而本文就提供了这样一个特殊案例。海洋在多数人的印象中只有国家在场,活跃在海洋上的族群只是一个零散的、无序的力量,附属于国家的制度体系。本文意在消除人们对于海洋空间以及海洋族群的这种刻板印象,通过对海洋秩序的建构这一关键问题的分析,发掘出海洋空间上的底层历史、生活和政治,也因此本文在制度与生活这一框架下将更加侧重对民众的历史传统和日常生活进行描述和分析。

  

   一、概念与问题

  

   在社会学的定义中,“秩序”指整合问题,即社会如何成为一个整体,秩序问题对于理解社会体系的边界极为重要。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对于秩序的定义和认识更加深刻,他在讨论民族国家与秩序问题时曾经指出:“秩序问题应被看成是时间-空间伸延(time-space distinciation)的问题,即:在什么条件下时间和空间被组织起来,并连接在场和缺场的?……至少在某些方面,现代社会(民族国家)有着被明确限定了的边界。但是所有这些社会都被一些纽带和联系交织在一起,这些纽带和联系贯穿于国家的社会政治体系和‘民族’的文化秩序中。”③吉登斯的观点与人类学家对于“秩序”这一概念的认识颇为一致④,两者都强调秩序本身包含着一种动态的关系,而这种动态关系在以流动性为主要特征的海洋空间上体现得十分明显。具体到本文,笔者想讨论的是在民族国家的背景下,渔民面对的海洋时间和空间的重新定义和重新组合对于海洋秩序所产生的影响,尤其是对社会关系方面的影响。

   现在我们在讨论海洋秩序时基本上使用的是一种国家主义话语,在国家主义话语之下,海洋秩序往往表现为一种静止的关系结构,被认为是国家实践的产物。在这种情况下,容易造成一种假象,即所谓的海洋秩序主要是一种国家主导下的制度安排,而民众的海洋实践被视为国家制度影响下的产物。因此,在政治地理学和国际关系学看来,基于民族国家间力量对比的海洋权益的争夺以及由此形成的制度关系就是海洋秩序。⑤也就是说,无论是政治地理学抑或国际关系学,它们提到的海洋秩序更多的是指一种制度的架构形态,是对民族国家之间以及民族国家与海洋之间关系的一种高度概括。笔者认为,对于海洋秩序的这种定义和认识显然忽视了民众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与海洋秩序构建中的能动性,⑥同时也忽略了区域海洋内原有的关联性,后者更是区域海洋秩序构建和维系的基础。在《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一书中,埃里克·沃尔夫(Eric R. Wolf)曾严厉批评那种视民族、文化和社会为相互割裂的实体的观点(这种观点乃是早期人类学的典型主张)。沃尔夫认为,在现代世界体系兴起之前,已经存在很多个地区性的世界体系,这些世界体系皆具有超社会体系的特征,因此“我们需要一种关联的、辩证的视角”来观看和思考区域社会与文化。⑦类似沃尔夫这种观点在人类学区域研究中还有很多,即不再强调文化是有边界的,各个文化社会之间都是互相关联的。比如,杜赞奇(Prasenjit Duara)认为,历史进程更多是以网络和流动的形式呈现,作为区域整体的亚洲在历史上并不具有严格的疆界,而是一个通过贸易和宗教紧密相连的网络社会,其中以南海区域为核心的经济和社会网络的历史形成过程,对于整个区域内不同文明与社会间的对话与融合具有深远影响。⑧杜赞奇在关于区域亚洲的研究中曾指出,区域的形成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自下而上”形成的区域(region formation),它更多偏向于自然而非社会性的形成,就像季风和海上贸易推动亚洲内部的关联,进而自然地建立了经济上和知识上的交流和关系网;第二种是“自上而下”的区域化(regionalism or regionalization),它指的是政治家通过政治上的、物质上的和知识上的方式创建的一个区域,这种区域概念在20世纪以后变得日益重要。⑨在区域研究的肇始者中,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也曾表达过类似观点。在施坚雅的研究中,由省、府、州、县等行政区划所构筑的区域范畴不同于“由经济中心地及其从属地区构成的社会经济层级”,前者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人为秩序,后者更多体现为一种自下而上的自然秩序。⑩

   具体到海洋空间上,笔者认为同样存在两种秩序:第一种是由国家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海洋秩序,它主要体现为国家间的竞争、协商,是一种制度层面的海洋秩序。11政治地理学认为,海洋秩序的主体是国家,现代意义上的海洋秩序主要是通过民族国家的行动来维护,国家主权的互动是影响现实海洋秩序的一个主要条件。自地理大发现以来的数百年里,海洋秩序基本是通过西方几个主要民族国家间争夺制海权而得以确立,海洋秩序的变迁遵循的是“强权即公理”的规则。12时间发展至20世纪中叶,随着民族国家的纷纷成立及其主张海洋权利,迫切需要一种全新的海洋规则和制度来解决海洋领域的民族国家争端并确立新的海洋秩序。1982年,由所有主权国家参加并通过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一次从制度层面对领海、公海、大陆架、专属经济区等概念做出了明确界定,实现了海洋规范性制度的统一,避免了因海洋法渊源多轨制产生的海洋秩序不稳定,对当今全球领海主权争端以及海洋资源管理等起到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可以看作制度层面海洋秩序的一次最佳展示。从民族国家构建的角度看,《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正式出台,标志着以民族国家要素生长为主要内容的海洋新秩序开始建立。13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颁布之后,各种区域性的制度规则也纷纷出现,比如在《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框架下所达成的各类制度协议同样可以被看作从制度层面对南海区域所做的一种秩序安排。以上各种海洋制度的确立虽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海洋秩序的稳定,但同时也引发许多关于岛礁、大陆架等概念和资源的争议和争夺,国家间边界的争端和冲突骤然增多。在众多海洋争端和冲突中,尤以渔业等资源纠纷为多。为此,毗邻国家又纷纷开展关于海洋渔业等资源问题的协商合作,比如,中国与东盟诸国签订的一系列渔业合作协议,皆是政府间的协商谈判。这些制度层面的合作协议经常会忽视渔民群体自身的生产作业传统以及渔业资源本身的流动性特征。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的海洋资源都可以置于民族国家的管辖之下,正因如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特别列举了44种具有跨界洄游特性的鱼类,并指出此类海洋资源不能通过私有化安排来进行管理,必须由有关国家共同合作,采取联合管理等途径来解决此类问题。其实,对于这些现实问题,渔民群体在海洋实践过程中已经积累了很多经验和应对方法,14这些历史、经验和方法共同构成笔者所说的第二种海洋秩序,即以海洋实践主体之渔民群体为代表的自下而上自发生成的海洋秩序,它主要体现在渔民群体的生产生活和交流互动上,是一种生活层面的海洋秩序。15在这里,笔者将渔民定义为海洋实践之主体是因为无论在民族国家出现之前还是之后,渔民始终是开拓海洋和经营海洋最主要的行为主体。在许多海洋民族志里,我们可以发现在民族国家诞生之前抑或民族国家管辖范围之外的海洋上,海洋秩序的存在主要体现为渔民群体的海洋实践。比如,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的“库拉圈”研究揭示,生活在不同岛屿上的渔民可以借助简易而又灵活的独木舟在群岛内部之间形成一个具有一定规律的关系互动网络和贸易网络,这种关系网络显然就是当时西太平洋上的一种海洋秩序。16在东南亚,历史上类似特罗布里恩渔民这种依靠季风洋流流动作业和贸易,并自发形成秩序的海洋族群很多,比如巴沃人(Bajau Laut)17、武吉斯人(Bujis)18和莫肯人(Moken)19等。这些案例充分说明生活层面的海洋秩序在本质上是一种跨区域社会秩序,不过在民族国家出现以后,它的存在和运行经常受到政治制度的影响。涂尔干(émile Durkheim)和莫斯(Marcel Mauss)在百年前合作探讨“超社会现象”与“文明”对于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性时,就已经意识到“超社会现象”的历史存在应引起只注重政治边界内群体研究的社会学家的关注。涂尔干和莫斯认为,在理解“超社会现象”(或文明)与社会的政治边界时应区分两种“社会事实”。一种是由政治和法律制度以及社会形态学现象构成每个民族独特构造的一部分,这些是比较难以国际化的“社会事实”;另外一种是由神话、传说、贸易、技艺、工具、语言、科学知识等流动性的,互相借用的因素构成的“社会事实”,这些“社会事实”相对容易国际化。后者作为一种“没有清晰边界的社会现象”,有其社会性和历史性,是“多个秩序集体互动的产物”。20由此,笔者认为对于海洋秩序的认识和理解也应区分两种社会事实,即制度层面的海洋秩序与生活层面的海洋秩序,其中生活层面的海洋秩序又是由多个秩序(比如贸易、生计、宗教、亲属关系等)集体互动的产物。如果说国家构建下的海洋秩序主要体现为一种规范性的秩序,那么渔民实践下的海洋秩序既是自然的也是道德的,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

从历史发展来看,在民族国家普遍化之前,生活层面的海洋秩序占据主导,甚至可以说,传统时代的海洋秩序首先并不是一种政治秩序,而主要表现为一种自然秩序和文明秩序,比如在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关于地中海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彼时的地中海更多体现为一种自下而上的自然秩序。21这一时期的海洋因为国家关注度不高而更多体现为生活层面的海洋秩序,但是国家也并非缺位,比如明清时期中国政府对于东南沿海海盗、倭寇的镇压在一定程度就是对海洋秩序的一种维护。22在民族国家普遍化之后,尤其是20世纪中期以后,海洋秩序表面上更多体现为制度层面的海洋秩序。即使如此,国家对于海洋主权的宣示最终还得落实到实践层面,比如海洋渔业资源的开发等,因此制度层面海洋秩序的维系必然离不开渔民的海洋实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民族国家   海洋秩序   渔民实践   南海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社会学 > 人类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8253.html
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9年第5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9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