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政勋:贿赂犯罪中“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法教义学分析

——基于语义解释方法的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1 次 更新时间:2019-09-09 22: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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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政勋  

   内容提要:对贿赂犯罪中的“不正当利益”应当在对向关系和聚合关系的语义场中根据上下文语境、通过常规推理进行解释。在对向关系中,受贿人为他人谋取的利益包括实体正当的利益和实体不正当的利益;行贿人所谋取的“不正当利益”一般指实体上不正当的利益,个别情况下包括实体正当的利益,但我国《刑法》第389条第3款“没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指未获取实体不正当的利益。在聚合关系中,其他贿赂犯罪中的“不正当利益”与第389条第1款“不正当利益”的意义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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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论哲学有语义哲学和语用哲学两个阶段,以此为哲学根据的语言论解释方法也包括语义解释和语用解释。在刑法解释中,语义解释划定了刑法意义的范围,是刑法解释的前提,使罪刑法定原则落到实处;语用解释通过刑法文本和案件事实、判决结论和大众期待之间的解释论循环,使刑法文本的意义落到实处,使其在纷繁复杂而又变动不居的社会生活中获得了生命力。

   语义解释并非在词典中查找语言的意义,而是在语言的使用环境中发现其意义。所以,刑法的语义解释应当遵循语篇原则,解释者须在刑法文本的部分和整体之间,在字、词、句、段、篇之间来回循环,使词语的词典意义动态化、模糊意义明确化;基于语言世界观,解释者应当在语言世界的整体中把握术语的语义,应当在词汇的对合关系和聚合关系中来回循环,以求得法律概念、法律规范和法律精神的基本意义。

   本文拟以语义解释的方法对贿赂犯罪中的“谋取不正当利益”做法教义学分析。

  

   一、贿赂犯罪中“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理论聚讼

  

   根据我国《刑法》第389条,成立行贿罪须以“谋取不正当利益”为条件,但何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却一直是困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难题。

   理论界对此有不同观点。(1)“非法利益说”,即违反法律、法规和政策所取得的利益;①(2)“不应得利益说”,即行贿人依法不应得到的利益;②(3)“非法利益加不确定利益说”,认为不正当利益“包括非法利益和不确定的合法利益”,后者指“行贿人谋取的利益虽然合法,但是在能否取得、取得多少等方面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如果通过行贿谋取该利益的,属于谋取不正当利益;③(4)“手段不正当说”,认为行贿人以不正当的行贿手段所取得的利益均为不正当利益;④(5)“无限制说”,认为“国外刑法以及旧中国刑法均未要求行贿罪出于‘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现行刑法的规定本来就缩小了行贿罪的处罚犯罪,如果再对‘谋取不正当利益’作限制解释,则不当缩小了处罚范围。因此,谋取任何性质、任何形式的不正当利益都属于‘谋取不正当利益’。”⑤有学者进而认为,“行贿人谋取的利益正当与否,只是反映行贿人主观恶性的大小和社会危害性程度的不同,并不影响行贿罪的本质。况且,人为地将那些为‘谋取正当利益’而向国家工作人员贿赂财物的行为从行贿罪中排除出去,缩小了打击面,不利于司法实践的操作。再加上国外刑法对于行贿罪一般也只从客观要件的角度设定罪状,行贿人的主观目的如何,一般并不规定。因而,基于‘不正当利益’在实践中难以把握的现实,考量立法本意,应当取消行贿犯罪中‘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这一要件。”⑥

   司法解释一直试图对“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作出较为准确的界定,但解释立场却处于不断变化之中。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两高”)《关于在办理受贿犯罪大要案的同时要严肃查处严重行贿犯罪分子的通知》第2条规定:“谋取不正当利益是指谋取违反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和国务院各部门规章规定的利益,以及要求国家工作人员或者有关单位提供违反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和国务院各部门规章规定的帮助或者方便条件。”该内容包括两个部分,前者是违反实体性规定所谋得的利益,后者是违反程序性规定所谋得的利益。事实上,违反实体性规定的利益可不必通过违反程序而取得,违反程序性规定所谋得的利益在实体上必然也是违法的。该解释显然持“非法利益说”。2008年“两高”《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9条规定:“在行贿犯罪中,‘谋取不正当利益’是指行贿人谋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或者政策规定的利益,或者要求对方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行业规范的规定提供帮助或者方便条件”;“在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商业活动中,违背公平原则,给予相关人员财物以谋取竞争优势的,属于‘谋取不正当利益’”。该解释的立场变更为“非法利益加不确定利益说”。2012年12月26日“两高”《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规定,“行贿犯罪中的‘谋取不正当利益’,是指行贿人谋取的利益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规定,或者要求国家工作人员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行业规范的规定,为自己提供帮助或者方便条件”;“违背公平、公正原则,在经济、组织人事管理等活动中,谋取竞争优势的,应当认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这里仍然采用“非法利益加不确定利益说”,只是其内容有所深化。

   “非法利益说”和“不应得利益说”对“不正当”的解释并不符合其基本语义,“非法”“不应得”和“不正当”之间不能画等号。“非法利益说”缩小了“不正当利益”的范围,而且这里的“法”到底是指实体法还是包括程序法在内也语焉不详;“不应得利益”的说法过于笼统、含混,有学者进而认为“是指非法利益和在特定时期为政策和社会伦理道德所不容的利益”,⑦该说法似仍拘泥于实体上不正当的利益,且未提供可检验的标准。这两种在1997年《刑法》刚颁布时提出的观点虽然被1999年司法解释所采纳,但却被后来的司法解释抛弃,现在已经无人坚持。

   “非法利益加不确定利益说”是2008年、2012年司法解释的立场,应当说该解释是较为合理的。学者指出,“通过行贿谋取竞争优势,在利益由不确定到确定过程中,不正当地排斥了其他竞争对手,背离了公平竞争的原则,实现了用行贿手段谋取竞争优势进而谋取不确定利益勾连……其本质就是通过行贿谋求受贿人提供违法的帮助以取得不确定的利益,手段的不正当性决定了其所取得的利益缺乏实质合法性,取得的利益也随之被评价为不正当利益。”⑧但这两个解释规定了三种不同的情形,这三种情形之间是什么关系,根据文本的字面规定无法得出确切结论;而且两个解释的第三种情形中均出现了“等商业活动”“等活动”的字样,被“等”所省略的内容有哪些,却给司法实践提出了难题,理论界对此也莫衷一是。

   第四种、第五种观点实际上取消了“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要件,但这样做既不符合刑法规定、司法解释的文本意义,对于一些案件也难以得出合理公正的处理结论。根据这两种观点,只要是通过行贿得到的利益均为不正当利益,那么如果行贿人追求的是实体上完全合法的利益——例如,被错拘的嫌疑人家属给警察送礼,以使办案刑警依法办案查明真相还亲人以清白,刑警收礼后认真办案最终将错拘之人无罪释放。再如关于“加速费”的案件,即行为人为了方便日常的公务行为,或为了加快不具有自由裁量性质的文书处理而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为尽快取得许可证、营业执照或其他批文,或应付与履行合同有关的例行检查、款项结算等而给予的费用,⑨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通说认为这种行为不构成行贿罪。赵秉志教授认为,“甲准备注册成立一个公司,在严格按照法律规定递交了申请公司注册所需的全部材料后,负责注册登记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工作人员乙故意刁难,迟迟不办理有关手续。甲无奈之下只好向乙行贿1万元,从而很快将注册手续办妥。本案中,甲使用的行贿手段是不正当的,但其获得的利益则完全是正当的,显然不能因为甲使用的手段不正当就认定他获得的利益也不正当。”⑩而以“实践中难以把握”“不利于司法实践的操作”为由取消该要件,理由之不充分不问可知。难以把握、难以操作的原因,可能是立法文本的文字表达不够清晰,但更可能是解释者未能挖掘出其隐含的意义,不能以此责怪法律规定的不合理并假装该规定并不存在。可见,认为通过行贿得到的利益均为不正当利益,或者在解释论上取消“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要件,并不合理。

  

   二、语义解释方法与“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解释论整合

  

   (一)文本语境:在语义场中确定文本术语的系统意义

   任何术语的意义都必须在具体语境中确定,语境包括文本中的上下文语境,也包括词汇所处的词汇系统即语义场。语义场是指如果若干个义位(即词义)含有相同的表彼此共性的义素和相应的表彼此差异的义素,因而连结在一起,互相规定、互相制约、互相作用,那么这些义位就构成一个语义场。(11)德国的特里尔学派认为,词与词之间互相联系,词汇形成系统,其间关系不断变化,应当在联系、系统中研究语义变化;词只有作为整体中的一部分,作为语义场的成员,才能确定其意义。(12)

   刑法中的情况也是如此。在总论中,“未遂”的意义须在与“预备”“中止”和“既遂”的比较中领会,正犯与共犯的关系和区别是共同犯罪中最重要的理论问题。在各论中,论述有关犯罪的构成要件时总免不了和相关犯罪进行比较,既比较其异同,又分析其竞合,如强奸罪的构成要件须在与强制猥亵罪的比较中进行分析,拐卖行为须在“买卖”的结构中予以理解。

   贿赂犯罪就组成了一个语义场。在行贿受贿犯罪中,从客观的行为结构看,行贿犯罪和受贿犯罪是对向犯,彼此以对方的存在为前提,要解释行贿罪的构成要件,应当将其放在贿赂犯罪的行为结构中进行论述;在刑法文本中,立法者通过对犯罪整体的切分,使行贿犯罪和受贿犯罪构成了一个语义场,只有在该语义场中,行贿犯罪和受贿犯罪构成要件的具体意义才能得到清晰的展现。但前引诸多观点却只是单纯的就事论事,只是通过对行贿罪条文的文字表述来孤立地解读“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语义,而没有将其放在行贿受贿的行为结构中、没有放在贿赂犯罪的语义场中进行解读和分析,是离开系统意义来界定指称意义的做法。这种做法在方法论上是孤立地看问题,在理论框架上不符合义位须在语义场中确定的语言学规则,所得结论均不够透彻和精确。

   另一方面,对任何文本的解读都必须遵守语篇原则,都应当从整体语篇的角度进行理解。一个文本虽然存在于更大的文本系统中,但其存在具有独立的意义。文本是一个自足的系统,文本中此一部分的意义会渗入彼一部分。在刑法解释中,当然不能孤立地看待一个条文、一个术语,而应该将其放在全部文本之中考察其意义,考察其在特定语境中的语篇意义,考察其他相关语境因素进入其基本语义之后产生的具体意义。如通过法定刑的轻重考察行为方式——由于普通强制猥亵罪的法定最高刑为5年,因而该罪中的“暴力”不可能包括比较严重的重伤行为;又如很多分则条文中虽然没有“数额较大”“情节严重”的要求,但仍然须受《刑法》第13条但书的制约。

   行贿受贿犯罪是一种权钱交易行为,行贿人给予财物的目的是为了收买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收买职务行为的目的是企图使国家工作人员做出违背职务要求的行为以使自己得到相应利益。所以,对行贿罪的构成要件的解读,首先应该将其放在行贿受贿这一范围最小、关系最密切的语义场中,在给予财物与违背职务这一特定的对向关系中确定行贿罪之“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语义,考察刑法文本中在受贿罪罪状表述的语义渗入行贿罪之后所产生的“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具体意义。

刑法文本形成了一个整体语篇。作为最极端的反社会行为,人们将犯罪从其他社会现象中切分出来用刑法加以规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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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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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家》2018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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