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龙飞:从“民”到“兵”:抗战时期太行根据地的兵员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66 次 更新时间:2019-09-17 14:2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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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龙飞  

   【内容提要】 征兵历来就是一大难题。全面抗战爆发以来,特别是在日军连续发动“扫荡”和“清剿”的形势下,根据地的处境持续恶化,本已有限的人力资源日益枯竭,动员参军的难度不断加大。面对尖锐的供需矛盾,扩兵中还要求坚持自愿原则。在这种不利形势下,中共军事力量虽有起伏但总体大幅增长,数万偏师在短短几年内即成长为百万大军。究其缘由,介乎“民”和“兵”之间的民兵对这种逆势大发展有重要贡献。民兵作为中共军事力量体系的一个重要部分联通了民众和军队,军队生长于民众,遂能与社会结为一体,社会亦能持续生长出力量来。在不能推行义务兵役制的情况下,由“民”到“兵”的“群众-民兵-地方武装-正规军”同时并存而又梯级发展的武装体制,既舒缓了直接动员参军的困难,又确保了武装力量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民兵 参军 中共武装 太行根据地 敌后抗战

  

   雷海宗先生认为,不同于春秋时男子以不能当兵为莫大的羞耻,秦以下人民便不肯当兵,文化上走向消极,文德盛,武德衰,所谓“无兵的文化”。①绵延至近代,“好男不当兵”的惯习不仅未有改观,反而因战争频仍更为强化。抗战时期,因征兵问题,国民政府在多地引发严重民怨,大失人心。同在抗战期间,中共军事力量虽有起伏但总体大幅增长。至1945年年底,中共部队总人数已达127万人,其中野战部队61万人,地方部队66万人。②从数万偏师到百万大军,中共武装何以在短短几年内即有如此显著的发展?

   对于八路军来说,除了初入山西草创根据地阶段的大规模迅猛扩兵外,此后也一直不断地进行扩兵工作。这一方面是为了巩固和发展根据地,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应对战争耗损的需要。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在1939年就指出要注意扩大正规军,基本原因是“每一个像样的战斗,都会牺牲一二百人”。③此外,还有相当比例的诸如开小差这样的非战斗减员。然而,当时的情况是,摆在常态化扩补需求面前的是根据地非常有限的人力资源。④民众历来视当兵为畏途,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能切身感受到当兵的巨大风险,以至于连加入自卫队或者当民兵都避之不及。在根据地环境下,又不大可能推行义务兵役制。更严峻的是,在日军连续发动“扫荡”和“清剿”的形势下,根据地的处境不断恶化,本已有限的人力资源日益枯竭,动员的难度逐步加大,扩补产生的供需矛盾更加尖锐。持久抗战条件下的内外不利因素决定了在根据地内动员参军是一个贯穿始终、困难重重却又不得不坚决完成的任务。从结果倒推,中共在发展武装方面必有不同寻常之处。

   中共武装的发展径路引起了不少研究者的兴趣⑤。新近作品中,齐小林关于“华北根据地农民如何走向战场”⑥的研究值得注意。齐小林的研究较好地呈现了农民参军的动机、顾虑以及对待动员的反应等以往被忽视的重要面向,从农民的视角揭示了革命过程中多种力量、多种要素的复杂互动关系。略有缺憾的是,尽管作者将讨论时限确定为从抗战开始到国共内战结束,但关于论文的核心议题——参军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主要集中在国共内战时期。由此,齐小林的研究对中共在抗战时期关于武装建设所形成的基本模式及重要基础着墨不多。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中共在根据地不遗余力地发展群众武装,以构建由“民”至“兵”的武装发展链条。大力建设介于“民”和“兵”之间的民兵便是其中重要的举措。大量存在的民兵一方面是乡村自卫及秩序维护的主要力量,另一方面也是正规军的“蓄水池”。相比直接动员,民兵作为中间环节在相当程度上舒缓了直接动员的压力。齐小林的研究也充分显示了动员之不易,殊不知,若没有抗战时期的基础,没有民兵这样的过渡机制以及长期的战争熏陶,动员的难度必将更大。因此,对于习史者而言,既要对这些艰苦细致的动员工作予以充分注意,也不能低估那些常常被忽视而实际产生了重要效能的关键机制。

   为研究和表述方便,抗战时期和国共内战时期在时间上可以分为两个时段,但对于中共武装来说,显然是延续性远远大于断裂性,前期所蓄积的巨大势能必然对后续进程产生重要的显性及隐性影响。⑦因此,对于国共内战时期中共武装的讨论不能脱离之前的基础。本文将在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主要围绕抗战时期太行根据地⑧的兵员困境及其应对之策展开论述,力图呈现民兵在中共武装体系中的能效以及由“民”到“兵”的武装发展机制,也期待经由武装这个关键要素增进对中国革命的理解与认识。

  

   一、兵员扩补态势

  

   相较之后的艰难,八路军进入山西初期的扩兵工作则有诸多时地之宜。八路军开赴前线时即顺势收编了大量忻口战役中国民党军队的溃散兵。各地在抗战爆发前后组织起来的许多游击队也在这时被整体改编成正规军。除了这些较为轻松得来的兵员,当时扩兵主要通过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来组织,有不少受过教育,有一定觉悟的青年响应。此外,对于一般民众来说,彼时虽已大兵压境,但大多数人还未真正感受到战争的残酷,对参军还不至于严重抵触。当然,还有一个基本原因是大扩兵初期各地青壮年人力相对充裕。在多方面有利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八路军在较短时间内即扩充了数万人,并藉此在山西初步扎下根。⑨太行区党委在后来的总结中认为当时的基本扩兵形式是招募,“由于都有一个直接的抗日感,所以买兵不自愿的很少”。⑩

   随着日军“九路围攻”等大规模进击,根据地受到空前压力,需要更多兵力来应对局面,扩充军队的需求也随之日益紧迫。关于武装动员工作,晋冀豫区党委自1939年以来多次召开会议和发出指示,要求以全党力量全力以赴。晋冀豫区党委在1939年6月24日的《关于动员武装会议的决定》中强调动员武装工作应提到党的工作的“最主要”地位,扩大武装力量应成为全党同志“最严重”的任务。11与区党委的要求相适应,有些县将扩兵明确定为“天字第一号”任务,具体的扩兵数目被详细分派到各村并限期完成。12

   当扩兵工作被提到最主要的位置,并成为全党同志最严重的任务时,也意味着扩兵已经开始进入非常困难的阶段。时任晋东地委书记赖若愚分析,由于游击队没有建立,民兵没有着手,加上之前扩兵导致壮丁减少,扩兵困难重重。13在难以动员普通群众的情况下,组织上便要求干部和党员带头。晋冀豫区党委要求一般支部要有十分之一,模范支部要有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党员参军,并以能否完成扩兵工作作为检验各县工作优劣的第一个标准。14普通群众也以舆论“逼迫”党员和干部带头参军。重压导致当时觉悟尚不够高的党员、干部对参军普遍存在恐惧情绪,甚至因怕参军而无法召开支部会,并对党怨懑不已。榆社有村干部说“不打野鸡打家鸡,老牛力尽刀尖死,侍候(君)王不到头”;黎城有党员反映“早知如此就不参加党”;15武乡等地有党员说“当兵死,敌人来了也是死,死不如死在家”16。

   一般群众中也普遍存在躲避的思想,采用各种办法避免参军任务落到自己身上,以至于动员的结果往往是找到村里最不正派的人,如兵痞、流氓等。同时也出现了几个村联合大村“捉”小村、主村“捉”山庄、“捉拿”老实人等不良现象。时任晋东地委书记赖若愚提到在有些地方还使用抽丁、抓纸球的方式,有些干部甚至将当兵作为一种处罚手段。17这样的结果是兵员质量很不好也不巩固,半路被特务转了心逃跑的时有耳闻。在参军大会上报名参军的一般都是事先动员布置好的人,很少有群众跟随。至于优抗工作,当时曾规定农会代耕,青救打柴担水,妇救推碾磨面,但由于群众参军热情不高,对抗属也不怎样关心,这些工作常常未能落到实处。18总之,当时尽管不少地方完成了任务,但基本上是采取了上边要任务,群众村干部“挤兵”的方式,以至于有干部以“极端困难”19来描述这一时期的扩兵工作。

   动员参军的艰困局面在1943年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主要是因为在1942年11月至1943年年年初太行区发动了全区性的以减租减息为中心的群众运动。20这次发动群众斗争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斗争打碎乡村原有的权势结构与基本秩序,增强群众对共产党和八路军的信任,在中共领导下对根据地农民进行重新组织。发起群众运动的最直接原因便是残酷的战争形势需要组织群众进而武装群众。通过这次运动,群众武装有了明显的发展,之前编制起来的民兵自卫队开始不同程度地体现出战斗力,一般群众的抗战情绪也较之前有所提振。虽然群众武装有了进步,但扩兵依旧是个大问题,群众还是老观念——“咱们惯在家不惯当兵,咱们在家帮助军队就够了”。21

   随着日军连续发动并逐次升级“治安强化运动”,太行区从1941年开始进入异常艰难困苦的时期,根据地面积和人口大幅缩减,八路军兵力也出现了锐减。为了坚持抗战,必须继续扩兵。在这种空前的压力之下,各地为完成扩兵任务普遍出现了各种偏向。

   襄垣县1942年的扩兵工作是在日军即将展开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的紧急情况下展开的,分系统、分层级多次召开会议进行布置动员,效果仍不理想,参军者寥寥无几。由于不断给干部施压,一些干部因完不成任务被迫撂挑子。当日军由武乡进至襄垣时,扩兵工作即完全瘫痪。据襄垣县武委会的总结,出现了干部假报名、动员残疾人当兵、花钱买人当兵、压迫外路人当兵等情形。22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武乡。在武东,有的以现洋买兵,或者分配土地给参军者;也有的抓赌抓奸以威胁代替动员。南部有人对区上说“是否允许不讲方式,如果能的话,我们还能动员两个”。一区东庄抓奸后要送区处理,被抓者害怕,慷慨表示“你们不要送我,我去参军吧”;此外还有捉拿逃兵当兵。23在武西,为了完成任务在方式上也有很多“不讲究”。这次全武西共有13个党员参军,只有一个是真正自愿的;有一个是为了动员人家而参加的,别人去了他自己就可以回来了;有一个是归队的保人,而归队的跑了;有一个是动员人家说自己报名了,在欢送大会上新战士非叫他去不可;还有一个是被新战士挑战起来去的,说他要不去自己就不去。该总结批评支部只有动员群众参军的决心,没有动员自己参军的决心,因此党员是非常积极,不怕受苦,而是怕自己去参军——动员上人家自己就不用去了。24在辽县,也普遍采取了集中火力包围的形式,以兄弟多的为对象,形成了事实上的抽丁征兵,以致出现逃跑、买兵顶替等严重现象。25

   一组具体的数据可以反映当时参军的情况。榆社县一分区1942年年末的扩兵任务是61人,经过动员完成了79人,但按照细分指标有5个村没有完成任务。这批人经过淘汰,只有45人被部队留下,实际上是没有达到61人的目标。在这79人中,经动员自愿参军的有32人,被干部率领参军的有3人,村干部强迫命令参军的有16人,被处罚威胁的有10人,被打发来应付差事的(被村干部叫来报个名然后就带回去)有6人,因特殊问题(生活困难、偷窃、欠债、疾病)来参军的有8人,被民兵强行抓来的有1人。26

以上局面到1943年时仍在继续。1943年年初,黎城县参军委员会要求相关各地纠正变相以地买兵的做法。271943年8月黎城县参军委员会对某些村子为动员参军而唱戏、杀猪、互相许诺等错误行为提出批评,认为这会引起群众对参加八路军的错误认识。28黎城县战时指挥部指出当时的扩兵工作单从数目上看成绩颇大,但仍旧存在各种偏向:各区送来的战士有十五岁的孩子,有患梅毒及其他疾病的,有哭哭啼啼不愿入伍者,也有专为得到眼前慰劳品的,村里仍有“挤兵”、“捉外客”、收买等恶劣现象。以至于指挥部明确要求送来之人必须在十八周岁以上;必须体格健壮,无疾病;必须出于自愿,不能威逼利诱。29黎北县第二区是相对工作基础比较好的,但在1943年年底的扩兵中,动员了30个,却打回11个,余下19个质量也不够好,且动员过程中还存在恐吓现象。30左权县县长提到在1943年的征兵中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第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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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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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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