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奇琦:全球善智与全球合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未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7 次 更新时间:2019-09-08 19:3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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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奇琦  

1.引言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深入,加强全球治理逐渐成为国际社会中大多数国家的共识,然而全球治理目前也面临着一些结构性困境。这些困境在宏观上可以归为如下几类:第一类是发展性问题,即因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而导致的问题。当下的一些主要全球性问题诸如人口爆炸、传染病流行等都属于此类,跨国犯罪、国际恐怖主义等全球性问题的根源也与之密切相关。第二类是霸权性问题,即发达国家滥用其在全球秩序中的权力,恶化了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性问题,或者不愿在国际机制中通过自我约束来推动全球性机制的发展。全球性机制的形成需要相关国家都做出让步,但是当前发达国家在多数条件都显著优于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下,依然不愿在气候、贸易和“南北”等问题上做出让步。第三类是综合性问题,即发展中国家自身的不发达与某些发达国家滥用权力特别是武力而共同导致的复杂问题。地区性冲突就主要属于这一类。

  

   这些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积重难返,会导致全球治理危机。目前,仍然由主权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机制存在如下两个特征:

  

   第一,霸权逻辑。当前,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发达国家仍然主导着全球治理进程。它们的目标往往是维护自身在整个世界中的优势地位 (特别是在金融和科技领域) 。因此,西方发达国家会利用此前形成的诸多有利机制来保持这种竞争优势,这是导致非西方世界长期贫困的重要原因。近年来,一些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在取得了较大发展的同时,也有意在国际社会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推动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但是这些积极行动遭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漠视甚至抵制。近年来,西方国家中出现的一些反全球化现象正是这种霸权治理逻辑的体现。当西方国家能够在全球化进程中获得巨大利益的时候,它们就会积极推动这一进程。而当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加入这一进程并慢慢进入某些中心领域时,一些发达国家便会采取措施反对或者阻止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

  

   第二,冲突逻辑。当前,全球治理领域中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与西方国家主流文化中的冲突性思维有密切关系。这种冲突性思维源自基督教文化中的人性恶假设,其往往把行为体之间的关系看成是相互冲突的。例如,现实主义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最重要的理论流派,是冲突价值观的典型代表。尽管西方社会在许多方面已经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世俗化,但是基督教文化仍然是其最重要的思想内核。作为一神教,基督教教义默示着异教徒只有皈依基督教,才会得到基督教社会的真正认同。因此,其他保持自身独特性的文明往往会被基督教文明视为另类。这使得基督教文明很难从心理上接受和认同其他文明。这就是西方发达国家很难接受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根源。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发达国家所代表的基督教文明在思想根源上不能接受和容忍其他文明的进步和发展,这是世界范围内的贫困问题和地区冲突长期存在的重要思想文化背景。另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西方世界中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又加剧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而非西方世界的外来人口之所以无法真正融入西方社会,追根溯源也是文化差异所导致的。这种冲突逻辑本质上是一种排他性逻辑或独占性逻辑。

  

   霸权逻辑和冲突逻辑集中地体现在西方国家学者关于全球治理的论述之中。例如,马修·斯蒂芬 (Matthew Stephen) 就认为,新兴国家的崛起对全球治理的影响可以总结为六点:第一,全球治理将继续存在,但国家间竞争日益激烈。第二,关于全球治理的领导权争夺将变得更加突出。第三,全球治理中的自由社会目标正在“退居二线”。第四,现有的多边机构内部正面临日益严重的机制僵局。第五,非正式化特征正在逐渐增强。第六,全球治理正日益碎片化。斯蒂芬的后三个判断基本是正确的,看到了全球治理目前面临的问题。然而,这三个问题并不是由于新兴国家的崛起而产生的,而是源自传统的全球治理体系自身所蕴含的矛盾。前三个判断具有强烈的霸权和冲突逻辑的特征。第一条和第二条都将全球治理中新兴国家与守成国家的关系看成是零和博弈。第三条则隐含了对西方国家意识形态影响力下降的一种惋惜。

  

   本文讨论的核心问题是,目前的全球治理困境所反映的两大逻辑是否会因为正在兴起的智能革命而有所变化。人类社会正在经历第四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起始于18世纪60年代,以蒸汽机革命为中心,主要定义者是英国。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端于19世纪60年代,以电气革命和内燃机革命为中心,主要定义者是德国和美国。第三次工业革命起始于20世纪40年代,以计算机和信息革命为中心,主要定义者是美国。目前正在发生的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多数研究认为其引领性技术是人工智能,因此这次革命也被称为智能革命。

  

   第四次工业革命是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基础上产生的。人工智能发展所依赖的算力、算法和数据等都建立在信息技术的基础上。从某种意义上说,人工智能也被视为信息技术的新发展和新阶段。最初,人工智能也是作为计算机或自动化等信息科学大类下的分支学科出现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还与物联网、虚拟现实、区块链等其他一些技术密切关联。之所以称为智能革命,是因为人工智能对社会中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例如,人工智能深刻改变了交通、医疗、教育、法律、金融、传媒等诸多领域。接下来,本文将尝试讨论人工智能的发展会对霸权逻辑和冲突逻辑产生何种影响。

  

2.人工智能发展对国际权力结构的影响

   人工智能的发展会对国际权力结构带来哪些变化?就可以观察到的事实而言,主要有如下特征:

  

   第一,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超强实力非常明显,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与美国的差距在不断拉大。由于智能革命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延伸,所以美国在竞争中具有明显优势。美国的超强实力主要表现为:第一,在智能计算硬件上领先的企业几乎都是美国企业。英伟达因为其图形处理器 (GPU) 在人工智能计算中的优势而增强了自身的影响力,英特尔也在充分布局人工智能芯片,高通在智能手机芯片方面拥有优势,而谷歌则在开发张量处理单元 (TPU) 等智能专用芯片。第二,美国企业和高校在人工智能算法框架及其生态方面非常强势。人工智能最为流行的算法框架如谷歌的TensorFlow、IBM的SystemML、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Caffe、脸书的Torch等几乎都是由美国公司或研究机构主导。第三,在具体的应用场景中,美国企业也具有明显的优势。在自动驾驶领域,谷歌的Waymo和特斯拉都是最为领先的企业。在特种机器人领域,波士顿动力的技术也处于领先地位。第四,美国在某些领域的原发性创新方面也拥有优势。例如,特斯拉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 (Elon Musk) 和PayPal创始人彼得·泰尔 (Peter Thiel) 等硅谷巨头支持的OpenAI正在从事一些颠覆性研究,包括制造“通用”机器人和使用自然语言的聊天机器人。美国依靠超强实力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拉开了差距。尽管德国、日本等国也是传统工业强国,但是在人工智能领域与美国的差距相当显著。另外,在传统发达国家中,英国、加拿大、以色列国等在人工智能领域也有较好基础,但都与美国差距较大。

  

   第二,尽管近年来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发展迅速,但不确定性仍然较为显著。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是新入场者。近年来,中国人工智能发展迅速,原因包括:其一,中国在信息科技领域的基础扎实。中国在过去的20多年中赶上了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浪潮,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小。在2G到3G的发展过程中,美国的高通是绝对的主导者。在3G到4G的过程中,中国就成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之一。中国主导的TD-LTE标准在4G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时,中国的品牌手机企业如华为、OPPO、vivo、小米等迅速发展,逐渐与苹果、三星等巨头分庭抗礼。到5G落地时,中国将基本与发达国家同步,甚至在某些技术方面还略为领先。其二,国家战略的积极引导。国务院于2017年7月印发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之后工业和信息化部在2017年12月印发《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2018—2020年) 》,教育部则在2018年4月印发《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为保障这一系列国家战略的落地和实施,各省市自治区也制订了相关的推进计划。此外,中央政治局在2018年10月就人工智能的发展现状和趋势进行了集体学习,这会对人工智能的下一步发展也形成重要推动力。其三,中国的庞大市场和整齐的消费群体为人工智能的落地奠定了基础。中国人口数量多,信息化程度高,产生了巨大的数据量,这些都是人工智能在各商业场景中快速落地的基础。其四,中国近年来的经济起飞使得民间资本活跃,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快速增长。

  

   近年来,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产出的成果增长很快。根据清华大学发布的《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报告2018》,中国在该领域的论文总量和高被引论文数量上都排在世界第一。在人工智能的专利数量上,中国也略微领先于美国和日本。在人工智能领域,目前中国的最大特点是可以将前沿应用较快地转化为产品,主要集中在视觉识别、语音识别等应用领域。例如,在视觉识别技术的基础上,海康威视、大华等企业快速成长为全球规模和技术领先的智能安防企业。在芯片领域,一些应用性芯片有长足进步,如华为海思的麒麟系列、寒武纪的NPU、地平线的BPU和阿里达摩院正在研发中的Ali-NPU等。当然,中国还有一些明显不足。例如,在智能基础芯片、算法框架和生态等方面还有较大欠缺,在一些基础理论和原生创新方面也存在不小差距。

  

   第三,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希望锁定其在人工智能领域相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优势。在技术进步的问题上,发达国家力图通过各种机制来维持技术优势,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许多发展中国家只能发展相对低端的产业,当地劳动者只能从事低价值产出的工作。这些低端产业的附加值非常低,所以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尽管付出了较多劳动,但是却依然贫困。长此以往,发展中国家就会陷入恶性循环:由于本国的经济水平较低,就无法提高国民的教育水平,进而无法提高前沿科学技术的研发能力,也就很难出现支撑整个国家的有影响力的产业和企业。这样一来,发展中国家就陷入了不发展的怪圈和循环。要解决全球治理中最为根本的发展问题,最重要的措施应当是提高这些国家的技术水平。

  

然而,关键问题是西方发达国家并不愿意将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转让给发展中国家。当发展中国家中的新兴国家在某些前沿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时,西方发达国家还会利用外商投资审查、出口控制、限制科技和人员交流等方式妨碍新兴国家的科技进步。发达国家希望把先进技术长期控制在自己手中,通过阻碍技术扩散实现主导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目的。从根本上讲,西方发达国家仍然没有摆脱传统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思维。西方发达国家的传统殖民方式是地理殖民。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地理殖民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技术殖民开始成为主要的替代形式。西方国家通过对专利技术的控制阻止发展中国家进入许多技术领域,从而“冻结”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从这个角度来说,专利制度很大程度上是为技术霸权服务。超级大公司不断通过兼并来获得专利,通过诉讼击败对手,这有利于西方国家的霸权战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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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关国政外交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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