闾小波:“民本主义”之输入与意涵之回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5 次 更新时间:2019-09-09 22:3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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闾小波  

   内容提要:民本、民本思想、民本主义等概念,在当下中国政治话语中相当流行。其实,在中国古籍中稀见作为名词的“民本”。1916年前后,“民本主义”作为一个术语或概念在日本知识界颇为流行,意为Democracy的日语译名之一。1917年,“民本主义”作为一个日语借词由李大钊等人输入中国,成了Democracy的汉译名词之一。1919年该词的用法受到陈独秀的质疑。1922年梁启超将民本主义拉回到中国语境并做了系统的阐述,对中国知识界产生了持续的影响。在其后的20余年里,民本主义在汉语界有两种用法:一是作为Democracy的汉译名词;二是特指民视民听、民贵君轻的思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民本主义与Democracy日渐疏离,逐渐回归儒家政治学说已成定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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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本、民本思想、民本主义等概念,在当下中国政治话语中相当流行。其实,在中国古籍中稀见作为名词的“民本”①。1916年前后,“民本主义”作为一个术语或概念在日本知识界颇为流行。1917年该词由李大钊输入中国,但其意涵是作为Democracy汉译名词之一,与中国传统思想并无关联。1918年,该词的使用引起了中国知识精英的关注与讨论。最先将“民本主义”拉回到中国语境的是陈独秀,他用“民本主义”一词来表达儒家的民视民听、民贵君轻思想。1922年,梁启超对中国语境中的“民本思想”做了系统的学理分析,对中国知识界产生了持续的影响。

  

   吉野作造与日语中“民本主义”之意涵

  

   甲午以后,中国知识界受“东学”的影响越来越大,尤其是新名词的使用。“清末国人对日译新名词的批判与抗拒,最后几乎全军覆没,没有留下太多的遗迹。”②“民本主义”作为一个来自日本的名词是诸多日语借词的“后来者”,但其意涵最终回归中国语境。

   1919年,陈独秀说:“民本主义,乃日本人用以影射民主主义者也。其或径用西文Democracy,而未敢公言民主者,回避其政府之干涉耳。”③李大钊也提到过:“‘民本主义’,是日本人的译语,因为他们的国体还是君主,所以译为‘民本’。”④陈、李均有留学日本的经历,熟悉日语的相关概念。问题是日本人用“民本主义”作为Democracy译名,能否说成是“影射”?日语中出现的民本主义与民主主义在意涵上有无差别?

   日语中最早出现“民本主义”一词是在1906年⑤,有关心民瘼和福祉之含义,与汉籍中的重民、养民、保民思想相近。民本主义成为一个热词是在大正年间(1912-1926)。受日本知识精英的鼓动,大正年间掀起了一场民主运动。这是“继承明治十年代的‘自由民权运动’而在全国人民中大规模兴起的第二次民主运动……以城市工业资产阶级为指导阶层,以工人、农民和劳动小市民为基础而展开的民主主义群众运动”⑥。与明治年间的自由民权运动不同,大正民主运动是对明治时代国家中心主义造成的国家强大化和个人矮小化的两极化现状表达的抗争,较之明治时期的自由民权运动声势更为浩大。

   吉野作造⑦是大正民主运动期间的精神领袖之一,正是他赋予民本主义以体现时代精神的意涵。吉野在《中央公论》上发表多篇相关的政论文:《提倡民本主义》(1915年底)、《论宪政之本义及其完成至善至美的有效途径》(1916年1月)、《论民本主义的内容及再论完成宪政至善至美的途径》(1918年1月)。他心目中“至善至美”的宪政应包含三个规定:保障人民权利,三权分立主义,民选议会制度。

   大正年间,日本民主人士面对明治以来宪政运动的挫折,产生了“绝对悲观说”和“相对悲观说”两种情绪。前者对宪法制度的效用彻底失望;后者认为“只因宪法制度有缺点,运用方法又有不妥当之处,所以没有获得预期的成绩”。吉野本人持一种乐观的态度。“完成宪政有终之美,需要国民根据一定之主义、方针进行极大的努力奋斗”。所谓“一定之主义”就是遵照宪法精神,即作为“近代文明必然产物”的“构成立宪政治普遍根据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民本主义”。⑧

   吉野使用的“民本主义”是对Democracy的一种新译或新解,与过往的译名“民主主义”相比“显然是另一个概念”。按照吉野的解释,如果说“国家的主权从法理上说在于人民”就是民主主义的话,那么“国家主权活动的基本目标从政治上说属于人民”,则就是民本主义的立场。他认为,民主主义包含两个内容:一是“主权之本来的当然持有者必须是一般人民”,这是“绝对的或哲学的民主主义”;二是“在某个特定的国家里,按其国家宪法的解释,主权之所在在于人民”,这是一种“相对的或解释性的民主主义”。但这两种解释均不符合日本现行宪法的规定。日本宪法第一条“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第四条“天皇为国家之元首,总揽统治权,依此宪法之条款行之”。因此,“在宪法的解释上毫无容纳民主主义的余地”。在吉野看来,所谓民本主义,“就是对主权在法律理论上属于何人姑且不论,只主张当行使主权时,主权者必须尊重一般民众的福利与愿望,以此为方针的主义,就是民本主义,亦即在国家主权的运用上成为指导标准的政治主义。至于主权在于君主抑或在于人民,则在所不问。”⑨

   吉野倡导的民本主义有两大诉求。一是“关于政治的实质目的的民本主义”:“当今国家主义昌盛的时代,为了矫正其片面的弊端,至少有必要对个人自由及其利益、幸福之类的问题,更多注意些。”针对“国家中心主义的跋扈”,有必要采取措施“照料个人中心主义”。二是“关于政治组织形式的民本主义”:“指导并左右国家命运的精神,任何时候都出自少数贤明人的头脑,这是不错的。”但是,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如果没有人民的支持,任何高明的政治措施皆难生效。在现代政治中,“贤明的哲人思想”即“精神的贵族主义”与“民众的力量即政治的民本主义”两者“浑然融合”,“宪政之花才能盛开争妍”。“在今天,通过赋予参政权,将尊重民意的意义贯彻到底,这种民本主义,才是宪政的本义。”⑩

   显然,吉野所倡导的民本主义是在承认明治宪法的前提下进行必要而积极的民主改革。在大正民主运动期间,探求政治权力的终极来源在当时是一大禁忌,为规避“民主”(人民主权)与“君主”的对立,以免冒犯天皇体制,遂将民主主义转换为民本主义,强调的是尊重一般民众的福利与愿望,建立通畅的民意表达制度。就思想内涵而言,吉野倡导的民本主义,意在扬弃法国文化中过于张扬人民主权说的浪漫化的民主主义,转而接受英国式的温和而务实的民主主义,如此,既消解了民主与日本国体的紧张关系,亦可切实推进日本的民主化进程。

   大正民主运动期间,除了吉野倡导的民本主义外,还有美浓部达吉的“民政主义”、小野塚喜平次的“众民主义”、尾崎行雄的“舆论主义”及“公论主义”,“民权主义”也不乏倡导者,但吉野对民本主义的阐发影响最大。

  

   陈独秀与康有为之争:“民本主义”一词的借用

  

   1917-1918年,康有为与陈独秀围绕中国能否行共和体制展开了一场笔战,彼此均使用了日语意义上的“民本主义”一词。

   清亡民兴,“夫以专制之害也,一旦拨而去之,以土地人民为一国之公有,一国之政治,以一国之人民公议之,又举其才者贤者行之,岂非至公之理、至善之制哉!”(11)这话虽然出自康有为,但反映了民初政治领袖和开明士绅的普遍心态。然而,随着民国大幕的徐徐展开,呈现在国人面前的景象是政治失序、社会失范、武人横行、中央与地方关系紧张,“新旧之冲突,莫甚于今日。”(12)到了袁世凯和张勋相继复辟的时候,国人对共和民主体制的观感颇似日本大正年间的“绝对悲观”和“相对悲观”。筹安会、古德诺、康有为等均为绝对悲观论者,他们断言共和虽美,但今非其时。1917年底康有为在《不忍》杂志上刊发8万余字的《共和平议》(合计三卷),是全面阐述中国不具备行共和体制条件的最具学理性的代表作。

   康有为在《共和平议》中频繁使用的核心概念之一是“民主共和”,但他在文中转引了日本《每日新闻》的《论中国政局之支离灭裂,蹈俄国波斯突厥之覆辙》一文,将原文中出现的“民本主义”照录过来。

   今次之政局破坏(1917年6月张勋复辟,段祺瑞遂组成讨逆军讨伐之——引者注),以民本主义为动机,在反抗旧式之军人政治,固属大有可观,然此民主运动,乃引彼等所欲排斥之旧式军人为助。(13)

   所谓民本主义之运动者,亦如英国、法国或美国之对抗德意志,则前途必可庆幸,然国民缺乏英法美诸国人之要素,而欲效其国人,或仿其国政,反酿成其亡国之机会者已多。前例波斯之革命,亦为民本主义活动之结果,然而今竞如何?(14)

   接下来,康有为在回应日本媒体上的这篇文章时顺势使用了“民本主义”一词:“吾国人醉于民本(主)义,以为万应丸药,无人知其非者!俄、波、突厥亦然,甚矣,醉药之易于杀人也。日本此文,指陈明切,末语忍俊不禁,吾国人若不醒悟,犹泥民本(主)义,旁人将代治之矣。”(15)这里康有为使用的“民本主义”是作为日语借词。

   具有斗士气质的陈独秀是一个执着乐观主义者。针对康有为的《共和平议》,陈独秀撰文反驳。他认为共和之路绝非平坦的大道。“乃因社会之惰力,阻碍新法使不易行,非共和本身之罪也……其反动所至,往往视改革以前黑暗尤甚,此亦自然之势也。然此反动时代之黑暗,不久必然消灭,胜利之冠,终加诸改革者之头上;此中外古今一切革新历史经过之惯例,不独共和如斯也。”陈独秀斥责康有为“奈何日夜心怀复辟,且著书立说,诅咒共和,明目张胆,排斥民本主义,将以制造无数狄亚士(又译为爹亚士、狄爱士等,1877-1911年任墨西哥总统——引者注)、拿破仑、袁世凯以乱中国哉!”(16)接下来,陈独秀指责康有为反对民主共和的理由是逻辑混乱:

   忽称自由权利为天经地义,忽又称为洪水猛兽,不中时之陈言;忽而赞美国为公有,凡政府自人民而起,为人民而设之说;忽又指斥为民本主义争国为公有者乃饮药自杀;忽自称为发明民主共和之先觉;忽又自称不以民主为然——是殆图便骋词,任意取舍,遂不觉言之矛盾也!(17)

   显然,有过留日经历的陈独秀,对日语中“民本主义”的用法并不陌生,这里使用的“民本主义”也是日语借词。需要指出的是,康有为并非是使用民本主义的第一人。1917年初,李大钊也提到过“民本主义”。“往年日本议会骚喧正烈时,提倡民本主义之吉野博士,即于某杂志疏举此事,以促议士之觉悟。”(18)同年《申报》在转引日本媒体对“府院之争”的评论时,第一次出现了“民本主义”。日本媒体称“黎总统免段总理”,“或称其英断果决,或颂为民本主义之进步”(19)。此外,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倡导者河上肇写的《民本主义云何?》也在该年译成中文,其政治立场较之吉野更为激进。

   民本主义政治有两条件:其一握政权行政治之干部诸人以得国民多数之信任而跻其地位,以失国民多数之信任而去其地位:其二顺从国民多数之希望,即所谓舆论而施行其政治。此两条件既备,尚须时时以易与国民多数耳目接触之形式,将两条件之事实向世人表示焉。(20)

   综上,可以推定,作为日语借词的“民本主义”在1917年传入到了中国,但尚未引起中国知识人的关注与质疑。

  

陈独秀与杜亚泉之争:“民本主义”的新解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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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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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海》(南京)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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