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880年代清代识字率男人为30-45%，女人为2-10%，平均识字率在20%左右，这一比例不亚于英国和日本现代化以前的识字率……”。这一史料和观点，现已广为学界所知，且几成定论，一些学者并藉此来当作否定“废科举”的重要理由，在为“废科举”惋惜思潮的形成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可笔者从数十次相关引文出处的追溯中，发现这一史料与观点均源自同一论著——美国学者罗斯基的《清代教育及大众识字能力》一书，也即此史料实为孤证，也无左证，不足为证。我们有理由对此提出质疑。

关键词：晚清  识字率  孤证  罗斯基  质疑

在近几年的科举热中，出现了一股为“废科举”惋惜的思潮，其理由之一是：科举终结前我国教育较为普及，民众的识字率达20%，“废科举”后初等教育衰退，全民识字率下降[1]。本文对“废科举”后，全民识字率反而下降是否事实不予讨论，仅对科举终结前，我国民众的识字率达20%的“定论”提出质疑。

一  从引文出处求证史料与观点出于同一论著

据笔者所见，科举终结前我国民众识字率达20%的观点，最初是由美国学者罗斯基（E. Rawski，又译劳诗静、罗友枝、饶懿伦等），在《清代教育及大众识字能力》（密西根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一文中提出的。作者认为：“1880年代清代识字率男人为30-45%，女人为2-10%，平均识字率在20%左右，这一比例不亚于英国和日本现代化以前的识字率……”。[2]这一史料和观点，现已广为学界所知，且几成定论。仅据笔者案头的资料统计，目前引述过这些资料和观点的论著就有30篇（部）左右，[3]且鲜有人怀疑。

罗著甫问世，台湾著名学者张朋园就写了一篇较长的书评(详后)。较早引用罗文的论著，是1982年由罗兹曼主编、美国自由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中文版，最早由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此后该社多次再版。中文论著(原创)中最早引文的，也可能是张朋园。不过，罗兹曼和张朋远们，都只是引用、默认了罗斯基的观点，[4] 并没有进一步发挥，又由于当时为“废科举”惋惜的思潮还没有形成，故这些论著及罗斯基的史料和观点，对大陆读者的影响并不大。

引述并发挥罗斯基观点且影响较大的是金观涛、刘青峰。她们在合著的《开放中的变迁》中，引述、诠释、发挥了罗斯基的观点，并提供了诸多相关的信息。此后不少人的引述都沿袭了她们。故尽管此引文较长，但为了追溯后人引述罗斯基观点的源头，及其演变的线索，有必要全文移录于下：

“1880年代清代识字率男人为30-45%，女人为2-10%，平均识字率在20%左右，这一比例不亚于英国和日本现代化以前的识字率（在此有页注：Evelyn Sakakida Rawski: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ry in Ching China(Michigan: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79）。中国传统社会之所以达到这样高的识字率，和一体化中下层组织深入农村有关。农村是知识分子的培养基地，私塾教育的广泛存在，政府办的义学普及全国，以及绅士主动拿钱办教育，都有助于产生高识字率。实际上，由于广大缙绅秀才生活在农村，在清代一千个学童可得七个老师，比西方三个老师教一千人充足。但随着城市成为培养知识分子的基地，对广大农村的识字普及自有影响，从1895年后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期间，全国的平均识字率一直在下降。至于二十世纪中国识字率究竟是多少，一直缺乏统计，但从小学生数目中可以做一估计。表3.8为1907-1933年小学生数目。张朋园根据这个数目计算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识字率，其中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数占总人口的17%，他认为由于统计不全和私塾仍产生10%的识字率，1930年代中国识字率应达30%。{在此有页注：张朋远：《劳著“清代教育及大众识字能力”》，《近史所集刊》第9期（台北：1980）}。但私塾仍产生10%以上的识字率，这个数字是极富争议性的。如果严格以小学生统计识字率，从1907—1933年，中国识字率肯定比传统社会20%来得低。至于当时私塾还能产生多少功能，直接取决于农村中传统社会结构的破坏程度，这样看来，在传统一体化结构已完全毁坏之民国初年，社会识字率极有可能已比传统社会大大降低，难怪梁启超在1915年批评新政时说，二十年来办现代教育使得全民不识字”。[5]

以上引文，读者能轻易看出引入了罗斯基的数据和观点的，仅是第一句。接下来，作者夹叙夹议，是对罗著的阐释。最后结论：“民国初年，社会识字率极有可能已比传统社会大大降低”了，并借用梁启超的观点为自己的论据做注脚。

尽管以上的一些观点尚可商榷，若干史料的出处有待说明，尤其是明知罗斯基的观点，受到张朋园的强烈质疑（详后）后，作者还推崇、发挥罗斯基的观点，笔者感到不解。但至少在逻辑上是没有问题的，尤其是读者不难判断，这些史料和观点不全是罗斯基的 [6]。可接下来的转引中，史料和观点的大致归属，就没有如此清楚了。

较早转引金观涛、刘青峰所用史料和观点的是何怀宏。他在题为《一九0五年废除科举的社会涵义》的论文中，对金、刘的文字做了以下概括：“据罗斯基（E. Rawski）的研究，1880年代清代识字率男性为30-45%，女性为2-10%，平均识字率在20%左右，这一比例不亚于英国和日本现代化以前的识字率。但自1895年后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期间，全国平均识字率一直在下降{直到30年代，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数只占总人口的17%}，以致于梁启超曾在1915年批评新政（时）说，二十年来办现代教育使得全民不识字。”[7]

何怀宏的提炼，内容条陈非常清楚，思想概括颇为精当，逻辑性、可读性极强，甚至说经典也不为过，因为此后的相关引述，按何氏浓缩的表述成为主流，罗氏的观点，也因此一发而不可收。尤其是2005年前后，纪念科举废止一百周年之际，不少学者藉此来当作否定“废科举”的重要理由，在为“废科举”惋惜的思潮形成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问题是，何怀宏没有像金观涛、刘青峰那样，对罗斯基的主要史料和观点做界定，使读者很容易误读——以为这都是罗斯基的史料或观点。又由于何怀宏在该引文处理中出现了意外——没有交代史料出处，以至到了何文的转引者的文章中，如郑若玲的多次引文中，更难知道史料的原委了[8] 。虽然，何怀宏后来在《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一书中，在相关内容上补注了这段文字转引自金观涛、刘青峰的《开放中的变迁》，但由于其表述的内容和形式都没有变，[9] 读者仍分辨不清，这里头罗斯基的史料或观点有几许？或者说，有否金观涛、刘青峰的思想？

由此可见，引文及其运用规范的重要性。而笔者追溯的自的，是要说明，何怀宏、郑若玲，以及李志铭[10]、侯艳兴[11]、李涛（详后）、蒋平（详后）等相似的转引引文，均来自金观涛、刘青峰的《开放中的变迁》。

郝锦花女士在她的博士论文中，转引的也是金观涛、刘青峰的《开放中的变迁》（台北风云时代出版公司，1994年版）的引文：“有学者认为，1880年清代识字率男人为30%-45%，女人为2%-10%，平均识字率在20%左右”。[12]

萧功秦的引文是：“据一位国外学者统计，19世纪80年代，清代识字率男性为30%-45%。近代以前，中国南方农村不少地区的识字率比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更高”。其注释是：“参见E.S.Rawski：《清代中国的教育与民间文学》，密西根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转引自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第155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13]

刘海峰的引文是：“据罗斯基（E. Rawski）的研究，1880年清代识字率男性为30%-45%，女性为2%-10%，平均识字率在20%左右，这一比例不亚于英国和日本现代化以前的识字率。但自1895年以后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期间，全国的识字率一直在下降，到30年代，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数只占总人口的17%”，其注释也是金观涛、刘青峰的《开放中的变迁》。[14]

也就是说，以上10余篇（部）的转引引文，均来自金观涛、刘青峰的《开放中的变迁》，也即都出自罗斯基之著。

此外，还有多种渠道引了罗斯基的观点。

据笔者初步翻阅，《中国的现代化》，至少有两处引入罗斯基的观点。其中一处写道：“正如饶懿伦最近研究（饶书1979年版第23页）所揭示的，18和19世纪的识字率也许‘比以前的推测要高。男女间识字率是不平衡的，大约有30-45%的男性和只有2-10%的女性具有某种程度的读写能力’”。另一处揭示：“清代中国的知识和教育水平确实了不起。男性识字相当普遍（估计其中有30-45%的人具有基本的文字基础）”[15]。这两处虽都没有完整的注释，但从第一处的不全的夹注分析，饶懿伦应就是罗斯基，引文应出自罗著。其中的后一内容，被楼清清 [16]和王庆成所转引。王还对罗斯基（罗友枝）的史料提出了质疑（但未展开）[17]，而左松涛又点及了王庆成对罗斯基的质疑。[18]

有不少学者的相关引文，则显示直接引自英文原著。如杨齐福等、黄书光、左松涛、 李伯重、张暮辉、顾月琴、应星  曹诗弟等[19]。这些著作中的黄书光和应星的引文，后又分别被张雪蓉 [20]和柳琴等[21转引。

有些引文，也许基于文本的形式，没有标注出处。如有一篇文章称：“19世纪末全国识字率是20%……直到南京政府时期，中国的识字率一直都在持续下降。梁启超在1915年愤而撰文，批评20多年来的现代教育‘使全民不识字’”[22]。虽然文章没有讲明出处，但这些文字应源自《开放中的变迁》。还有一些论文的引文，很不规范。如李涛、蒋平等虽也完整地转引了何怀宏的引述，可前者没讲明出处，后者形式上也下了注，但查无实据。[23]

综上，科举终结前，我国民众识字率达20%的史料和观点，均源自罗斯基的《清代教育及大众识字能力》一文，也即此史料实为孤证，不足为证。我们有理由对此提出质疑。

顺便提及，由于金观涛、刘青峰在《开放中的变迁》中，没有标注她们所引梁启超之论的出处，故我们不仅在按何怀宏模式转引的论著中，找不到梁氏的“20年来办现代教育使得全民不识字”之论的出处(详见上揭诸文)，就是在仅专引梁启超之论的论著中，也找不到梁文的出处。[24]换言之，金观涛、刘青峰所举梁启超的言论，可能也是孤证。

二 对张朋园书评及若干左证的分析

以上所举的近30篇（部）大陆学者的论著，除了一篇非教育史、科举学专业的论文，提出了没有展开讨论的质疑外，其它论著都确信或默认了罗斯基的科举终结前，我国民众有较高识字率的史料和观点，有的还进一步发挥，并藉此来当作否定“废科举”的重要理由。可张朋园早年发表的专门评论罗著的、也是笔者仅见的为此著写的书评，对罗著的史料和观点，并非一味叫好。由于该书评似乎还没有引起大陆学术界的多大注意，故有必要对其进行介绍和分析。

张朋园题为《劳著“清代教育及大众识字能力”》的书评，发表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办的《近史所集刊》第9期（1980年），全文约7000字。这篇可以说在第一时间写就的书评，虽然在“研究方法、全书结构、讨论与解释”等方面，对劳著予以充分的肯定，尤其是“分析细腻透辟入微”、“有突出的论点”之“两大特点令人激赏”，但在“最基本”的内容——“识字率定义与估计数字”，尤其是对于后者，几乎是全方位质疑的。由于“著者的识字率估计并非经由统计的方法得到，她是参考他人的说法而做如是之假设”。换言之，“著者未能实证其估计数字，势难说服其读者”。如作者商榷道：“她认为十九世纪中国的城市识字率甚高，达到百分之八十—九十（见页10-12,17），这或许是过分乐观的看法”。接着又指出：“著者说乡村中的男性识字率为百分之四十—五十，似乎亦属乐观的假设”(按：以上两个数据，原著可能指特定的地区)。作者还认为：“妇女是否有百分之五（应为百分之六——沈登苗注）的识字率（2-10%的中数）殆属疑问”。张朋园甚至根据著者提供的史料加以推算，社学、义学“只能产生百分之二.五五（应为百分之二.八六——沈登苗注）的识字率”（而著者认为三分之二的识字率由社学、义学和家庭杂字自学产生），故张朋园进一步质问：“那么百分之三十—四十五的识字率如何得来？”所以，张氏认为：“著者的高限估计似过于偏高”。

但尽管如此，张朋园还是认为：“著者的下限估计较属合理。[25]换而言之，十九世纪中国的识字率绝难超过百分之二十”，这意味着，张朋园对20%的识字率，也是默认的，并以此为基数，对到了1930年代，国人的识字率提高到30%做了论证。也就是说，迄今为止，对科举终结前我国民众识字率达20%的观点，可能还无人真正在学理上进行过质疑。再从张朋园的书评获知，在罗著中，其科举终结前我国民众有较高识字率的史料和观点，似也无有说服力的左证。

此外，涉及晚清我国民众有较高识字率的史料，笔者还见到过四处，本文以下将逐—介绍与分析。

第一处是：《中国的现代化》的作者坦言，准确统计清代中国的识字率很难，“只好依靠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统计来推算。30年代的一次同龄人统计表明，50岁以上的男性识字率是40%”。[26]笔者认为，“30年代的一次同龄人统计”，没有表明统计的范围和规模，是否可以代表一个时代还不好说，更可讨论的是，清人的平均寿命仅为33岁[27]，而50岁以上的人，显然是高寿者，即那个时代的经济条件较好者，也是那个时代容易接受教育者，以此代表全民缺乏典型性。同时，若以此推断，找出反例也容易。如1935年对山东省邹平县的调查发现，“40-59岁的所有男性，也就是说清朝末期达到入学年龄的这批人，只有24%的人上过学。60岁以上的人中，只有23%的上过学”。[28]

第二处是：张朋园为认可罗斯基的传统时代，我国民众20%的识字率，曾如此注脚：“《邵阳县志》谓该县‘士 ’为全境1%（《邵阳县乡土志》，光绪三十三年本，卷2，实业）20倍计之，识字可得20%;《靖州县志》以士农工商分类，士为7.7%……士类3倍计之，亦可得20%识字率。（见《靖州乡土志》，光绪三十一年，卷2，页21）”。[29] 我们认为，张朋园这里的推理，完全是主观、随意的，不足为证。

第三处是：康有为1895年5月二次上书光绪时均说：“我中国文物之邦，读书识字仅百分之二十”[30]。然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没有进一步的材料说明康有为的估计也考虑了女性”，即全部国人。[31] 笔者同意此质疑。因为清政府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推行的《九年预备立宪逐年筹备事宜清单》，内有一项推广识字和进度的明确规定：从第一年（光绪三十四年）开始，逐步编辑、颁布简易识字课；创设、推广廰州县简易识字学塾；“第七年人民识字义者须得一百分之一”，至第九年(1917年)“得二十分之一”，即5%。尽管这一进度的起点，视全国人民为文盲，殊为不妥，[32] 但若真的已达到了康有为提出的那个基数，朝廷断不会提出用九年时间，才使识字率达到5%的目标的。

第四处是：博思威克(Borthwick)的估计则是成长于晚清的男性中，有40%以上的人在童年的某段时间上过私塾，然正如博氏自己或引者所言，上过私塾的“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识字”[33]。

还有，虽然李伯重教授力挺罗斯基的史料和观点，但据笔者看来，他也没有提供新的、令人心服的证据。[34]

由此道来，这些左证，都比较勉强，全不足为证。

三 笔者对晚清民众识字率达20%的史料和观点仅提出质疑

涉及中国传统社会识字率的文章并不多，专题的研究更少，笔者仅见的一篇专论是包伟民的《中国九到十三世纪社会识字率提高的几个问题》。包氏论文开门见山：“想要探讨传统社会的识字率，不免碰上两大困难。其一是资料问题，在近代教育制度兴起之前，一般不存在关于社会识字率的概念，因而也不会有直接的统计数据。……其二是定义问题，一个人应该识多少字才算‘识字’，很难决定”。故作者直言：“我们最终恐怕不可能就当时识字率的具体数据得出结论，而只能描述一种变化的趋势”[35] 。事实上，即使到了1950年代的第一次人口普查时，由于“‘受教育状况’没有列入调查项目”，当今的专业人士对“当时的文盲人口情况”，也“无从得知”。[36]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社会识字率之课题，本身就是一个难题。

相对而言，稍涉及到传统社会识字率的史料，就多一些。如19—20世纪之交，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和美国传教士郭斐蔚都认为，中国男女识字者，“十仅一二”。[37]再如，章开沅等认为，清末“摘除了‘文盲’帽子的中国人不会超过4000万人。以当时人口为4亿计算，识字者不到总人口的10%”。[38]田正平的估计是，清代总人口的识字率为13%左右，并认为“这是一个相当高的比例”。[39]

尽管罗斯基的科举终结前，我国民众识字率达20%的史料和观点，并无左证，且更多的可能是反证，且笔者尤其倾向于晚清，中国民众识字人为四千万人，或13%的论断，因为这些数字已是200万童生 [40]的20-26倍，可能比较符合实际。然而，这里也缺少统计的依据。则科举终结前比较正确的识字率，在“经由统计的方法得到”，或者说“产生突破认识”，[41]并在学术界形成共识前，我们也不能轻率地下结论：20%的史料和观点一定不能成立。基于学术往往是在争鸣中升华的特征，本文最后想强调的是，罗斯基的史料和观点，无左证实为孤证，不足为证，我们有理由对此提出质疑。那么，试图以罗斯基的科举终结前，我国民众识字率达20%的史料和观点，当作否定“废科举”的重要理由的作者，应谨慎引用这一史料和观点。

2019-09-09

【作者简介】沈登苗，1957年生，浙江省慈溪市人，独立学者，主要从事教育史和历史人文地理研究，著有《文化的薪火》（论文集）一书，提出“一代难以成为学者”的原创理论。

注  释

[1] 详见何怀宏：《一九0五年废除科举的社会涵义》，《东方》1996年第5期；李志铭：《科举制度之废除及其后果——兼析科举制度的合理内核》，《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郑若玲：《科举考试的功能与科举社会的形成》，《厦门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候艳兴：《科举制度的废除与乡村社会变动》，《中国农史》2006年第3期。

[2] 转引自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155页。按：该资料由台湾成功大学侯美珍教授提供，谨致谢忱。

[3] 笔者2015年9月26日，从中国知网上输入“清代20%识字率”（社会科学Ⅱ辑、全文） 检索“文献”，就搜到184条结果，但限于精力，笔者无力一一去下载、查阅。

[4] 详见（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46，283页; 张朋园：《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南省(1860-1916)》，台湾中央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3年版。按：笔者所见为张朋园：《湖南(1860-1916)现代化的早期进展》，岳麓书社2002年版，第374页。

[5] 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155—157页。

[6] 但坦率地说，由于没有通读过罗著（指期盼中的罗著中文本），在这段引文中，笔者也分不清，究竟那些史料和观点是罗斯基的。

[7] 何怀宏：《一九0五年废除科举的社会涵义》，《东方文化》1996年第5期。

[8] 郑若玲：《废科举的教育影响》，《复旦教育论坛》2005年第2期；郑若玲：《科举考试的功能与科举社会的形成》，《厦门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郑若玲：《科举、高考与社会之关系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0页。

[9] 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18，427页。

[10] 李志铭：《科举制度之废除及其后果——兼析科举制度的合理内核》，《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11] 侯艳兴：《科举制度的废除与乡村社会变动》，《中国农史》2006年第3期；侯艳兴：《科举制度的废除与乡村社会变迁》，《兰州学刊》2006年第7期。

[12] 郝锦花：《新旧之间——学制转轨与近代乡村社会》，山西大学2004届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第128页。

[13] 萧功秦：《危机中的变革——清末政治中的激进与保守》，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85页。按：据笔者核对，金、刘的此页原文中，并无“近代以前……更高”这一句。

[14] 刘海峰：《科举学的教育视角》，《理论月刊》2009年第5期。

[15] （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46，283页。

[16] 楼清清：《乡村社会的衰败——科举制度的废除对近代中国乡村社会的消极影响》，《合肥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17] 王庆成：《晚清华北村镇人口》，《历史研究》2002年第6期。

[18] 左松涛：《新词与故物：清季以来所谓“私塾”问题的再认识》，《中山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19] 杨齐福，吴敏霞：《近代新教育在废科举后发展取向的偏差》，《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黄书光主编：《中国社会教化的传统与变革》，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63页;左松涛：《清代生员的进学年龄》，《史学月刊》2010年第1期;李伯重：《八股之外：明清江南的教育及其对经济的影响》，《清史研究》2004年第1期;张暮辉：《晚清科举中的矛盾现象及分析——谈科举考试的社会功能》，《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2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顾月琴：《明清时期民间识字教材——杂字》，载张诗亚主编：《和谐共生：2007年全国博士生（教育类）学术论坛论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应星：《社会支配关系与科场场域的变迁——1895—1913年的湖南社会》，载杨念群主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78、281页;(丹麦)曹诗弟（Stig Tnogersen）著，泥安儒译：《文化县——从山东邹平的乡村学校看二十世纪的中国》，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0，317页。

[20] 张雪蓉：《试论科举制的废止与中国传统教育文化的命运》，《黑龙江高教研究》2008年第12期。

[21] 柳琴，左松涛：《略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私塾改良》，《历史档案》2002年第2期。

[22] 王怡：《迭举社会的伟大理想——纪念废止科举一百年》，《银行家》2005年第12期。

[23] 李涛：《“失去重心的传统”——略论清季科举制度废除的社会影响》，《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2年第4期；蒋平，阳德华：《清未科举制度的废除对中国近现代教育的影响》，《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6年第4期。

[24] 宫欣旺、梁仲明：《科举制的废止：一项失败的政策选择》，《西安文理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25] 罗著的识字率下限可理解为二种，一种是男性30%，女性2%，平均16%，另一种是平均最少20%（转引自张朋园：《湖南(1860-1916)现代化的早期进展》，岳麓书社2002年版，第374页），显然，张朋园采纳的是后一种。

[26] （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46页。

[27] 林万孝：《我国历代人的平均寿命和预期寿命》，《生命与灾祸》1996年第5期。

[28]  (丹麦)曹诗弟（Stig Tnogersen）著，泥安儒译：《文化县——从山东邹平的乡村学校看二十世纪的中国》，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23页。

[29] 张朋园：《湖南(1860-1916)现代化的早期进展》，岳鹿书社2002年版，第374页。

[30] 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载《康有为全集》（第二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2页；康有为：《上清帝第三书》，载《康有为全集》（第二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4页。

[31] 陈德军：《南京政府初期的“青年问题”：从国民识字率角度的一个分析》，《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按：陈德军所引康有为的数据是“读书识字仅百分之三十”，其注释是：《上清帝第二书》，《康有为全集》（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95页。据核，系陈氏笔误。按：该上海古籍版资料，由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李兵教授提供，谨致谢忱。

[32] 主要转引自张朋园：《劳著“清代教育及大众识字能力”》，台湾《近史所集刊》第9期（1980年）。

[33] 转引自(丹麦)曹诗弟（Stig Tnogersen）著，泥安儒译：《文化县——从山东邹平的乡村学校看二十世纪的中国》，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第40页。

[34] 李伯重：《八股之外：明清江南的教育及其对经济的影响》，《清史研究》2004年第1期。

[35] 包伟民:《中国九到十三世纪社会识字率提高的几个问题》，《杭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

[36] 黄荣清：《中国各民族文盲人口和文盲率的变动》，《中国人口科学》2009年第4期。

[37] 转引自熊贤君：《千秋基业——中国近代义务教育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5-46页。

[38] 章开沅等：《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60页。

[39] 田正平：《论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延误》，《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

[40] 张仲礼著，李荣昌译：《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90页。

[41] 左松涛：《清代生员的进学年龄》，《史学月刊》2010年第1期。

原载《科举学论丛》2015年第二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