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少春:政治联合与民族团结:毛泽东民族团结思想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3 次 更新时间:2019-09-05 23:3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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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少春  

   内容提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团结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毛泽东民族团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本研究从毛泽东论民族团结的有关论述出发,尝试揭示民族团结具有政治联合的本质属性,指出由阶级联合到民族团结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团结理论的发展。通过梳理毛泽东对于民族团结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基础、团结范围、组织形式和团结目标的论述,试图揭示毛泽东民族团结思想在不同时期的性质与重点。毛泽东民族团结思想对民族团结政治属性的强调以及“又团结,又斗争”的方法论,对于新时代民族团结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 键 词:民族团结  毛泽东  政治联合  统一战线

  

   民族团结既是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本质特征之一,也是我国民族工作的基本原则之一,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各项民族政策的主线。民族团结同时影响到民族关系、民族工作、民族政策等不同领域。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提出“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坚持从政治上把握民族关系、看待民族问题”[1]。对于民族团结政治意义的强调,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对毛泽东民族团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作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毛泽东有关民族团结的论著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民族团结思想的基础。本文正是从经典文本出发,尝试揭示民族团结具有政治联合的本质属性,进而讨论这一认识对于新时代我国民族团结工作的意义。

  

   一、毛泽东民族团结思想的基本内容

  

   在现有的民族团结研究中,有两种不恰当的倾向。一是将民族团结理论视为相对静止不变、内容从一开始就相当完善的体系,忽视了中国共产党民族团结理论和政策经历了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实践过程。不同时期的理论实践具有特定的时空脉络,所形成的话语也必然反映和受限于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不断发展和不断完善的科学体系,其科学性在于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实践的深化能够与时俱进地发展出新的内涵,指导新的实践。特别是有关毛泽东民族团结思想的研究,部分人将其从毛泽东思想体系中割裂出来,忽视了民族团结思想与毛泽东思想体系,特别是与阶级斗争、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等方面论述的有机联系。二是从社会学角度出发,从社会整合的角度来讨论我国多民族国家的整合。比如常常有人引用涂尔干有关社会团结的观点,将民族团结作为一般的社会团结与整合问题。但在我国的民族理论体系中,民族团结首先是一种政治团结,是受马克思主义影响从中国革命和历史中生长出来的本土概念,有其特殊的内涵。民族团结不同于一般的社会团结,社会性关系和纽带所造就的各民族交往、联合和凝聚虽然构成民族团结的社会基础,但不能仅从社会团结的角度认识民族团结。民族团结在本质上是依据不同历史条件下的政治经济基础,为了共同的政治目标,经由一定的政治安排所形成的民族之间的政治联合关系。

   毛泽东民族团结思想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这一问题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民族团结思想与理论的发展,不能脱离不同时期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背景。“团结”在马克思那里是“联合”,即因为共同的政治利益,同一个阶级的人们联合起来以实现阶级斗争的目标。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2](P.66),目的是号召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就民族团结而言,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的是各民族之间无产阶级的联合,以同已经联合起来的各民族资产阶级进行斗争。而要使各民族真正团结起来,他们就必须有共同的利益。[3](P.158)正因为各国工人阶级的利益是相同的,因此他们可以也应该共同战斗,“以各国工人的兄弟联盟来对抗各国资产者的兄弟联盟”[3](P.160)。

   在全世界“无产者”之外,列宁进一步提出“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4](P.73-74)。这种新的联合是为了应对帝国主义时期主要矛盾的变化,即世界范围的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高涨。列宁在《民族问题提纲》中延续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指出“所有民族的工人要是不在一切工人组织中实行最紧密的最彻底的联合,无产阶级就无法进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和捍卫自己日常的经济利益”[5](P.242),然后进一步提出“只有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才能领导各民族劳动群众中一切彻底民主主义的、能够进行革命斗争的人前进”[5](P.243)。列宁的民族团结不仅是各民族无产阶级之间的联合,还必须联合、团结一切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有关各民族无产阶级联合和团结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讲“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列宁讲“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以打倒帝国主义。而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时代,是我国民族民主革命阶段,既要反对帝国主义的入侵,又要打倒国内的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了完成这样复杂的历史任务,就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毛泽东把民族团结对象从阶级上扩展到支持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阶层,包含各民族的上层人士、贵族、土司等一切爱国人士和爱国力量。他指出民族上层人士具有两面性,通过团结教育可以把敌我矛盾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使之成为可以团结的积极因素。他所说的民族团结指的不仅是各民族的无产阶级的团结,也是各民族人民之间的团结,还是各民族一切爱国人士包括上层人士之间的团结。同时,毛泽东继承了经典作家的国际主义原则,将民族团结的范围扩展到世界范围内平等待我之民族,同情中华民族之民族,甚至一切受压迫之民族。

   由无产者联合到民族团结,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团结理论的一次飞跃。正如前面所说,民族团结首先是一种政治联合,是各民族在一定的政治利益基础上为着共同的政治目标而联合起来。民族团结作为一种政治关系,必然有其政治基础。在毛泽东思想中,这个政治基础不一定只是由阶级构成,还可以是跨阶级的政治同盟、多阶级的民族、多民族的国家、跨国家的联盟。显然,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民族联合与团结对于政治联合的重视,但不局限于阶级政治,而是将阶级政治、民族政治、国家政治乃至国际政治都作为不同历史条件下民族团结的基础。

   在毛泽东民族团结思想的研究中,许多研究把重点放在“民族”上,从毛泽东的民族观出发,去整理民族团结思想的层次与体系。这种研究倾向忽视了“团结”,即民族团结作为一种政治关系,有其对象、组织和目标。从“民族”出发,毛泽东民族团结思想是不同层次的民族联合构成的完备体系。比如有学者指出,毛泽东的民族团结理论包含了三个层次的内容:中华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即“国内各民族的团结”;中华民族整体的团结,即“全民族团结”;中华民族“联合世界上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的团结。[6](P.56)而从“团结”出发,毛泽东民族团结思想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处理民族和革命问题的实践结晶。重新发现“团结”的内涵,不仅有利于我们深入认识毛泽东民族团结思想的发展历程,也有利于我们从中汲取历史经验,更好地处理今日的民族问题。

   毛泽东论著中第一次出现“民族团结”是在1937年为中宣部起草的“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提纲中。他提出抗日救国纲领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抗日的民族团结”,即“在国共两党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抗日战争,精诚团结,共赴国难”[7](P.356)。不难发现,毛泽东论述中的“民族团结”包含四个方面:一是政治基础,即“国共两党合作”;二是团结对象,这里包括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三是组织形式表现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四是团结的目标,也就是“领导抗日战争,精诚团结,共赴国难”。因此,对于毛泽东不同时期民族团结思想的论述和认识,也需要从这四个方面进行理解。通过深刻认识民族团结的政治基础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内容,以及它所决定的团结范围、形式和目标,才能够准确把握毛泽东思想中“民族团结”思想在不同时期的性质与重点。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民族团结

  

   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社会主要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决定了民族之间团结的政治基础,进而还决定了民族团结的形式和目标。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包含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8](P.632)社会矛盾的复杂性和困难性,决定了政治联合的多样性和变动性。这种情况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处的时代大不相同。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注意到民族团结的重要性。早在1925年中共就提出“内蒙古农民中的革命工作,应竭力联合中蒙农民以反对共同的仇敌”[8](P.39)。直至土地革命早期,中共的论述中一直使用的是“联合”。在1929年《中共中央给蒙委的信》中又提出“我们应极力注意蒙汉被压迫民族的联合问题”[8](P.102)。同年在《中共中央给云南省委的指示信》中还提出“苗(或说其他少数民族名称)汉工农联合”[8](P.110)。到1930年,中共对于民族民主革命任务的认识进一步清晰,指出“殖民地一切被压迫民族群众的联合和团结,是达到这种真正解放和平等的惟一道路”,并振臂响应“全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8](P.145)的号召。毛泽东将这种民族团结理论与革命实践相结合,初步提出了具体的革命的民族政策。此时民族政策的目标是争取到受压迫的国内少数民族团结于苏维埃政权,增长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革命势力。因此民族政策的出发点是推翻旧的民族压迫制度,以各民族间的自由联合来代替民族压迫。[8](P.210-211)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团结理论仍然忠实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民族团结思想,尚没有结合中国特殊的革命实践提出清晰的论述。

   直至日本侵华战争逐步加剧,民族危亡的紧迫性和民族觉醒的意识空前高涨之后,以中华民族为基础的民族团结理论才逐步系统化。毛泽东民族团结思想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发展起来,并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民族团结理论的重要根基。1935年,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中提出“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对日作战”[9](P.360);次年在《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中又再次强调“一切爱国志士,革命仁人,不分新旧,不分派别,不分出身,凡属同情于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者,本军均愿与之联合,共同进行民族革命之伟大事业。……我中华最大敌人为日本帝国主义,凡属食毛践土之伦,炎黄华胄之族,均应一致奋起,团结为国”[9](P.383)。在团结以抗外辱的觉醒与各种动员过程中,“中华民族”逐渐成为全国上下的共识,取得了国家民族的地位。因此中华民族的团结,就是对应于国家整合的国家民族团结问题,主要是中华民族内部各阶层、政党、团体、民族之间的团结问题。但是中华民族的地位不是一夕取得的,而是在一次次的政治动员中形成的,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此一时期的民族团结是以统一战线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又分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两个阶段。毛泽东在1936年同美国记者斯诺的系列谈话中,提到统一战线“团结的基点是民族解放的抗日原则”[9](P.408),指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就是团结救国。在次年与史沫特莱的谈话中,毛泽东进一步指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统一战线是“民族的”,“包括全民族一切党派及一切阶级,只除开汉奸在外”;而非“人民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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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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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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