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民族国家时代的帝国依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13 次 更新时间:2019-09-05 22:5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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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剑涛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 :在现代世界史上,民族国家体系的出现,是最为重要的政治事件。民族国家以旧帝国的解体为兴起条件,但帝国是民族国家的伴随者。这注定了帝国与民族国家,民族国家与国际条约体系之间复杂交错的关系。民族国家的秩序供给主要是在国内,其内政外交的规定性都具有防御性质。两个相关定位显现为: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性关系是以帝国为标的的;国际秩序仰赖的依然是旧帝国的强权秩序或新帝国的强权改良秩序。这正是帝国周期性重建的内在驱动力。当今世界,恰好进入民族国家衰颓阶段、帝国重建的活跃时期。旧帝国的复活与新帝国的建构,成为帝国重建的两种基本模式。在民族国家与帝国的周期性转换之间,人类寻求进步,以期获得解决这一不良循环的出路。

  

   国际政治学告诉人们,当代世界体系是民族国家构成的关联体系。这就意味着民族国家是当代国际政治的行为主体。但这只是揭示了国际政治的一个面相。在由民族国家构成的国际社会背后,一直存在着古老的帝国影子。考察 500余年的现代世界史,民族国家与帝国呈现出一条周期性替代的线索。帝国并没有从人类历史上消逝,它在民族国家的国际体系缝隙中获得周期性重建的契机。这里的周期性重建,并不是在数学周期上定义的,而是在不断反复的政治周期上界定的。也就是说,当民族国家体系显得孱弱的时候,帝国就不期而至;当民族国家强有力运作的时候,帝国就隐然退却。如此往复作用,呈现出一种你来我往的节奏感。这种节奏感,便是现代世界史中帝国重建之周期性的重要体现。这样的周期性,当然有数学的时间含义,但更为重要的是政治含义。理解民族国家的帝国依赖,以及这种依赖呈现出的政治周期性,对准确理解当今世界的政治秩序及其供给方式至关紧要。


一、帝国解体与民族国家兴起


   现代国家建构起自欧洲,这与欧洲中世纪的政治结构密切相关。中世纪的政治体运作,依赖于基督教世界社会与帝国、王权建制之间张弛有度的建制。在教权与王权能够大致合作或分歧尚不致于崩解的情况下,政教合一的政治形式可以相互支撑,维持高低程度不同的政治秩序的有效供给。但到中世纪晚期,这种磨合机制越来越不灵便。王权与教权的利益机制、权力谋求与运作机制,都出现了不可挽回的皲裂,以致于政教合一的中世纪政体无法再维持下去,中世纪的终结与现代的开启相携出场。而世界社会与帝国机制的双重崩溃,因此成为人类社会迈入现代政治门槛的孪生事件。世界社会,即基督教世界社会,依赖于信仰的一致性、教会的组织性、世俗的关联性,维持了长达千年的超级宗教社会建制。但它从来就缺乏强有力的政治组织建制的支持,因此不得不依赖世俗的国家建制。整个中世纪,教权与王权不得不因此纠缠在一起。但也因为如此,教权与王权之争埋下了分裂世界社会的种子。中世纪的王权结构是复杂的。帝国机制,即居于各个王国之上的中世纪巨型政治体,曾经挟持教权在王国之间征战,以使王国臣服于帝国的统治秩序。但在现代早期,帝国的这种征战越来越乏力,以致于无法有效控制王国并使其服从帝国秩序。这场王权与教权相互为用的中世纪政治大戏,终于到终场的阶段。从教会的一端来看,中世纪晚期教会方面在建立统一教会的成功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不少,大公会议对此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世俗君主们努力将地区性教会控制在他们手中。这就导致了两种宗教异动倾向:一是宗教本身的重大改革已经酝酿长久必将破茧而出,二是教权与王权的争端将以王权的胜利写下新的篇章。

  

   在中世纪后期,王权建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对现代国家的兴起和国际秩序的形成发生了重大影响。“中世纪后期,君主政府的权力迅速增长,同时,封建观念的衰颓完全改变了君主人民之间的关系。贯穿封建等级统治的占有主导地位的君臣关系概念逐渐消失。君主们再也不能只顾本身利益和他手下那些贵族们的愿望,他领导着所有臣民,这些人都生活在他的领土上,他们的共同利益都应考虑。这种国王和百姓之间的关系导致了被史学家们称为‘民族主义’的开端。这些臣民们开始感到他们的利益相同,应团结在他们的统治者周围,而这正是上帝的旨意。他们不愿轻易地把这种忠诚转献给其他统治者。”相对于中世纪,这是社会结构上的巨大变化。因为君主与臣民关系的紧密化,必将引发两个历史性的改写:一是改写超民族的帝国建制中皇帝与臣民的关系,二是改写基督教那种由信众与教会构筑起来的世界社会结构。正是这样的改写,直接导致了民族国家的诞生,促成了世俗的帝国机制和宗教构筑的世界社会的崩溃。

  

   在中世纪晚期,欧洲的独立国家蓬勃兴起。这一现象,多多少少与挣脱世俗帝国与世界社会的机制有关系,但直接催生现代国家的事件,与宗教战争联系在一起。基督新教的兴起,它与天主教的对立定势,以及这种对峙关系与兴起中的民族国家发生的交错作用,构成世界社会与帝国机制最终解体的直接原因。对现代国家兴起至关重要的哈布斯堡王朝,有着建立强大帝国的强烈政治愿望。它建立在天主教的信仰基础上,因此与天主教教会力量的联姻,构成它统治广袤土地的宗教基础。在 17 世纪初期,衰颓王朝雄心勃勃的皇帝力求争取旧教诸侯的支持,以便压制已然崛起的新教诸侯争取权力的联手抗争,以求有力地维持其统治秩序。有一点必须强调:哈布斯堡王朝当然不仅试图借助旧教力量,它还想尽一切办法依托于世俗的军事与政治力量,将旧教诸侯力量集中起来,对抗并压制新教联盟。因此,信奉天主教的诸侯与信奉新教的诸侯组成两个联盟,在宗教的名义下争夺地盘和反抗皇权专制。1618年 5 月,终于引爆欧洲现代史上第一次全面大战——三十年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天主教阵营与新教阵营此消彼长,在战争前半段,两个阵营在政治上各自的所得所失都体现出来。进入战争后期,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败绩显现,王朝的中央集权被彻底打破。战争后期占尽优势的法国和瑞典联军,并不着意摧毁哈布斯堡王朝,而是将精力更多用于掠夺。战争因此造成更多的杀伤与财富的劫掠,成为 20 世纪两次大战以前最损害欧洲肌体的战争。长期的战争使双方元气大伤,结果于 1648 年 10 月双方达成和解协议,缔结了两个和约——《奥斯纳布吕克条约》与《明斯特和约》,合称《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至此三十年战争宣告结束。《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缔结,承认了神圣罗马帝国统治下的许多邦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7 于是,在欧洲出现了为数众多的独立的主权国家,确立了国际关系中的国家领土、主权独立与平等相待等原则,开启了民族国家为政治主体的近代国际关系体系。尤为关键的是,这一条约强调了现代国家不分大小、平等相处关系的程序性原则,这让它具有指引后起全球范围的国际关系建构的长远价值。一个在各国比较力量中占有压倒性优势的单一国家支撑的国际体系告终,寻求均势的国家体系宣告诞生。

  

   三十年战争催生的民族国家体系,本是一个欧洲事件。因此,在17世纪由《威斯特伐利亚合约》建构起来的仅仅是欧洲现代国家形态。随之带给世界的两个重大难题是:其一,欧洲民族国家的降临,催生了一个无政府的国际秩序,所谓霍布斯丛林规则支配了国家间的关系。某个超强的民族国家成为给定国际秩序的国度,而要求平等的二等强国总是会挑战前者给定的国际秩序。先行强国与后发强国之间寻求国际霸权的挑战与应战成为国际社会的基本态势之一。一强独大与数国同盟的国际均势状态常为人类所经历。较为长期的稳定化国际秩序的需求,促成了康德式的国家秩序想象,这就是他的永久和平论——各共和国志愿组成联盟,国内外政策透明,逐渐将其扩展为一个和平的世界秩序,塑就一个世界性的安全体系、完美的人类公民联盟。从政治理论上讲,《威斯特伐利亚合约》之后凸显了霍布斯与康德式两种国际秩序的设计方案。这是为对治丛林状态的帝国主导与主权国家民主结盟求治两种截然不同的秩序。但比较起来,前者太过残酷,后者太过浪漫。国际秩序,似乎还必须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探问前路。这既是欧洲秩序需要面对的前路问题,也是后起的全球范围国际秩序面对的艰涩难题。

  

   其二,随着全球殖民帝国时代的到来,欧洲式的民族国家这一特定国家形式,成为全球范围内的国家建构形态。但这样的国家形式真正推向全世界,依靠的力量不是像《威斯特伐利亚合约》时期的欧洲内在力量,而是欧洲殖民者向欧洲之外的广袤地区拓殖的结果。殖民与反殖民成为全球范围内民族国家勃然兴起的两种动力。这样的世界局势,恰如欧洲现代早期的帝国与王国之间的关系一样,压迫与抗拒成为相伴而生的政治现象。久而久之,殖民地国家人民的反抗运动便势不可挡。因此,在 19 世纪、尤其是 20 世纪风起云涌的殖民地独立运动,让全球殖民体系土崩瓦解,由此生成了普及全球的民族国家的现代国家形式,这使民族国家成为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国家形式。一方面可以说,民族国家时代的降临,是战争这只残酷之手拿捏的结果:对原生的民族国家建构者欧洲是如此,对遭受全球殖民灾难的非欧洲民族国家也是如此。前者是帝国解体的产物,后者是帝国重生的结果。帝国与民族国家的诞生,具有一种内在嵌合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民族国家总是帝国压迫和反帝国运动交互作用的产物,这就让民族国家间的秩序供给成为一道国际难题。从既定历史视角看,人类无法完全逃脱帝国的纠缠,但旧式的帝国秩序总是遭人厌恶的。因此,一切后起的、旨在供给国际秩序的帝国,都必须花样翻新,让各个国家不至于形成一种重陷旧帝国加予的苦海之中的印象。帝国自身的演进逻辑也就潜蛰其中。

  

   从现代世界史的视角看,《威斯特伐利亚合约》催生了民族国家的诞生,让国家形式丰富起来。这样的改变,导致了双重结果:一是帝国体系的瓦解。哈布斯堡王朝对主权国家的承认,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人类从此进入民族国家时代。但这并没有让帝国灰飞烟灭,而是让帝国退隐到民族国家的背后伺机作为。二是民族国家走向前台。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成为国际秩序供给的主体关系,这就终结了帝国给定或施压而形成的国际秩序。不过,民族国家之间为了寻求相对稳定的国际秩序,由于经验与手段的缺乏,远没有建构起稳定有效的国际秩序,现实的国际秩序还需要变幻面目的帝国作为供给者。即使民族国家时代到来了,帝国也不会完全退出国际政治舞台。相反,曾经有效且稳定供给国际秩序的帝国机制,会不断改变方式,为国际社会供给秩序灵感和秩序安排。民族国家时代的帝国依赖,因此凸显出来;民族国家与帝国轮番登场的周期性,也因此潜蛰其中。


二、国际秩序的帝国依赖

  

《威斯特伐利亚合约》的结果是帝国的解体,民族国家时代的降临。但其时独立的主权国家及其结盟的自由,是以不结盟反对帝国皇帝为条件的——尽管后者几乎是一个虚设的条款,很难实际发挥作用。原因很简单,独立的主权国家及其结盟,完全取决于它们各自的政治意志,而不受帝国的控制。此后,国际秩序的供给主要依赖两种机制,一是跨国家、超国家组织;二是一个 ( 或几个 ) 强大到足以供给国际秩序的超级大国 (super power)。跨国家与超国家组织,要么是以传统战争催生的联盟形式出现,要么是以主权国家的盟约形式建构,稳定性、规则性与有效性程度与其所担当的国际责任颇有不符。超级大国,要么以军事征服的传统形式为世界给定一个秩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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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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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法律评论》2019年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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