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关于检察工作的若干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35 次 更新时间:2019-09-14 07: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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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军 (进入专栏)  
怎么真正体现法不能向不法让步,没有积极主动地去做这方面的思考,也就是缺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斗争精神。案发了,怎么和非法行为作斗争,向已经被正当防卫致死的犯罪嫌疑人的家属说明道理,向社会说明法理?息事宁人是什么意思?就是你的行为把人家致死了,适用缓刑或者作个相对不起诉可以了,以传统司法观念认为当事人应该接受、也会接受。还有的是怕作无罪处理后,要对此前的羁押给予国家赔偿。这些思想都应当改正。同时,要做好善后工作,如果发现被正当防卫致死方的近亲属确实存在生活困难,符合民政救助的情况,也要帮助协调解决。

   涉及正当防卫问题,司法实践中也要防止法律适用中的矫枉过正,特别要注意确属防卫过当,或者本不属于正当防卫的斗殴、伤害行为,像防卫挑拨、假想防卫等,因为受一时舆论的影响,把不是正当防卫作为正当防卫处理。如果那样,违背立法本意,社会治安秩序将受到严重挑战。总体来说,一个时期以来,检察机关通过不起诉权的行使纠正了社会关注的一些案件,得到了广泛认可。但是这一类案件的处理,以及背后司法理念的转变,也说明检察机关过去责任担当有不够的地方。近来对几起正当防卫案件依法履职,就是检察机关认真思考如何在新时代满足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方面的新需求,努力在供给侧提供更多更好的法治产品、检察产品。

   检察官履职要客观公正,这是中外法学界、司法实务界的共识,还首次写进了检察官法。实际上,个案起诉与否不仅是个司法技术问题、在理念上深层次解决好不起诉权问题,根本还在于如何认识、正确运用好检察权。检察机关既有追诉有罪,也有保护无辜者的法定职责,收集证据也要注重有罪无罪、罪轻罪重证据全面收集,适用法律更要全面考虑;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有疑难时,罪轻罪重,按照罪轻处理;有罪无罪,按照无罪处理,就是宁失不经,不伤无辜。检察机关要严格履行客观公正的义务,努力改变检察就是诉、就是重惩的片面履职形象和可能给社会带来的误解。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对非公有制经济、中小企业的司法保护,更要始终注意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三个没有变”的要求,给予平等保护。在当前形势下,对民营企业负责人犯罪,可捕可不捕的,政策倾向于不捕;可诉可不诉的,政策倾向于不诉。只有依法适当地倾斜,才能把中央精神、对民营企业的扶助真正落实到位。

  

   二、发挥好检察官的主导责任

  

   2018年7月中央政法委召开的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推进会强调,构建起诉讼以审判为中心、审判以庭审为中心、庭审以证据为中心的刑事诉讼新格局。这样一个十分重要的要求,检察机关是不是作了认真学习、思考?这个要求揭示了诉讼的本质、审判的本质、庭审的本质,实际上也提出了检察机关应当在庭审中、在刑事诉讼中发挥好主导责任的问题。

   为什么强调庭审以证据为中心,必然影响到对检察官主导责任的认识呢?谁负责庭审的举证责任?检察官!没有证据就没有庭审,有什么样的证据就有什么样的庭审。起诉的是贪污罪,结果证据只能认定为挪用公款罪,那就是一个挪用公款案件的庭审了。检察官承担指控、证明犯罪的法定职责。狭义的指控、证明犯罪不是在批捕、审查起诉过程中,而只发生在审判环节的庭审中。检察官指控、证明犯罪的主导责任责无旁贷,必须承担,也只能由检察官来承担!许多检察官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具体怎么理解检察官在庭审中指控、证明犯罪的主导责任?庭审前的主导责任问题得到一致认可。刑事案件要由检察机关来审查批准逮捕,捕与不捕,采取何种强制措施,检察机关要对案件的走向、证据的收集给予指引,侦查机关要按照检察机关的意见去补充侦查、收集证据、完善事实的认定,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引导。如果侦查机关移送审查起诉时,检察机关要求补充侦查的内容没有或者不足,怎么办?退回补充侦查,继续给予指引。检察机关推进捕诉一体,侦查机关非常认同,道理也在于此——捕与诉贯通,对侦查环节的指引也做到了连贯一致。对于诉前阶段的主导责任,大家都还比较认同,也是毫无疑问!那么,在法庭上检察官是不是主导呢?检察官不诉,法院哪来的案子?不诉不理!检察官是主动起诉,法官主要围绕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在法庭上查明真相。检察官能摆脱起诉指控、证明犯罪的主导责任吗?法庭上检察官指控什么犯罪事实,适用哪一法律条款,就得拿出相应的证据、理据来,拿不出来法院就可能宣告无罪、改变案件定性!检察官拿出证据、理据,才有下一步的控辩双方质证辩论,这些都紧紧围绕起诉中的指控、示证来展开,检察官的履职不是主动的吗?不是在主导吗?有的人说,法庭上恐怕还是审判长发挥主导作用吧!审判长在庭审中履行的是指挥庭审的职责,在庭上按照程序要求检察官宣读起诉书,然后围绕起诉开始法庭调查。辩护人有什么意见,也是围绕检察官的起诉指控来发表,不可能我们起诉指控的是甲,辩护人抛开甲却独自在说乙。即使辩护人认为指控甲不当,首先也要辩清楚为什么不该指控甲!所以,法官在庭上就是一听一断,所谓“沉默的法官、争斗的当事人”。如果把控方和辩方视为当事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那么争斗、控和辩是由谁引发的?公诉人!但是在以往的庭审实践中往往不是这样,有时候法官和辩护律师争论起来,个别甚至走向极端,把辩护律师逐出法庭。法官在这个时候表现出了异常的“主导”作用,原因很多,但大多情况是因为公诉人在法庭上没有正常发挥其应有的主导职责。为了确保裁判有理、有力,法官只能代替检察官跟辩护人争辩起来,因为法庭上不把道理讲清楚,可能就判不下去,于是越俎代庖,跟辩护人争辩起来,越位了。法官的越位主要是因为检察官主导责任没有发挥好。

   2018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代表团访问新加坡,我在和新加坡总检察长黄鲁胜先生谈起检察官主导责任时,他完全认可。实际上,从我国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宪法定位和刑事诉讼法的制度设计看,检察官在整个刑事诉讼中是承担主导责任的。这种主导责任不仅体现在庭前,而且体现在审判期间,包括审判后检察官认为判决不当的还要抗诉。执行阶段也是这样。刑事执行检察监督是一个特殊的制度模式,也必须积极主动去发现执行环节的违法,这不也是在主导吗?主导责任涉及的检察理论与实践问题,要认真加以研究。提出主导责任决不意味着你高我低,或者是权力上的主次,而是要让我们意识到责任!更重的责任!正确、充分地履职。比如,在庭前是主导责任,那就要考虑怎么去发挥好,如果不批捕,能不能把道理讲清楚,让侦查机关信服,不再提出无谓的复议、复核;捕了,能不能把下一步继续侦查的要求列清楚?最高人民检察院调研组在江西检察机关阅卷,发现有的退回补充侦查提纲只写要查什么事。为什么查?收集证据的目的是什么?没有写。能不能把它写清楚?写清楚了,侦查人员才明白,才能更好地补充证据。道理、目的写清楚,是要使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以后能够顺利诉出去,从而避免再一次退回补充侦查。在审判中是主导,那就要求公诉人必须以负责任、更高一筹的指控证明犯罪能力,使以庭审为中心、以证据为中心的刑事审判落到实处。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确立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更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以检察官主导责任为基础的诉讼制度设计,有人把它称为中国版的“诉辩交易”。根据这个制度,检察官要更加负责、明确地在庭前即与犯罪嫌疑人就案释法:如果认罪,案件将会依法从宽处理。检察官把道理讲清楚,让辩护人与犯罪嫌疑人沟通达成一致意见,犯罪嫌疑人同意检察官提出的量刑建议,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案件将起诉到法庭,这就是在践行检察官的主导责任。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处理的案件,绝大多数是检察官提出的建议。从试点情况看,检察官提出的量刑建议96%以上都被采纳了,再次充分说明了主导责任是实实在在的。刑事诉讼法特别明确规定,法官原则上应该采纳检察官提出的量刑建议,如果认为不妥,得要求检察官重新提出量刑建议,如果检察官调整了量刑建议,法官仍认为不妥,才可以直接作出裁判。这说明检察官的责任更重了。以前的庭审,检察官把案件、被告人诉出去就认为基本完成了任务。今天,庭前的认罪认罚工作,庭上的量刑建议,检察官也要斟酌再三。要认真思考怎样把检察官的主导责任履行好、履行到位,实现双赢多赢共赢。在2019年的全国两会上,最高人民检察院按照全国人大代表对检察工作报告提出的意见,把检察官在刑事诉讼中的主导责任写进了工作报告。检察官都要认真思考,努力把新时代赋予的更重责任扛在肩上,切实发挥好在刑事诉讼中的职能作用。

  

   三、加强检察理论研究

  

   在检察理论研究方面,检察机关的工作总体上还是短板,是明显的弱项,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省市一级检察机关要将理论研究作为自己的责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国家检察官学院、法律政策研究室、检察日报社,包括最高人民检察院机关每一个业务部门都要更加重视检察理论研究工作。宪法赋予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权,那么法律监督与诉讼活动中的公安机关、法院之间的制约是一个什么关系?检察机关作为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但同时享有对司法工作人员部分职务犯罪的立案侦查权(具有行政权性质),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有什么具体特点?如何统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法律理论体系中?与各国检察制度、理论及背后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历史、民族传统的异和同在哪里?原因是什么?这些问题要不要搞清楚,是不是已经搞清楚了?

   如果不能很好地、令人信服地回答这些问题,那么检察道路、检察理论、检察制度、检察文化自信就是你让我信,这种“信”是不坚定的。只有自己弄懂了以后,我坚信,那才是发自内心、源自信仰的自信。我们广大检察官是不是做到了这一点?怎样把检察理论建设着手加强起来?要从具体工作着手、切入。一是主动和法学理论界加强沟通。最高人民检察院成立了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案件专家委员会,这是一个沟通桥梁,怎样用好?目前十几个省一级检察机关建立了专家委员会,还有十几个正在建立。最高人民检察院建了,省一级检察机关建了,市一级、县一级检察机关都可以用,邀请专家研究讨论检察疑难案件,相关检察官旁听,既学习了个案法律运用的分析方法,又促进了深层次理论与实践问题的把握,要重视用好这请上门的培训。二是加强具体检察业务研究。善于从实践中探寻理论、理念上的东西。用实践去验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理论,再用理论来指导、深化检察实践。“检答网”的开通运用,证明了各级检察官的潜质和学习的热情,说明了是上级检察机关、最高人民检察院供给侧改革不够,满足这方面需求的产品供给不足。上级检察院还要积极改进工作。加强检察理论研究,要发挥好检察官群体的作用。如何“谋发展、重自强”,检察理论研究是重中之重,也是基础工作中的基础。这项工作每一位检察官都是责任主体,相关研究单位更是责无旁贷,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国家检察官学院、法律政策研究室、检察日报社都要给予特别重视、支持、引导,鼓励检察官加强检察理论和实务研究,这是一个基本的要求。三是与法学研究机构建立起紧密的联系。主动和全国著名法学期刊建立联系,研究怎样把检察理论研究和法学期刊的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理论研究搭建更好的平台。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中国刑事法杂志》要认真思考学报、杂志的办刊方向、责任是什么?检察机关的理论刊没有自己的特色,很难办出水平来。没有检察特色,怎能办得过院校、研究机构的报刊,吸引来更多有水平的“大家”供稿?实际上,检察官的研究能力还是相当强的。就2018年核心期刊检察官发文数量看,全年检察人员在各类期刊发表文章2590篇,有430篇刊载在核心期刊上,覆盖了14种法律核心期刊,包括《中国法学》《法学》《当代法学》等等。34种非法学的综合性期刊也在刊登检察人员的文章。提高检察官理论研究水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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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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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民检察》2019年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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