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学术的生命力在于自由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30 次 更新时间:2019-09-11 22:2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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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兆武 (进入专栏)  
那是顶新的片子,1941年底日本偷袭珍珠港,第二年春天美国就炸了东京,电影里演的就是那次轰炸。还有一部电影讲二战海战的,看了以后我才知道,那些潜水艇里的人要时常照日光灯,补充一些紫外线。另一种就是文艺片,比如《简爱》、《乱世佳人》,还有音乐片,像讲斯特劳斯的《翠堤春晓》,音乐非常好,我看了三遍,可有的同学看了五六遍,里边的好几个歌我们都会唱。《葡萄春满》(New Wine),讲的是舒伯特的一生。还有《一曲难忘》(A Song To Remember),写肖邦的。演肖邦老师的是Paul Muni,演乔治·桑的是Merle Oberon,都是当时非常有名的演员,那个片子我也看了好几遍,就是喜欢听他的音乐。后来Merle Oberon和Laurence Olivier合演了《呼啸山庄》,Laurence Olivier和Joan Fontaine合演了《蝴蝶梦》(Rebecca),都是当时有名的片子。

  

   那时候的好片子非常多,里根的电影我看了几部。当时他是个二流演员,用京剧的行话来讲,是“挂二牌”的,当然还有“挂三牌”的,那就更不重要了。当时有个英国的著名演员叫Eroll Flynn,演了许多战争武打片,其中有一部叫《绝望的旅程》,里根就在里边给Eroll Flynn配戏。

  

   据说当时担任电影片中译名工作的是吴宓老师,不知确否,不过从某些片名来看,如《卿何薄命》、《魂归离天》(两辞皆出自《红楼梦》)之类,很像是吴先生的风格。附带说一点,当时的电影没有配音,有些同学就是去学英语的。我作为历史系的学生,也从电影里认识了一些具体的古代生活情况,如Laurence Olivier(奥利维尔)、Vivien Leigh(费雯丽)主演的Trafalgar(特拉法加)海战,Norma Shearer演的Marie Antoinette(中译名为《绝代艳后》,即法国路易十六的王后),这些文娱生活丰富了我们的知识。


七、兼职做教师

  

   从1939年到1944年,对我是最困难的几年。抗战前在北京做中学生的时候,学校里一天吃三顿饭,一个月才花五块多钱,质量不错,而且可以敞开吃,1938年我在长沙上学的时候也是五块多钱,至少都是细粮。可是到1939年就不行了,物价飞涨,学校里吃饭虽然不要钱,可是非常之差,有点像我们上世纪六十年代三年困难期间吃不饱的光景。人的胃口毕竟有限,粮食定量就意味着限制你的口粮,西南联大的时候虽然没有定量,可大家都过去抢,不一会儿工夫就没有了。一直到1942年,我在外面可以找个零星工作兼差了,才算好一些。

  

   1943年读了研究生以后,我就在中学里做兼职教师,每月工资已是数千,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七八百元钱,每顿饭都自己花钱在中学里买,总算能吃饱一点了,只要不养家活口,生活还算过得去。昆明中学有好几十个,比较缺教师,几乎全让联大学生包办了,有的学生迫于生计,平时在外县兼课,到了考试才回来。年轻人精力充沛,而且可以“杀价钱”,工资压得比较低,加之联大学生的水平比当地高一些,所以学校里也愿意用。

  

   我们做研究生的时候几乎没有人不做中学教师,只有工学院的例外,他们可以下工厂,修公路、修铁路,或者修汽车,除此以外,我想大多数同学都在兼课,包括鼎鼎大名的杨振宁。杨振宁在联大附中教书,他的爱人杜致礼就是他班上的学生,后来他出国了,王浩就接手在那里教。当时不但是学生教,连联大的老师也在中学里兼职。我在好几个中学教过书,求实中学、五华中学、龙渊中学、昆华女中,教国文,教英文,也教过历史、地理,研究生的三年里基本没间断过。在五华中学教中文的时候,朱自清先生也在那里教一班,我教另一班,他的威望、名气比我大得多了,本来就是名教授和文学家,当然应当比我高明得多,所以我并不觉得泄气。闻一多先生也在昆明的中学里教书,学校当局知道闻先生是有名的诗人,所以给他的工资特别高,还特别给他一间房子,虽然现在看来也不觉得怎样,不过在当时就非常了不起了。


八、恋爱?

  

   在恋爱婚姻的问题上,老一辈人和我们当时的年轻一代有很大不同。五四的那一辈人一方面是维新的,比如钱玄同,他的名字就是“疑古玄同”之意,对古代根本是怀疑的,可另一方面,他们的旧学根底都非常深,其中也包括了旧的思想。所以他们的婚姻大多是家庭包办,后来又讲婚姻自由、个性解放,对家庭包办的婚姻不满意,就另外找人结合。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胡适。胡适的婚姻是家庭包办的,虽然后来也另外有人,除了韦莲司可能还有别人,但他不愿意伤他母亲的心,始终保持着和江冬秀的婚姻。这是中国旧的伦理传统。郭沫若、鲁迅都是这样,虽然在外面又有了新的婚姻,原来包办的夫人还在,算是家庭成员。

  

   到了我们那一代,学校里没有规定学生不可以结婚,不过事实上不可能结婚。书还没念完,自己生活不能自立,怎么维持家庭?“青年男子谁个不善钟情?妙龄女子谁个不善怀春?这是我们人性中之至神至圣。”(郭沫若译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序言)但我们那时候真正谈恋爱的人毕竟是少数,结婚的更是少有,总以为那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情。一般都是参加了工作,到二十五六岁,甚至三十多岁才结婚,而且很少有人在毕业以前就谈恋爱,女同学结婚的就更少了,或者结婚了就中断学业,做家庭主妇了。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有一本小说很流行,叫《青春之歌》,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至少我觉得那本书写得很不符合当时的情况。小说写“一二·九”运动,写北大的女生,那时候北大女生才四五十人,就在马神庙的北大五斋,我两个姐姐都住在那里,我去过好多次,所以那四五十个女生我至少认识一半以上,可是没听说谁是结过婚的。男同学里也很少有人结婚,除非是从偏远地区或农村里来的,城市里长大的大都没结婚。可是书里写林道静不但结婚了,还和人同居,而且还换了人,那在当时简直是不可想像的事情,哪有女同学随便跟人同居的?后来我在联大见到有学生同居,大都是东北的。那时候东北已经被日本占领了,国破家亡,那些同学流亡在关内,自己没有安身的地方,所以两个人就找一个公寓住下来。可这是很少有的,一般的都不这样。一个人写小说,总是有意无意地把自己的经验写在里边,所以那些情节就显得太虚假,完全不符合当时的真实情况。


九、“天人交感”下人生观的转变

  

   我做研究生第一年读的是哲学,可是不久得了肺病,一犯起来就吐血,身体非常虚弱。那时候肺病非常普遍,大概很多人都有,不过没有检查出来,因为不犯病的时候和正常人一样。如果我不吐血,我也不会知道自己有肺病,也许是别人传染给我的,也许我还传染别人,这都不知道,没有隔离,也没有药,等于自生自灭。

  

   后来我才知道,吐血好像也并不那么严重。细菌把血管咬破了,所以就吐血,如果一个人失血不很多的话,没那么严重,吐血而死往往并不是因为失血,一般都是因为窒息,血出来的时候把气管给堵住了,那时是非常难过的,我很有体会。而且我得肺病还有个特殊经验,只要天气一变,比如忽然风雷交作,我就感到气闷压迫,开始吐血。有位同学跟我开玩笑,说:“你这是‘天人交感’。”《资治通鉴》里有一段故事,武则天的时候屡兴大狱,抓起人来就用酷刑。有一个人在监狱里受了很重的刑,结果出来以后能够预报天气。别人问他:“怎么会这么灵?”他说不是他灵,而是他的伤一变天就立刻有预感,所以预言非常准确。我想这是对的,我当时也是这种经验,天一变就能感觉到。

  

   我的遭遇还算不错,终于挺过来了,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幸运。物理系一个同学叫张崇域,他物理念得是最好的,后来还做了研究生。我相信如果他一直活下来的话,现在也该是物理学大家了,也会是诺贝尔级的,可是不幸后来得了肺病,毕业不久就死了,非常可惜。化学系有个小胖子叫陆钟荣,也是读得非常优秀,我们一起上过德文,毕业的时候得了肺病,眼看着他一天天消瘦下去,真是骨瘦如柴瘦得不得了,后来死了,实在太可惜了。他们那么年轻有才,如果给一个条件能够活下来的话,我想一定非常有成绩,可惜很早就去世了。

  

   毕业以后我念了三年研究生,起先受王浩的影响一起念了哲学,不过我没有念完,一是因为生病,半年没有上课,二是又受王浩的影响,放弃了哲学。王浩本科是学数学的,哲学念得也非常好,他认为,学哲学只有两条路走,一条路是从自然科学入手,特别是从数理科学入手,不然只能走伦理说教的路,比如孔孟之道,仁者爱人,但这些不是哲学,真正讲哲学一定要从自然科学入手。另一条路,就是得到一点哲学的熏陶,从哲学的背景改行搞文学。他这一点说得非常有理,西方的大哲学家大多是科学家出身,像近代的笛卡儿、莱布尼茨,当代的怀特海、罗素,还有列宁批判过的马赫、彭加勒,都是第一流的科学家。王浩是学数学的,当然可以搞“真正的哲学”,我没自然科学的基础,念了一年工科远远不够,心想还是不要学哲学了,学也学不好的。那时我正病重,于是找来一些文学书排遣,特别是英国浪漫派,雪莱、拜伦、济慈的诗歌给了我很大的影响。

  

   西方的诗歌和中国诗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往往都是长篇大论,一首诗就是一小本书,发挥一套完整的人生哲学,这在中国诗里很少见。英国十九世纪有两个重要诗人,Browning(勃朗宁)和Tennyson(丁尼生),一般的评价是Browning比Tennyson更高明,可我当时的感受是,Browning的诗歌虽然气势雄浑,但缺少人生境界的深度,在这一点上,Tennyson似乎更胜一筹,也更加让我着迷。Tennyson中年的时候写了一首长诗《怀念》(In Memoriam),怀念他死去的朋友,写得非常感人,系统地发挥了自己的人生哲学以及宗教信仰,而他之打动我的,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寄托,用陈寅恪先生的话讲,就是“畅论天人之际”。再比如,Tennyson八十三岁去世,他的最后一首诗Crossing the Bar几乎每个选本上都有,诗的大意是,那天早上他出港的时候赶上大雾,船出不去,直到中午雾气散尽才驶离港口,Tennyson联想到自己八十多岁了,人生快要走到尽头,驶离此岸的港湾,跨过人生的界线,之后,就可以见到“我的舵手”(即上帝),“I hope to see my pilot face to face when I have crost the bar”。这些诗我读过之后非常感动,而且非常欣赏这种人生观,觉得这才符合我的胃口,所以第二年又转到外文系念文学去了。

  

   我在外文系的第一位导师是吴宓先生,后来他去四川了,由美国人Robert Winter做我的导师。不过后来我也没有念好,因为我主要的兴趣不是文学研究,只是那些诗对我的思想有启发,觉着非常有会于心。我一直都这样认为,精神上的追求和享受,本身就是目的,不能太功利,比如念这个对我没多大用处,拿不到博士学位,也找不着好工作,那我就不干了。当然这样想也不算错,但那是另外一种作风。从中学开始,很多年我都不大用功,这大概与我自由散漫的习惯有关系,也可以说跟自己的人生观有关系。在我看来,读书最大的乐趣在于自己精神上的满足,这比什么都重要,而不在于是不是得到一种世俗的荣誉。假如不是很有兴趣,又要付出很大的牺牲,我觉得犯不上,或者说,太功利就丧失了自己的生命,反而得不偿失。

  

   1945年至1946年,正是我做研究生第三年,“一二·一”民主运动非常热烈,课也停了,学校里也乱,静不下心来读书写论文。1946年联大宣告结束,清华、北大回北京,本来我应该跟着回北京再写一篇论文,我想写一篇论叔本华,因为叔本华虽然是哲学家,可他走的是文学的路,我很有感触。可是姐姐写信说母亲随她在台湾病得厉害,以为快要不行了,我就去看她,等到可以回来的时候内战又打了起来,北上无望,所以研究生念了三年,最后也没有拿到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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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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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上学记·丙:迁徙的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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