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佛教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34 次 更新时间:2019-09-16 09:49:42

吴万伟  
只有那时马克思主义才能免于极权主义和专制主义滥权,因而不再重演其历史。马克思本人是否教导革命必然是暴力的,有没有和平演变的可能性?这都是恼人的问题。在1844-49年阶段,鉴于资产阶级僵化的结构,马克思认为暴力革命的确是必要的。但是,是否经济环境使得转向共产主义而不是极权主义成为必要,因而如果由适当的政治干预的话,非暴力的革命或许是可能的。

人性不是恶,因为经济体制是恶,经济体制是恶,因为人是恶。

马克思主义工程的可行性建立在人的仁慈共同体本性的基础上。有人或许认为,一旦人性实现了它的相互依赖性,就可能避免残忍和走向慈悲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是合理的反对意见。18世纪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明白,残忍和仇恨是个人的毛病,深刻潜藏在人的存在本质中。这个思想在当今传播广泛,临床心理学的研究支持了这观点。但是,对于马克思来说,是社会经济条件应该为残忍、仇恨和犯罪负责。他可能认为,人在内心是仁慈的和充满同情心的。谁说得对呢?

我认为我们应该现实地倾向于理解马克思很可能是游泳选手身材错觉的受害者:游泳者有完美的身材,不是因为她是游泳者,她是游泳者因为她有适合游泳的完美身材。因此,人不是恶,因为经济制度是恶;经济制度是恶,是因为人性恶。最后,我们是经济原子,是商业贸易的代理人。经济学取决于我们,而不是相反。历史表明共同体工程比如1840年代新泽西的世俗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公社北美方阵(the North American Phalanx)容易受到仇恨、猜疑、贿赂、欺骗的影响。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米尔格林姆the Milgram服从实验和斯坦福监狱实验都暗示我们生活在资本主义独裁下,因为我们要么是天生的独裁者,要么因为我们单纯地服从。资本主义制度符合我们的人性。所有迹象都表明,我们并没有普遍仁慈的潜能,不是没有受到罪恶、仇恨和竞争倾向的污染。我们不能都像僧侣那样活着,即使这将确保人的基本物质需要得到共同体的照顾。

但是,难道我们不能既专制独裁又相互联系吗?佛教实践能帮助我们克服人性中的邪恶方面,鼓励心中仁慈同情的方面。富有同情心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能够成为培育同情心的温床,同情心是苦难程度较低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发动机。按照马克思和佛教的说法,致力于内心的霸王龙(inner Tyrannosaurus)将让遭受资本主义痛苦的人受益,就是每个人受益。左翼积极分子的问题是他们看到罪恶完全是社会经济制度引起的(这也是马克思的问题),没有意识到这些因素如何在我们体内操作。达赖喇嘛说“社会变革要求内心的变革---变得不那么自私”。问题不是我们是谁---就我所知,我们是坏心肠的动物,问题是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作者简介:

阿德里安·克鲁兹Adrian Kreutz,苏格兰圣安德鲁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日本京都大学外籍合作研究员。

译自:Marxism and Buddhism by Adrian Kreutz

https://aeon.co/essays/how-marxism-and-buddhism-complement-each-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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