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劳森:关于国家力量社会来源的商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2 次 更新时间:2019-09-15 23:4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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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劳森  
到19世纪的头二十年又增至九倍之多。相反,英国的制造业产品则以零关税强行出口到印度(Wolf, 1997:151)。1814年至1828年之间,英国出口印度的布匹从80万码②增加到4000多万码;与此同时,印度对英国的布匹出口则减少了一半(Goody, 1996:131)。在现代性来临之前的数世纪里,印度的商人阶层曾“为全世界提供了衣装”(Parthasarathi, 2011:22)。但到1850年,兰开夏郡(Lancashire)③则成为新的全球纺织业中心。不出一两代人的时间,南亚在诸如布染、造船、冶金和制枪等行业中掌握数世纪之久的技术便逐渐失传了(Arnold, 2000:100-101; Parthasarathi, 2011:259)。跨国商业网络以及权力的不对称是工业化出现的基础——也就是说,印度的纺织工人与英国的工程师一样,都与现代性的兴起息息相关(Burbank & Cooper, 2010:238)。

   相比之下,赵的解释在本质上是一种“内在化”(internalist)的解读—— 他对中国历史型态解释的参照点“内在于”中国本身的历史变迁。他书中所引用的参考文献极少涉及中国之外的地缘政治,以及中国对其他国家行政和商业实践的借鉴,思想和技术的跨国传播等方面的内容。读者还有很多想要知道的问题,但该书却语焉不详,比如,中国与中亚游牧民族冲突的影响,远程贸易所扮演的角色,中国航海探索活动在郑和下西洋后的戛然而止,以及其他类似的历史事件(不过,书中篇幅不长的第11章是一个例外。另参见Zhao, 2015:363-364)。换言之,赵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跨社会”(inter-societal)特点——即,历史发展嵌入在人群、地点与思想的跨界循环(transboundary circuits)之中(Go and Lawson, 2017)。这些特点并不是在19世纪才突然出现的。两千年前,罗马帝国和汉帝国就知道彼此的存在,两者之间还有过奢侈品和香料的重要贸易往来。到了早期现代,中国更是被嵌入在白银、丝绸、瓷器以及后来鸦片的全球贸易网络中。然而,赵的叙述几乎完全停留在中国政治体制的框架之内,那些超出中国国家边界的众多影响因素则全都被刨除在外。

  

   (三)开放讨论

  

   在最后一部分,我想讨论一下从赵的论述中可能延伸出的两个问题,它们一定会让研究国际关系的读者感到兴趣。赵在讨论法家时(Zhao, 2015:184-193),以及在分析秦国如何能够统一中国而不是创造出一个对立的诸侯同盟时(如,Zhao, 2015:260-261),他的讨论直接涉及国际关系问题。赵认为法家学说是一种“专为统治服务的意识形态”(Zhao, 2015:193),其治国之道是将社会军事化,结果是国家转变为“战争机器”(Zhao, 2015:221, 248)。春秋战国时期,国家间的秩序是“霍布斯式无政府状态”的一种表现(Zhao, 2015:260),而欧洲国家间的竞争则以国际性的规范、法律和制度为中介(Zhao, 2015:251-252)。最重要的是,秦国的敌对国家都无法建立起维系同盟长久存在所需的彼此信任。与欧洲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政治体制并没有为各国留下退出这一体制的选项——比起欧洲,中国的战争舞台太过狭小。这使单一政权更容易成为主导性力量。这些讨论包含了一系列深刻的洞见,但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Reali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 theory)认为,针对野心勃勃的霸权国家,总会出现一股与之相对立的制衡势力,即使它仅是一个因权宜之计而形成的联盟,或者仅被限制在一个相对有限的区域内。毕竟,当查理曼大帝、拿破仑和希特勒试图统一欧洲时,欧洲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是这样的。然而,所有这些对抗霸权的联盟全都不是靠互信关系形成或维系的。更为重要的是,将“普遍帝国”(universal empire)扼杀在其发展进程之中是欧洲国家的必然之举。从这个意义上说,赵的论证和他在解释秦统一中国时所引用的机制可以被用来进一步完善权力平衡理论,特别是那些将这一理论扩展到现代西方经验之外的研究工作(如Kaufman, et al., 2007)。

   第二个开放性话题关乎赵所描绘的战争形成、国家集权与国际秩序三者之间的关系。对赵来说,军事竞争是国家集权和国际秩序形成的核心。这一观点需要得到进一步的具体阐述。举例而言,在1650年到1780年之间,法国平均每三年就有两年处于战争状态。然而,法国战争频仍带来的结果是政治权力的分散,而不是国家权力的集中——事实上,权力分散对于大革命前的旧制度来说是致命性的。因此,战争对国家权力的影响不是单一性和决定性的——它既可能导致国家的崩溃,也可能强化国家的权力。换句话说,战争可能造就国家,也可能毁灭国家。一个明显的例子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给欧洲国家带来了沉重的创伤,无论战胜国或战败国皆是如此:到战争结束时,德国的GDP已降到1890年时的水平,而英国的生活水平下降了三分之一(Frieden, 2006:261);相比之下,美国经济则增长了50%。这些例子都不支持赵关于战争“必然”会带来国家权力增长的论断。战争只是有时会带来如他所说的那种后果,有时却未必如是。这就是为什么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学者对战争抱有警惕态度的原因之一。与那种崇尚战争的思想文化及其相关观念(也包括赵书中的某些观点在内)截然相反,现实主义理论出于对政治激进倾向的担忧,提倡小心谨慎的外交政策。对许多现实主义者来说,战争是国家最大的破坏者。在这个意义上,进一步阐发赵在书中的一些观点——他对现实主义理论与法家思想的比较,以及他所建立的战争、国家形成与国际秩序的构成关系——是很有益处的。

   我在本文中提出这些看法,并无意于贬低赵的这部杰出著作中所包含的真知灼见。阅读此书令我获益匪浅,我从中学到的东西远非这篇简短评所能详述。我写作本文的目的是为了从《儒法国家》中提炼出更具广泛意义的一些启示,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对于由此引发的精彩讨论,我当然会持续关注。

   (译/刘伟    校/韩坤、巨桐)

  

   参考文献:

   Arnold, David, 2000,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urbank, Jane & Frederick Cooper, 2010, Empires in World Histo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uzan, Barry & George Lawson, 2015,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in, Gregory & Fahimul Quadir, 2012, “Rising States, Rising Donors and the Global Aid Regime,”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25, No. 4, pp. 493-506.

   Erikson, Emily, 2017, “The Influence of Trade with Asia on British Economic Theory and Practice,” in Julian Go & George Lawson (eds.), Global Historical Soci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82-199.

   Frieden, Jeffry, 2006, Global Capitalism: Its Rise and Fall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Norton.

   Go, Julian & George Lawson, 2017, “Towards a Global Historical Sociology,” in Julian Go & George Lawson (eds.), Global Historical Sociology, pp. 1-44.

   Goody, Jack, 1996, The East in the Wes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aufman, Stuart, et al. (eds.), 2007,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World History, London: Palgrave.

   Malešević, Siniša, 2017, The Rise of Organised Brut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nn, Michael, 1986,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Vol. 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arthasarathi, Prasannan, 2011, Why Europe Grew Rich and Asia Did No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iketty, Thomas, 2014,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ambridge, MA: Belknap.

   Pines, Yuri, 2012, The Everlasting Empir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hambaugh, David, 2013, China Goes Globa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olf, Eric, 1997, 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Zhao, Dingxin, 2015, The Confucian-Legalist State: A New Theory of Chinese History,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注释:

   ①爱德华·勒特韦克(Edward Luttwak)在20世纪90年代末提出“涡轮资本主义”(Turbo-Capitalism)的概念,指出在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下,资本主义进入了新的阶段,在其扩大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使“经济先于公民利益”绝对化,造成“社会失效”,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失业率增长、贫富差距加剧等。此处,作者借此概念为喻,指出资本主义动力机制如同涡轮转动一般,会带来发展过程中诸条件的消长变化。——译者注

   ②英制1码(yard)约等于0.91米,30码为1匹。——译者注

   ③英格兰西北部的一个郡,被认为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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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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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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