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海军:从放牛娃到教授

——崛起于畎亩的寒门子弟对底层成长的分析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76 次 更新时间:2019-09-05 23:31:03

进入专题: 寒门   自我民族志  

董海军  

   摘要:寒门能否出贵子是社会平等开放程度的标志之一,也是寒门子弟突破结构制约的奋斗体现。与结构决定论消解了个人奋斗的宿命意义不同,本文以自我民族志的方式呈现一个个案式的回答。在底层家庭背景下,物质限制的困争、家人的家常嘱咐以及身体劳动的规训,能激发寒门子弟向上流动的欲望,通过控制自己的时间使用、心志锤炼和移情理解来获得成长品格,接受社区文化的熏陶与结构时势的挑战,共同驱动促进寒门子弟跨越原生的生活世界来实现阶层流动。

   关键词:成长驱动;苦难经历;自我民族志;寒门

  

   一、话题背景

  

   近些年,寒门成长的故事数量在国内媒体上快速增长。寒门出贵子还是难出贵子,不仅是公众号的燃点,也似乎永远是一个争议热点,因为“阶层流动”与“阶层固化”这些话题,涉及个人主义取向和结构主义取向的话题争论,古今中外,政府与学界均不新鲜。

   不同的预设会产生不同的回答。“寒门出贵子”论强调寒门激励子弟斗志和社会平等机会尚在,而“寒门难出贵子”论则强调寒门子弟的格局困境以及教育、职业中的不平等结构。美国学者科尔曼提交的《科尔曼报告》让人们更深入认识到家庭背景是孩子成长的最重要、最关键的因素[1]。布劳和邓肯提出的著名的地位获得模型证实了现代社会中的“读书有用”论,指出教育是现代人获得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2]。在此基础上,不少教育分层和教育平等研究关注了“谁”能够获得好的教育机会和资源。可以说,教育具有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功能[3],同时也是社会阶层再生产的工具[4]。在现代和平文明社会,一个人要成为可供讨论或者是可供参照的“贵子”,很大程度上需要通过教育以及工作上的奋进。“社会流动”与“再生产”的争论反映了教育之于社会流动的两面性,即教育不仅具有促进社会流动的作用,还具有抑制社会流动的倾向,至于哪一面占主导还要将其放在特定历史情境中检验[5]。

   有人从教育基础条件不足、“贫困诅咒”——文化与社会网络的代际影响差异、市场、户籍、资源配置制度的扭曲多个视角对该现象产生的深层次原因进行了剖析[6]。可是这种宏观的家庭背景影响论大多被解释成家庭背景为小孩提供的资源条件,而在家庭背景给予小孩的成长动力方面的解释却不太足。

   寒门是否是一个底层年轻人难以跨越的门槛?这些讨论需要激发我们进行思考。若从社会结构论出发,那么突破阶层壁垒则需要从社会政策角度进行制度性平衡补偿。若从个体能动角度出发,则可以从个人的成长动机角度进行分析。与结构决定论消解了个人奋斗的宿命意义不同,对于广大家庭来说,寒门子弟如何成长,以何来驱动突破阶层壁垒更具操作性和启示性,这有直接的意义。因为整体概率对于个人来说意义不大,哪怕只有小概率的5%,我们个人仍可追寻这其中5%的成长历程。

   现有研究多分析寒门青年群体的教育成长,本文侧重单个人的思考,强调以往的定量统计研究忽略了的家庭背景对青少年的成长驱动力问题,以及在社会结构约束下,通过成长动能将约束转化为成长的结构性机会,希望通过个人民族志的方式呈现一个个案式的回答。在底层家庭背景下,一个人成长的驱动力有哪些?这些驱动力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二、写作方法:自我民族志的夹叙夹议

  

   本文以主位视角采用自我叙事的形式,着力于自身的生活经历,从自己的个人生活开始,关注自己的情感、思绪和情绪[7]。这样做很可能存在个人幸存者偏差,但是“将生命还给社会”来写作个体的能反映本文主旨的片段自传,也是嵌入理论自觉自我反思性呈现故事,希望用自己的亲身体验和自我意识唤起读者对底层家庭青少年的成长经历的共情和理解,实现自我重构与召唤读者加入的两大自我民族志任务[8]。通过回顾过去建构当下和未来,通过这种自我叙事来邀请读者参与理解和交流,通过行动来反思及促进底层青少年个人发展和组织变革。

   作者出身寒门,但是否是贵子,仍不能做出判断。就常说的考取大学而言,应该不算贵子,就职业而言,目前供职于高校,可以说走出了原生家庭的阶层,虽不足以贵闻于社会但实现了阶层跨越。

   作者的成长环境、体验思考和心路历程是本文自我民族志研究方法的基础。在本文中,作者将以局内人的身份,以我者的视角突出个人反思的作用,呈现个人成长叙事和学理思考两条主线,而非仅仅注重某一方面,旨在强调成长的日常生活故事和成长的密切关系。

  

   三、家庭背景:因病致穷的底层人家

  

   从家庭背景来说,有人幼失怙恃,有人却是口含金汤匙。我自认为出身不好也不坏,20世纪70年代后期出生在湖南衡南一个普通农村家庭,离镇上步行小路一小时左右,马路10公里左右。我兄弟两人,爷爷奶奶和未结婚的叔叔一起生活,上初中时大龄叔叔从家里出走,至今杳无音讯。除了父亲上学到初中外,家里长辈“斗大的字不识一筐”,基本没有上过学。母亲体弱多病,但父亲身材高大,能力较强,80年代在生产队里砌了第一栋五间红砖房,并且做了小工头,开始带着年轻农民到衡阳市里揽活做。但好景不长,在我六七岁时,可能因为劳累过度,父亲在家突患脑出血,经医院抢救得以苏醒,但落下后遗症,记忆功能衰退,健忘比较严重,再也不宜外出务工。家里因病致穷,只得守着农村几亩薄田度日。我脑海中最早的记忆就是凌晨从原土砖房搬到红砖房新家路途中拿着一根香舞动香火玩视觉停留的记忆。第二段记忆是父亲生病那天上午家里的慌乱,爷爷叔叔用睡椅抬父亲去镇上坐车,奶奶跟着去市里医院照看爸爸。在那几天里,母亲常坐在家前面的溪旁,边做手上的事边哭诉父亲病倒了,哀求祖宗神灵保佑。第三段记忆就是父亲病后的第二年春节前,一起在外做工的工友到我家里要还未结付的工钱。由于父亲病了,做工任务未完成也没有结到账,东拼西凑才付上医药费,家里实在无钱支付,也无什么值钱的东西。一个工友要拿一个手工自制蜂窝煤的机子抵工钱,但妈妈硬跟着拉着到了家外对面的坡上,央求着拿回来了。无奈的事实摆在那儿,家徒四壁,别说钱,就是物什都没什么可以拿的。这个事后,工友们也就再没上门来要工钱了。如此的经济基础决定了节俭的生活习惯。还记得大学时申请困难补助时,我心情极其复杂地写实性用过一句话:家里唯一的电器就是电灯泡。直到我读博依靠兼职收入给家里买了一台电视机才打破这个状况。当然,申请书中没有汇报的是,为了节约电费,电灯泡的功率还极低,除了春节时挂在堂屋外使用的百瓦灯泡外,一般是5瓦的灯泡,还是挂在二间房中间的门的上角,以便实现一个灯泡照亮两间房。虽然从煤油灯时代跨入电光源时代,但我家仍处于差不多光亮的时代。

  

   四、寒门生活底层劳作的成长效能

  

   父母因身体原因不能出外享受打工经济,我家经济来源主要靠家庭农业劳作,而其效益是很低的,应对之策无非是进行内卷化的劳作和额外承租村民流转的稻田,总之就是需要投入更多的劳动力。

   我和弟弟自然成为替补的主要劳动力。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带点事后分析的味道认为,寒门生活中的物质限制下的困争、家人的家常嘱咐以及身体劳动的规训,促进了个人独立、自律、坚韧、担当、勤俭和成熟品格形成,驱动我控制自己的时间使用、锤炼心志和移情理解社会,跨越原生的生活世界实现了阶层流动。

   1.物质限制的困争

   改革开放之后,温饱不是问题,但因父亲患病致贫,家里经济紧张,平时吃的没什么油水荤菜,穿的是亲戚馈赠的旧衣服。因缺油水,我体形很瘦,个子高,穿着亲友大人的旧衣服,宽松如道服,初中时被老师的幼儿赠一外号“董和尚”,高中时一米八的个头体重120多斤,骨感十足,被同学们赐得“钢管”昵称。但这些昵称对我均没有什么负面印记,可能是在于被三个关键词——学习、劳动和生活——遮蔽了。

   在物质受限的家境中,反映在学习上首先就是学习资料的缺少,特别是课外资料。这很容易养成个人勤俭节约的习惯,而我个人感受很深刻的就是对物质资源的精细利用上。第一点就是细读深究式学习。在上大学前,个人所学的资料主要是学校发的教科书及相关资料,进入大学前读的唯一一篇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盗版的小号字,暑假看得心潮澎湃,泪眼婆娑,有多少感同身受。个人因图书稀缺而养成了深读细读慢读的习惯,每个字词基本都经过细嚼慢咽,导致现在与女儿同看一些文字时,速度上明显跟不上读初中的女儿的节奏。第二点就是书非借不能读。我至今还非常感谢的有两本书。一本是从初中同学那儿借的薄薄的硬笔字贴,临摹练字,为基本过得去的字奠定了基础。二是从高中同学那儿借的一本厚厚的英语句型结构辅导书,让我走出按部就班学习的英语教材,一个寒假将其啃完,较系统完整地学习掌握了英语的句型结构,为后面的英语考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其次,物质受限体现在家里的学习环境上。在5瓦灯泡照亮两间农村大房间的光亮下,晚上不太可能进行读书学习,除非坐在灯下赶写一下作业。因此,这一压力就要求我必须在放学后的白天完成平时作业,甚至在学校里利用空闲时间快速把作业完成,逐渐养成了干净利落及时完成任务的习惯。

   2.家人的家常嘱咐

   我在初中住校前,每天晚上跟奶奶睡。睡觉前,夏天的话,我们就在门前操坪上纳凉,而冬天就会围着地炉烤火。我常伴着奶奶,听爷爷奶奶说着他们的生命历程和家长里短。他们的话题主要有三个。一是困难时期底层农民的艰辛生活和农村往事,让我在懵懂中就间接感受了基层农村的发展史。二是家长里短,主要是说哪户哪家的儿女多么多么“孝道”,或者指责谁谁谁不孝不讲道义。忠孝道义等三观就在朴素的家常中得以浇灌。三是我爸妈的家计状况。爸妈成家后就分家吃饭了,但爷爷奶奶常常会替我爸妈想着我和弟弟的学费事情,把分家后我家的账也算得八九不离十,并且给我打气:放心,好好读书,不用考虑学费的事情,只要他们还在,就不要担心没钱而失学。有爷爷奶奶当“保护神”,于是我虽贫但没有心理负担,反而成了“阳光乐观派”。我的父母是典型的中国式父母,很少在我面前谈论学费等经济上的事情,也很少表扬赞赏我。但是父亲在我小时候不断地强调要认真读书,甚至还打好“预防针”:“村里的玉成(已故的一位村民)以前经常给别人说‘只有锅子煮白米,哪有锅子煮文章’,说读书没用,可自己小孩只要能读书,就卖力支持小孩读书,你看他的儿子,除了一个不愿读书的儿子外其他儿子都过得好。知识可以改变命运,但你读书不能留级,留级就没书读了,就跟我一起来种田。”父亲记忆衰退,常常在我面前重复强调着这样的话,每次都像第一次说的那样。我听得耳朵起茧,厌烦也没用,只能每次都应承着。虽然当时内心根本就不担心留级的事,但父亲的话仍时刻鞭策我努力向上学习。因为跟种田劳动相比,我一万个愿意读书。家境与劳动让我很早就认识到,读书基本是我个人走出底层的唯一途径。山村里没有其他诱惑,读书跳出农门的诱惑驱动力最大。

   3.身体劳作的规训

   作为长子的我,小时候就经常需要承担家务活,洗碗,扫地,放牛,扯猪草,浇菜,挑井水,或协助大人进行劳动,或与弟弟进行分工合作。在家的日常时间,这些活都不怎么劳累,妈妈在看到我和弟弟空闲时就会唠叨着吩咐做这做那。

从上小学开始就下田劳动,从最初的扯秧开始,随着年龄的增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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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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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青年研究》2019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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