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贤治:读顾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612 次 更新时间:2006-11-22 01:2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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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贤治 (进入专栏)  

  

  航海是必要的,生命是其次的。

  ——北欧航海者言

  

  1

    

  当城头变换了五星旗开始,三十年间,中国知识界几乎只有两副大脑在掘进:张中晓和顾准。

  一个因思想而罹难,一个因罹难而思想;一个倾全力于批判,一个在批判中建设;一个如电光石火般来不及引燃便熄灭了,一个长期在釜底下自我煎熬。他们中谁也不认识谁,却一前一后在摸索民族的出口:一个朝东,一个朝西。方向完全不同,由于思想的深度,终至于在黑暗中汇通。

  前进是那么艰难:贫困,饥饿,疾病,孤独,各种羁限,逼拶和毁损……唯靠良知给个人以支持。对于他们,夜与昼是没有区别的;绵延中照例地吞咽书本,反刍苦难,舔滴血的伤口。他们用笔,默默记录精神潜行的历程,此即所谓道路。然而,这道路并非为世人准备的,——他们深知,他们是远离了权力,而且为权力所嫉恨的人。

  当知识分子尚未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的时候,任何先觉者的对抗话语,都是大夜中的梦呓。

  

  2

  

  利用知识进行思想,于是成了知识分子的全部工作。脱离思想的知识性操作,其实相当于一般的“活计”,是可以导致知识分子角色的消失的。

  没有平和的思想。

  对于传统社会,任何思想都带有颠覆性质。所以,真正的思想者,就其本质来说都是异端。他们虽然各各借了文字符号的形式,无声地显示单个的存在;然而,一旦破译出来,仍然无法逃脱“国民之敌”的恶名,从而遭到合理的诛杀。

  思想是危险的,无论对于社会,还是思想者自身。

  知识分子无力抵抗现实的威逼,唯有进入思想领域,才可以挑起犄角,使用牙齿。

  顾准遭到革命的遗弃以后,在这个世界上,再也得不到人类的庇护,包括母亲。在同来的道路上,妻子早已自杀。于无助中,他只好伸手乞求儿女们的宽恕,直到死神降临;可悲的是,革命的新一代并没有最后跨出站定的门槛。

  他需要温情,那么渴待;

  可是,当转身面对众神时,竟只有剑和火焰了!

  顾准:“不许一个政治集团在其执政期间变成皇帝及其宫廷。”

  顾准:“我还是厌恶大一统的迷信。至于把独裁看作福音,我更嗤之以鼻。”

  顾准:“唯其只有一个主义,必定要窒息思想,扼杀科学!”

  史官文化;寡头政治,大一统,“普遍的奴隶制”;僧侣共产主义,斯巴达平等主义;当代的政治权威和思想权威;流行的“目的论哲学”和辩证法;唯理主义,一元主义,“钦定的绝对真理”……

  人与非人的区别是最根本的。思想者顾准,当然无法容忍一个社会对人的全面控制和彻底剥夺。从政体,党派,主义,到各种价值与方法,他都坚持认为,人们有权获取选择和拒绝的自由。

  “我憎恨所有的神。”普罗米修士说。

  “我憎恨所有的神。”顾准重复说,恍如千年空谷的一个回声。

  

  3

  

  作为窃火者,顾准处于地下状态。

  思想如同火种,从闪耀的瞬间开始便处于地下状态。企图给予流布或竟给予流布,是另外一些人的事情,也许永远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但当思想终于像野火一样肆意蔓延的时候,它已经脱离了个体,完全属于大众社会了。

  至于统治集团,永远不可能产生思想。权力是绝对的,思想是相对的;权力是箝制的,思想是敞开的;权力是守成的,思想是改造的,因而是富有活力的。思想一旦为统治者所占有,必然变得僵化起来。

  西谚云:“播种龙种,收获跳蚤。”可怕的是,无论如何衍变,个人思想一旦成为社会思想,那结果,常常要改变初衷。

  一个新生的、进步的思想遭到普遍的敌意和漠视是可能的;先知往往被钉死。也有陈腐的思想,因为戴了假面而引起宗教性狂热的时候。

  我们毕竟生活在“史前时期”。

  在封闭性社会,除了运动与潮流,思想的日常渗透是十分困难的。倘一定要把思想灌输给大众而又要避免牺牲,便须演说,辩论,出版小册子。中世纪宗教裁判所的火堆和十字架是有名的,法国的《百科全书》同样是有名的。

  思想不会停留在意识表层,它将自然冲决理性秩序而进入情感世界;正如暴雨为密云所孕育,却终于穿透鸣雷和闪电,重返大地,唤起被压抑的生命,爱欲与激情。

  

  4

  

  一部《顾准文集》,几乎言必称希腊,其实所言并非希腊;正如言不及中国,其实所言全在中国。

  “历史有什么作用?”大历史学家布洛赫居然这样发问。

  时间环绕我们,承载且推动我们,而我们常常无从感知历史的存在。其实,存在于废墟,古堡,和一些残篇断简之中的历史只是死去的部分历史;还有另一部分,那是活的历史,早经深入现实而成为命运的一部分。因此,当我们提及历史时,所指就不仅仅是记忆而已。

  与其说总结历史,毋宁说清算历史。

  大而至国家、民族、政党、教派、领袖人物,小而至经典、训诫、定理、公式、符号,无一可以逃避后来的清算。传统愈久远,积累愈深重,清算便愈迫切。

  作为个体思想的最沉实,也最具挑战性的表达,顾准的著述,乃缘于某种现实的使命。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一直用经济学的刀法解剖社会;当他了解到资本主义并非纯粹的经济现象,而同时也是一种法权体系时,便继续向历史学、政治学、法学、文化学作突击般的求索了。对于他,任何工作,任何学科知识,任何文字,都在奔赴同一个目标。他翻译熊彼得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据美国学者海尔布罗纳说,该书所以从马克思开始论述,是因为,“只有马克思是他真正的对手。”又说,“熊彼得的论点,卓越之处在于他在马克思的范畴中击败了马克思……”

  广场上的人们,曾经一度为真假马克思主义而争吵不休;可是,数年以前,一个归来的流放者,已经在黑屋子里暗自鉴定马克思主义的真假了。

  思想的全部力量在于批判。

  批判的外向为文化批判,内向为自我批判,二者统一于同一主体。批判不是审判;审判是下行的,而批判是上逆的。顾准的批判对象主要是政治文化,权力文化。他是由文化批判而达于自我批判的,所以,《文集》没有古代圣者的道德内省,多是信仰的检讨和观点的校雠。

  真理是残酷的。

  真理穿透个人而把许多貌似坚牢的信念摧毁了。任何思想的诞生,必然伴随着怀疑、困惑、感悟、瞻望的躁动与诀别的痛苦,伴随着旧日的挽歌。

  思想者由于致力于现实斗争,一般而言,其结论难以超越某个时段。世道沧桑,人生苦短,多少思想文本被埋没于地底下,未及闻见声光,匆遽间便成“文献”了。这时,有谁可以从发黄的纸页间感知其温热,想象过为此消磨的许许多多于渊默中沸腾的夜晚?谁能为这场无用的战斗与无声的毁灭而悲悼?

  

  5

  

  顾准坦言自己是一个倾心西方文明的人,总有拿西方为标准来评论中国的倾向。其实,这类备受攻讦的“全盘西化”论无非表明:只有借异质性的文明,才能击破固有的深具整合能力故而滞重无比的传统结构,而与进步人类相沟通。

  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顾准:“民主不能靠恩赐,民主是争来的。”

  与普鲁士王室的有学问的奴仆黑格尔的“现实即合理”的哲学不同,立足于争,其思想  维度是指向未来的。

  历史与未来成了现实的两大参照。

  或者可以更准确地说:未来提供了价值观,历史提供了方法论。

  方法论并非纯粹的工具论,不能引进,也不能仿造。方法论与价值观同在,而容涵了价值观。

  思想的性质是以偏概全的。

  战斗的思想者几乎全数偏激,偏到极致。五四时代,“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即是。然而,一场厮杀过后,战士纷纷卸去盔甲,换上布袍,以论战为可忏悔之事;收集旧作时,亦每每因其过激而不惜删汰。戏剧性的是,运动中总体的战斗倾向,复为历经文化洗劫之后的新一代“学人”所诟病。据说他们的学术要纯,要平正通达,要不偏不倚;这样,思想便死掉了!

  集众的偏,是必须以自由为先导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学术自由、批评自由……

  自由是梦中的天地。思想者于是戴着镣铐,从无边的荆棘地里蹒跚至今!

  

  6

  

  人民何为?

  顾准认为人民在政治上永远是消极被动的,在大众中间,实行直接民主是不可能的。为此,对于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对巴黎公社的肯定,他直率地表示异议。相反,对致力于批判且不善感恩的“精神贵族”,他颇为欣赏;并且建议多加培养,说是:“‘贵族’多如过江之鲫,他们自然就‘贵’不起来了。”

  表面上看来,顾准之论颇近鼓噪一时的“新权威主义”;究其实,他的主张是以贵族消灭贵族,以权威消灭权威。在他这里,权威不复是绝对的,而是更新的。一言以蔽之,可谓有“权威”而无“主义”。

  启蒙是长期的,因为思想是长在的。

  所谓思想,首先应当交付给谁?

  思想者从来强调自我承担。霍克海默与阿道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中有一段话说:“我们所疑虑的并非遍布大地如同地狱一般的现实图景,而是没有冲破这种现实的合适机会。在今天,如果还存在着我们可以把传递信息的责任交付给他人,那么,我们决不馈赠给那些‘大众’,也不馈赠给个人(他已无力),而是馈赠给一个想象中的证人——只要他不会与我同归于尽。”所说“想象中的证人”,其实就是“我”自己。出乎自我,返乎自我,——  思想是无援的。

  思想者唯以孤独显示强大。

  古人说“胆识”,胆是先导的。

  所以,顾准说到卢梭时,首先赞赏的就不是智慧和灵感,而是勇气。他重复说到勇气问题;而勇气,是直接与实践相联系的。

  思想者具有实践的品格。可以是社会实践,也可以是思想实践,即思想返回思想者自身。只要思想着便是美丽的,即使是乌托邦思想。

  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从诗到散文,顾准燃尽了自己的一生。对于他,人们到处颂扬那最后的夺目的辉光,此时,我宁愿赞美初燃的纯净的蓝焰。

  

  7

  

  人们常常称引海德格尔的“返回精神家园”的话,作为人文科学的本质的说明;顾准则常常称引国人鲁迅的“娜拉走后怎样”的话,作为个人精神求索的中心主题。

  “返回”与“出走”,是形而上哲学家与形而下思想者的全部的不同。

   顾准也是娜拉。

  他必须直面“出走”以后的困境。但是,无论如何,他绝不会重新回到老地方,即使那里有着庸人共享的幸福与安宁。

  “出走”是一个人终生的事。

  然而,顾准说:“娜拉出走了,问题没有完结。”

  

  1995年6月—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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