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永康:章太炎的“公理”批判与“成就感情”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6 次 更新时间:2019-09-14 07:4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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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永康  

   【内容提要】 面对近代兴起的“公理”言说,章太炎不仅罕言“公理”,而且受“新世纪”派无政府主义者“排满”、废弃汉语等系列社会政治主张的触动,撰写《四惑论》,将“公理”放在首位进行强烈批判,意图清理此派科学-“公理”-革命言说模式的理论基础。他有针对性地选取跟此派相关的“与社会相扶助”“隐遁”“自裁”等问题作剖析,指出“公理”言说实际是以个人的主张来冒充“公理”,在张大社会以抑制个人方面更甚于传统的天理。为此,他提出用“齐物”思想来救偏。他主持《民报》时将“成就感情”作为言说核心,落实了“齐物”思想,既避免了张大社会以抑制个人,又能统一人心。虽然收效缓慢,为当时革命派所不满,但对于当今价值多元的社会或许不无借鉴意义。

   【关键词】 章太炎 《四惑论》 “新世纪”派 “公理” 感情

  

   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康有为、梁启超诉诸“公理”以权威化其社会政治主张后,“公理”一度被大量应用于社会政治言说中。①章太炎对此的态度却颇特别,不仅罕言“公理”,而且撰写《四惑论》,将“公理”和进化、“惟物”、自然合为“四惑”,逐一批判。其中,他对“公理”的批判尤为强烈,不仅将“公理”放在首位,而且用了近半篇幅。他自言“学术本以救偏”,其立论通常有很强的针对性。②是什么直接触动他强烈批判“公理”?“公理”有何偏弊?他又如何救治?本文将探讨这些问题,以期理解章太炎对“公理”的看法。

  

   一、“公理”批判的直接指向:“新世纪”派

  

   章太炎在《四惑论》中没有明确交代其批判的直接指向,但此文明显偏离了他主持《民报》时的两项言说重点,即宗教和国粹。③这使得他的写作意图令人好奇。同时,他将“公理”、进化、“惟物”与自然合为“四惑”,比之于传统的名分,仅仅由于四者是当时流行的观念,抑或有其他关联?其中,何以重点批判“公理”?要澄清这些问题,就需要理清此文的写作意图。对此,有论者指出,章太炎的直接动机是反驳“《新世纪》攻击‘排满’‘反背科学,有乖公理’,不合进化,违反自然”的责难,“说明‘排满’的正义性与合理性,维护同盟会正在致力的革命事业”,故“对《新世纪》‘以为神圣不可干’的‘公理’、‘进化’、‘惟物’、‘自然’,进行清理与辨析”。④《新世纪》是吴稚晖、李石曾等人于1907年在巴黎创办的刊物。由于以《新世纪》为阵地宣传无政府主义,吴稚晖等通常被称为“新世纪”派,以别于刘师培等以《天义》报为中心的无政府主义者。此论探讨了《四惑论》的写作背景,具有启发性,但是仅归结为“排满”一项,未能呈现出章太炎与“新世纪”派的诸多分歧。同时,尽管提及“四惑”与此派相关,但其未对“四惑”的内在关联予以展开。为此,尚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

   1908年,章太炎的《四惑论》发表在《民报》第22号上,此时他正和“新世纪”派论争。在《民报》第21号上,他发表了《排满平议》和《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批评“新世纪”派。《排满平议》直接批驳“新世纪”派对革命派“排满”的非议。“新世纪”派和革命派同样“反满”,但理据不同。“新世纪”派以反对强权为由来“排满”,他们批评革命派倡导民族主义来“排满”是“不凭公道真理”,因为“民族主义者,复仇主义也。复仇主义者,自私主义也”。⑤对此,章太炎开篇即写道:“人有恒言曰:玉卮无当,虽宝非用。凡哲学之深密者类之矣。无政府主义者,与中国情状不相应,是亦无当者也。其持论浅率不周,复不可比于哲学。盖非玉卮又适为牛角杯也。转而向上言公理者,与墨子‘天志’相类。以理缚人,其去庄生之齐物不逮尚远……”此处的“无政府主义者”即主要指“新世纪”派。章太炎指出,“新世纪”派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的现状,尽管民族主义有其狭隘性,但作为当时的救急策略,“言无政府主义不如民族主义”。同时,他认为此派的言说看似高妙,但“浅率不周”,经常诉诸“公理”立论,“以理缚人”。⑥《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则明确反对此派废弃汉语而使用世界语的主张。在《民报》第22号上,他撰有《台湾人与新世纪记者》,通过揭露《新世纪》记者的操行有亏来批评无政府主义者的操守。在《民报》第24号上,他发表《规〈新世纪〉》一文,点名批评“新世纪”派,以回应此派对他发表在《民报》第21号上的两篇文章的反驳。⑦

   章太炎的《四惑论》接续《民报》第21号上两篇批驳“新世纪”派具体主张的文章,转向清理此派言说模式的理论基础,与《台湾人与新世纪记者》批评此派的道德相互配合。这一基础就是《新世纪》创刊号上所标榜的“公理与良心”:“本报议论,皆凭公理与良心发挥,冀为一种刻刻进化、日日更新之革命报”;“故有本报所已载,苟经世界公理之约束,或受自己良心之裁判,必当互相纠正,各自引咎”;“本报自凭公理与良心,尽其第三人局外评判之义,无有敢袒,无有敢执”。⑧虽然宣称“公理”、良心并重,但此派明显偏重于“公理”,并由此建构出一套独特的言说模式。创刊号上的《新世纪之革命》写道:

   科学公理之发明,革命风潮之澎涨,实十九、二十世纪人类之特色也。此二者相乘相因,以行社会进化自然之公理。盖公理即革命所欲达之目的,而革命为求公理之作用。故舍公理无所谓为革命,舍革命无法以伸公理。⑨

   “新世纪”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李石曾也写道:

   革命正当之理,实来自真理之科学。近来社会革命风潮之膨胀,亦实与科学同进也。科学所求者,发明公理;革命所图者,实行公理也。故科学与革命之宗旨,同是求公理而已。其所异者,一原理,一实行耳。⑩

   “新世纪”派声称,科学是要探求、发明“公理”,属探究原理,而革命则伸张、落实“公理”,促进社会的改良与进化,属于实行。“公理”成为科学、革命的联结点,由此构建出科学-“公理”-革命的言说模式。良心很可能难以“与科学同进”,因而不如“公理”那样受到重视。借助这一模式,他们的目的是以科学的客观必然性为他们的各类社会政治主张提供正当性依据,即“革命正当之理,实来自真理之科学”。这反映出他们对科学有着未经反省的信仰,混同了自然规律与社会自然法则的差别,带有较强的唯科学主义色彩,是后来唯科学主义思潮的先声。

   章太炎的《四惑论》将“公理”、进化、“惟物”和自然合称为“四惑”,与“新世纪”派言说模式中的科学-“公理”密切相关。他重点批判“公理”,正直对着此派言说模式的关键。《排满平议》已引其绪,提及“新世纪”派常诉诸“公理”来束缚人。为凸显“公理”言说的弊端,他选取“与社会相扶助”“隐遁”及“自裁”等问题作剖析,即直接针对“新世纪”派的主张。下文将作具体分析,在此不赘。除了“公理”之外,要彻底清理此派的言说基础,还需涉及科学。但章太炎并不反对科学,其著述中就引用了不少自然科学成果,如《五无论》引用元素说、星云说来论证其“无世界”的主张。在他看来,“新世纪”派的旨趣在人事,与科学研究自然世界不同,此派只是借科学来支持其社会政治主张而已:“无政府主义本与科学异流,亦与哲学异流,不容假借其名以自尊宠。”11这即将此派与真正的科学作了切割。由此,他不将科学作为“惑”,而是转向与此派科学观相关的进化、“惟物”和自然。进化是“新世纪”派倡导无政府主义的理论根基,几乎遍布《新世纪》的每个角落。李石曾在介绍《互助论》时说:“克氏引生物之科学,以证据人类之社会,张‘开思力’(俄动物学大家)互助为进化大因之说,补‘达尔文’生存竞争之缺。此实一科学之新理,社会之精义也。”12对“新世纪”派而言,进化主要是指互助进化论,是科学所取得的最新“公理”,同时也是社会发展需要遵循的“精义”。“惟物”则是他们眼中科学的哲学基础,如“科学公理,不外乎产发确当之脑思、科学唯物之理”,13“自地圆与行星绕日之说明,宗教日衰,科学日著。复经十九世纪诸博物学家(达尔文等)之发明,征实学说、唯物哲理全胜”。14而自然则至少重叠着两层含义:一方面,自然是客观存在,科学发现的自然规律也具有客观必然性;另一方面,自然意味着没有人为的不平等,具有价值的正当性。“新世纪”派将两层不同的含义绾合起来,其所说的自然或自然规则意味着客观必然性和价值正当性:“科学真理,一本于自然,不外乎人道。”15“亦所以征反抗强权、大同主义诸学理皆出于物象之自然也。”16由上可见,章太炎所批判的“四惑”,直指“新世纪”派言说模式的理论基础。

   对于“四惑”,章太炎主要从认识论的角度出发,通过名相分析,将四者皆确立为幻象,消解其中的客观必然性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强制力。如对进化,他认为只有有机物界才略有迹象可见,但这与人类的道德意识等无关,并非人心所向。即使是要增进幸福,也并非所有人都赞同。将进化作为主义,势必采用强制的方式才能使人遵守。17当然,他的批判不无偏颇,但主旨在于挺立人的自主性,与“新世纪”派诉诸“公理”来强制个人形成鲜明的对比。

   由上可见,章太炎要清理“新世纪”派言说的理论基础,主要还受激于此派废弃汉语使用世界语,非议爱国者的自裁等一系列主张。在他看来,这些主张均“浅率不周”,故而立意瓦解他们言说的理论基础,釜底抽薪。但是,不能由此而将他的批判局限在“新世纪”派上。他在文中没有直接点名“新世纪”派,意味着他不仅要警醒此派,而且还企望于对知识界存在的类似现象进行救偏。如有学者提出,他批判“劳动为人之天性”可能是针对刘师培而发。18

  

   二、“公理”言说的偏弊:张大社会以抑制个人

  

   虽然章太炎批判“公理”直接受触于“新世纪”派,但并非出于一时之愤。他一度参与《时务报》的编辑工作,对梁启超等诉诸“公理”的言说并不陌生,但对“公理”语词持保留态度,很少使用。他敏锐地把捉到“公理”言说具有张大社会以抑制个人的偏弊。

   这涉及章太炎对“公理”的理解。他依据文字学解释道:

   背私谓之公,今以为众所同仞之称;治玉谓之理,引伸为䚡理条理,今以为界域之称。公理者,犹云众所同仞之界域。譬若棋枰方卦,行棋者所同仞,则此界域为不可逾。然此理者,非有自性,非宇宙间独存之物,待人之原型观念应于事物而成。19

   “公”原来与“私”相对,后引申为公众认同;“理”原指治玉,引申为界线、规则。由此,“公理”则是公众认同的界线、规则,带有社会强制力。但“公理”并非具有自性的独存之物,是人将先验的原型观念应用于事物而形成,由此就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在他看来,能得到公众认同的“公理”数量很少,《四惑论》中只提到“有其藉而无其酬,则谓之背于公理云尔”20及“人类所公仞者,不可以个人故,陵轹社会;不可以社会故,陵轹个人”21。章太炎断定,大多数所谓的“公理”根本不具有公众认同的意义:“非以众所同仞为公,而以己之学说所趣为公。”22因而,所谓“公理”实为个人信奉的学说所冒充,再借着它所具有的社会强制力而强迫他人服从。这使得“公理”沦为非理性,成为与传统名分相类的“惑”。这显然有别于“新世纪”派,他们认为科学所得即“公理”,不仅数量多,而且具有客观必然性。

   为凸显“公理”言说的这一偏弊,章太炎特意针对“新世纪”派,选取了“与社会相扶助”“隐遁”及“自裁”等问题作剖析。

“与社会相扶助”是“新世纪”派信奉的互助进化论的核心主张。章太炎针锋相对地提出,人不为世界、社会、国家和他人而生,所有的责任均出于后天。人需要为社会做贡献,只是由于个人不肯离开社会而需要使用社会资源,根据偿付原则才需要以个人的能力来偿还社会。如果有人愿意自给自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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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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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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