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其父陈昌期“退综家务，虽好施急病，而生业日饶”（注：姜宸英：《湛园集》卷2，《封君陈公八十寿序》。转引自高翔前引文。），显然也是生财有道，因此商业伦理可能也会影响到陈氏一家的道德态度。就陈廷敬本人来说，他赞成“古人读书，直是要将圣贤说话实体于身心”，指出官吏的“能与不能，视其所治之民安与不安”，结论是“未有以好名为训者。故治天下亦务好其实而已矣”（注：见《午亭文编》卷24，《困学》；卷31，《请严督抚之责成疏》；卷32，《好名论》等处。）。他这种倡导实学的思想不仅有其时代的背景，也当有家庭教育的渊源，共同构成了他们在社会动荡之时以保全身家乡里为先的思想基础。

　　 由于晚明以来思想界发生了许多变化，强调“义利双行”的主张日益增多，传统儒家道德规范遭到不同程度的抨击或背离，因此除那些著名的党社人士钱谦益、吴伟业有降清之举外，黄宗羲也主张忠节应止于己身，不应波及子弟，其他普通知识分子如陈确这样的人，对死节行为也提出了异议（注：参见拙文：“试论陈确的忠节观”，《史学月刊》1997年第3期，第76-81页、91页。）。这是当时的一种大背景。但对于陈氏一家来说，更重要的原因应该还是为了维护身家性命和地区利益。后来陈廷敬对他父亲的这样一件行为也推崇有加：

　　 崇祯末，流贼隳突走北京，别遣贼劫掠泽、潞，我公奋然曰：勿待彼来，当先往以折其锋。驰驱一昼夜，行达贼垒。贼率坐帐中，矛棘森立，钩镝挺露。我公从容晓譬天道人事、顺逆祸福之故，谓民实无辜，孽毋自作。左右趋前欲逼，贼率曰：此狂生，纵之去，且令与一箭为信，戒其党毋犯，我里恃以安。当明之季，急党朋，乱正邪，骋空言，略实效，而封疆之事不可问矣。我公不出，而任人家国事，以危楼撑拒数万之贼，以立谈摧挫群凶之气，行其义于一乡者如此，此可以论世而知人矣（注：《午亭文编》卷43，《百鹤阡表》，第8页上。）。

　　 从这段话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陈昌期是以一方领袖去与农民军首领交涉的，交涉的真实内容不得而知，但肯定不会是去痛骂对方，甚至有可能做出某些允诺，做出一些交易，否则对方怎会轻易放他脱身，并且对曾经抗拒过起义军的地方“戒其党毋犯”呢？结果是“我里恃以安”，陈昌期是“行其义于一乡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陈廷敬在此有意批评了明末“骋空言，略实效”的空疏学风，强调士大夫的实际作用，即不需理会那些表面的道德文章，而把理想落在具体的实处。像王阳明、吕坤这样的大儒，不仅不忽视学问之外的事功，而且事功从细微之处做起，这样才能达到天下大治。正如章潢所说的，这种努力“始于家邦，达于四海”，因此“乡乡皆然，县有不治乎！县县皆然，天下其有不太平乎！”（注：《古今图书集成》卷27，《图书编·保甲、乡约、社仓、社学总序》。）

　　 本文以陈氏家族为例，涉及动荡时期地方士绅在乡里中的作用，一方面要说明晚期以来经济的发展、社会流动的频繁、实学之风悄然而起，使传统儒家士大夫将远大理想首先落实在稳定本社区的努力之中；另一方面要说明，在这种乡绅的凝聚主持之下，特别是在社会动荡的形势下，无论是乡里、村落还是家族，这样的“小共同体”具有相当的自我维系和调节能力。这并不等于说中国传统社会是以这种小共同体为本位的，也不是说后者的内部是和谐的，对外是封闭的，或者长期自治的，而是说，在明后期以来的中国社会，正是由于社会动荡的剧烈、变化的频繁，使地方士绅、甚至最高统治者痛感维系基层社会稳定的必要，下层百姓也在某种情况下需要地方士绅的庇护。在两点上，地方士绅与地方百姓可能是认同的：一是地方性或地域性，当与它地方出现对立或冲突的时候，“小共同体”内部的一致性就体现出来了；二是社会性，当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张力增大时，“小共同体”作为民间社会的基本单元，也会表现出这种一致性，而这两种情形，都正是明清时期的重要历史特征（注：对于所谓“小共同体本位说”的批判，参见秦晖：《“大共同体本位”与传统中国社会（上）》，《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5期，第12-21页。他的批评就一般而论是正确的，但是忽略了许多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