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学术的生命力在于自由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644 次 更新时间:2019-09-11 22:2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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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兆武 (进入专栏)  
比我们中学的时候强多了。而且工学院的每个星期都有一个下午到工厂实习,制模翻砂、打铁炼钢,都是自己动手。所以后来批知识分子不参加劳动,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其实并不都是那样。我们在工厂里和工人一样干,就是没人家熟练,笨手笨脚的。

  

   文、法、理三个学院有多少学生我没有统计过,加起来不过七八百人。文学院有中文系、外文系、历史系、哲学系,只有外文系的人最多,大概一级总有二十多人吧,像中文系、历史系每年招十几个人,哲学系人最少,每年只有两三个人。可是我那一年历史系人特别多,总得有二十个。法学院包括政治系、法律系、经济系、商学系和社会系,因为我上过政治系两年课,知道他们一年也就六七个人,法律系基本上也是这个数字,只有经济系的人比较多,一年总有四五十人。我想这大概和将来就业有关系,学经济的毕业以后出路好一点,可是其他的,比如学政治的,出来你干什么?做官也没你的份。理学院里数学系人最少,我们四十三级那一届只有三个人,物理系一年有八九个,多的时候有十几个,四十二级那一班的好像只有八个人,可是他们那一班不得了,出了五六个尖子,包括黄昆、张守廉和杨振宁,号称“三大才子”,现在都是大名人了。

  

   新校舍只有一个院子,地方就那么一点儿,房子不多,住也在那里,上课也在那里,所以彼此都非常熟悉,包括那些理学院的老师,虽然并不一定交往,可是大家都知道这是吴有训、叶企孙,那是周培源、吴大猷,像数学系的华罗庚、陈省身,都是大名人,几乎天天见面的。而且我们还常听同学讲那些老师的小段子,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做学生的有时候对老师也不大恭敬。记得刚入大学的时候,有个同学跟我讲:“今年来了三个青年教师,才二十八岁,都是正教授。”不要说当时,就是今天怕也很少有,哪有二十几岁就做正教授的?一个钱钟书,一个华罗庚,还有一个徐宝騄,都是刚回国。徐宝騄搞统计学,据说非常了不起,属于世界级的权威,后来就在北大经济系,但我不懂统计学,不知其详。我还记得有人问:“华罗庚是谁?”有同学就说:“就是那个瘸子。”华罗庚那时候瘸得很厉害,抗战后他到Illinois(伊利诺伊)大学教书,在美国治了一次才好一些,可是以前他瘸得非常厉害,有一条腿总在那划圆圈。

  

   上面说的是理学院的老师,文学院的更是天天见面了,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罗常培、罗庸都是中文系的,我们都认得,当然他们对于学生就不一定都认得了。历史系至少陈寅恪、钱穆在那里,都是大师了,傅斯年也在,但不教书,他是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只是挂个名。还有雷海宗先生,后来在南开,像刘崇鋐先生、姚从吾先生,后来都去台湾了。后来台湾大学的那批人大致就是北大的底子,傅斯年是校长,除了刚才说的那几个人,还有钱思亮、毛子水等等都在那里,所以台湾大学实际上就是北京大学,虽则不用北京大学的名字。


三、自由,学术之生命

  

   我做学生的时候,各个老师教的不一样,各个学校也不同,有很大的自由度。比如中国通史,每个教师都可以按照自己的一套讲,当然国民党也有它意识形态上的标准讲法,既不是唯物史观,也不是唯心史观,叫作“唯生史观”,“生”就是三民主义里的“民生主义”,教育部长陈立夫提倡这个。我不知道这套官方的理论是不是有市场,不过我上中学的时候没有老师这么讲,只记得有个同学会考得了第一,学校奖励他一本陈立夫的《唯生史观》,我想他也不看,我们都不看,所以并没受它的影响。再如国文,老师高兴教哪篇文就教哪篇,今天选几首李白、杜甫的诗,明天选《史记》里的一篇,比如《刺客列传》,或者选一篇庄子的《逍遥游》来讲,没有标准教本。大学入学考试的题目也没有标准一说,倒是解放以后,全国有统一的规定、统一的模式,有标准教科书,考试还必须按“标准答案”。不过我想还是应该没有“标准”,包括自然科学,我认为也不需要有个标准,如果大家都按一个思路想,科学怎么进步?包括爱因斯坦的理论也不应该成为标准,否则永远不可能超越。

  

   解放后我们学苏联,搞“五节教学制”,上课五十分钟,先五分钟复习,再几分钟如何如何,规定得非常仔细。相形之下,联大老师讲课是绝对自由,讲什么、怎么讲全由教师自己掌握。比如中国通史,那是全校的公共必修课,听课的人多,分两个班,钱穆、雷海宗两位先生各教一班,各有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内容也大不相同,可他们都是讲到宋代就结束了。《国史大纲》是钱穆当年的讲稿,学期末的时候他说:“我这本书就要出了,宋代以后的你们自己去看。”再比如二年级必修的中国近代史,老师只从鸦片战争讲到戊戌变法,清朝的灭亡、民国成立都没讲。实际上,中国近代史应该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正好一百年,可是老师只讲了五十年,等于只讲了前一半。向达先生教印度史,两个学期只讲了印度和中国的关系,成了“中印文化交流史”。我爱人上过北大陈受颐先生的西洋史,一年下来连古埃及还没讲完。我记得冯友兰在回忆录里说,他在北大上学的时候有位老先生讲中国哲学史,结果一年只讲了个《周易》,连诸子百家都没涉及。可见当年的老师讲课多么随便。我觉得这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教师可以在课堂上充分发挥自己的见解。

  

   学术自由非常重要,或者说,学术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自由,不然每人发一本标准教科书,自己看去就是了,老师照本宣读成了播音员,学生也不会得到真正的启发。比如学习历史,孔子是哪一年生、哪一年死,怎么周游列国等等,每本教科书上都有,根本用不着老师讲,而老师的作用正在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启发学生,与学生交流。我在二年级的时候才十九岁,教政治学概论的是刚从美国回来的年轻教师周世逑,他的第一节课给我的印象就非常深。他问:“什么叫政治学?”政治学就是研究政治的学问,这是当然的,那么,什么叫政治?孙中山有个经典定义:“政者,众人之事;治者,管理。”所以“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这是官方的经典定义。可是我们老师一上来就说:“这个定义是完全错误的。你们在食堂吃饭,有人管伙食账;你们借书,有人管借书条;你们考试,注册组要登记你们的成绩。这些都是众人之事,但它们是政治吗?”这可是大逆不道的事情,他怎么敢这么说?不过我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有些老师喜欢在课堂上胡扯,甚至于骂人,但我非常喜欢听,因为那里有他的风格、他的兴趣,有他很多真正的思想。比如冯友兰在课堂上骂胡适,说:“胡适到二七年就完了,以后再没有东西了,也没起多大的作用。”这是教科书里看不来的。

  

   当然,联大里也有老师是非常系统的教科书式的讲法,比如皮名举先生的西洋近代史。皮名举是清末经学大师皮锡瑞的孙子,讲课非常系统、非常有条理,比如今天讲维也纳会议,那么整堂课就是维也纳会议,虽然有时也谈些闲话,但并不扯远。皮先生有个特点,每堂课只讲一个题目,而且恰好能在下课时把这个题目讲完,据说以前只有蒋廷黻能做到这一点,后来我教课的时候也想学着做,可是非常失败,因为总免不了要多说两句或者少说两句,不能那么恰好在五十分钟内讲完。另外,上皮先生的课必须交作业,像我们在中学的时候一样,可是他留的那些作业我到现在都觉得非常的好:画地图。近代史从1815年拿破仑失败以后的维也纳会议,一直讲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好一百年,一个学期要求画六张欧洲政治地图,那么一个学年就得画十二张,当然我们也是照着现成书上抄的,不过我觉得这确实太有用了。以前我们对政治地图重新划分没有地理上的具体印象,但画过一遍之后就非常清楚明白了。包括中国史也应该是这样,可是除了皮先生,没有别的老师再要求过。

  

   老师各讲各的见解,对于学生来讲,至少比死盯着一个角度要好得多。学生思路开阔了,逐渐形成自己的判断,不一定非要同意老师的观点,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而且可以公开反对。记得有一次数学系考试,有个同学用了一种新的方法,可是老师认为他做错了,这个同学就在学校里贴了一张小字报,说他去找这位老师,把某杂志上的新解法拿给他看,认为自己的没有错。再比如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里面很多见解我不同意,不但现在不同意,当时就不同意。钱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感情太深厚了,总觉得那些东西非常之好,有点像情人眼里出西施,只看到它美好的一面,而对它不怎么美好的另一面绝口不谈。我承认传统文化里确实有好东西,但并不像他讲的那么非常之好。人无完人,总有优点、缺点,文化也没有完美的,也有它很黑暗、很落后、很腐败的部分,比如血统论。封建时代科举考试的时候要写三代履历,曾祖父、祖父、父亲必须三代清白,“王八戏子吹鼓手”,妓院的、唱戏的、搞演奏的都是贱民,凡这类出身的人都不准进入考场。这是传统文化里腐朽的部分,可是钱先生好像并没有正视它,讲的全是中国传统文化里美好的部分,以为这才是中国命脉的寄托所在,这是他的局限性。另外,钱先生旧学出身,对世界史,特别是对近代世界的知识了解不够,可是在我看来,中国近代历史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参与了世界,这时候中国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如何近代化以及如何与近代世界合拍,所以闭关的政策行不通了,一定要开放,包括我们的思想认识,要有世界的眼光。钱先生对于这些似乎关注得不太够——这是对前辈的妄论了,不过学术上不应该论资排辈,不然学生只局限在老师的圈子里,一代不如一代,那就没有进步了。

  

   再说几件小事。逻辑学那时候是必修,我上的是金岳霖先生的课。金先生讲得挺投入,不过我对逻辑一窍不通,虽然上了一年,也不知道学的是什么东西。只记得有一个湖北的同学,年纪很大了,课堂上总跟金先生辩论,来不来就:“啊,金先生,您讲的是……”我们没那个水平,只能听他们两个人辩。我觉得这样挺好,有个学术气氛,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思想,如果什么都得听老师的,老师的话跟训令一样,那就不是学术了。还有一个理学院的同学,姓熊,他对所有物理学家的理论都不赞成,认为他们全是错的。周培源先生那时候教力学,这位熊同学每次一下课就跟周先生辩,周先生说:“你根本就没懂!你连基本概念都没弄通!”可是这位同学总是不依不饶,周围还有很多人听,每次路过理学院都看见他们站在院子里辩,都变成南区教室的一景了。

  

   同学之间也经常讨论,一则学校小,几乎天天见面,二则非常穷,一切娱乐都与我们绝缘,三则战争时期,大家都是背井离乡,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待在校园里,所以惟一的乐趣就是聊天了。物理系的郑林生和我中学就是同学,后来住一个宿舍,联大的时候我在求实中学教英文,他也在那里,后来他出国了,1956年回国在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现在住在中关村,我们有时候见上一面,那是一辈子的好朋友了。联大的时候郑林生曾经指出我对近代科学的不了解,是我的一大缺欠。有时候他跟我谈一些物理学对宇宙的看法,特别是认识论,记得有一次说起法拉第。法拉第学徒出身,没有受过正规教育,所以不懂高等数学,这对于学物理的人来讲是致命伤,可是他发现了磁力线,用另外的方式表述电磁现象,后来成为电学之父。这类谈话使我深受启发。其实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以及表述,不必非得用原来的模式,比如过去讲历史都讲正统,讲仁义道德,但这只是理解历史的一个层面,完全可以换一种方式。

  

亚里士多德说过:诗人可能比历史学家更真实,因为他们能够看到普遍的人性的深处。所以有时我想,或许艺术家、文学家对于历史的理解比历史学家要深刻得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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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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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上学记·丙:迁徙的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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