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全章 关爱和:晚清与“五四”:从改良文言到改良白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4 次 更新时间:2019-09-05 07:38:06

进入专题: 晚清     “五四”     改良文言     改良白话     梁启超     胡适  

胡全章   关爱和  

   内容提要:晚清至五四时期发生的中国文学变革,语言范式的转型具有关键的本体性和标志性意义。晚清时期,梁启超通过改良文言和化雅向俗的努力,创造出文白杂糅、中西兼采、富有思想张力、笔锋常带情感的新文体,促成中国文学体系和书面语的近代变革。五四时期,胡适、陈独秀推白话文学为正宗,通过改良白话和化俗为雅的努力,创造了适应现代人表情达意需求的新文学和语体文,确立现代白话文学的新文统。晚清言文杂糅的新文体和“五四”言文合一的白话文体,构成了中国文学和书面语现代化演进过程中先河后海的自洽性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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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年,胡适曾说:“当梁任公先生的《新民丛报》最风行的时候,国中守旧的古文家谁肯承认这种文字是‘文章’?后来白话文学的主张发生了,那班守旧党忽然异口同声的说道:‘文字改革到了梁任公派的文章就很好了,尽够了。何必去学白话文呢?白话文如何算得文学呢?’”①这则饶有意味的文坛掌故,道出了一个历史事实:梁启超式的报章新文体,与胡适倡导的语体新文学,是晚清与五四“文字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两种最具代表性的新式文体与书面语;前者到后者的历史嬗递,是中国文学从古典走向现代过程中具有连续性的语言与文体变革。

   然而,在过去的文学史叙述中,这种自然的历史嬗递过程被有意无意忽视了。以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为例,这部写于1922年的著作,出于以白话文学为正宗的语文观,采取了以五四新文学接续晚清白话小说和白话文运动的叙事策略,而有意淡化乃至遮蔽与梁启超策动的晚清文学界革命②的内在关联。这种淡化或遮蔽普遍存在于现行文学史的叙述中。本文拟以梁启超、胡适为中心,通过对晚清与“五四”两代文学革命先驱从改良文言到改良白话历程的考察,探讨晚清文学界革命与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链接。

  

   一、晚清:改良文言与化雅向俗

  

   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在西学东渐和启蒙救亡背景下,近代中文报刊蓬勃兴起,中国文学与思想的传播媒介和读者接受方式发生了重大改变,一个以报刊为中心的文学与思想变革的时代悄然来临。胡适1923年指出:“二十五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新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③三份杂志引领了晚清与“五四”两个启蒙时代的思想与文学变革。梁启超尝言:“自报章兴,吾国之文体,为之一变,汪洋恣肆,畅所欲言,所谓宗派家法,无复问者。”④作为晚清思想启蒙运动的主将和文学界革命的陶铸者,梁启超风靡一世的报章新文体,起步于变法维新的《时务报》阶段,成熟于流亡日本的《新民丛报》时期。

   甲午战败后,先进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时局下探求救亡图存之道,中国进入政治变革的准备时期。维新派精神领袖康有为“诡诞敢大言”,“言学杂佛耶,又好称西汉今文微言大义”,“发为文章,则糅经语,子史语,旁及外国佛语,耶教语,以至声光化电诸科学语,而冶以一炉,利以排偶”;这一由南海先生“启其机括”的文章风尚,为其弟子梁启超所继承。⑤担任上海《时务报》主笔时的梁启超,以“先知有责,觉后是任”⑥的热情与信念,将今文学派三世说和西洋进化论的思想要义,全球列国大局及老大帝国“变亦变,不变亦变”,“大变则大效,小变则小效”的道理,⑦要言不烦、条分缕析讲给读者。同时,又将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变科举的变法逻辑,以及开民智、兴民权、变官制、满汉平权等思想主张,以浅易通俗、热情奔放的报章文体传播到大江南北,取得“举国趋之,如饮狂泉”⑧的阅读效应,世称“时务文体”。这一时期,梁启超充当了维新变法喉舌和宣传家的角色,其贡献在于借助《时务报》这一新兴媒体平台,运用明白流畅而有热力的文字,宣扬维新变法和救亡图存的道理,在社会上鼓荡起一股强劲的变革之风。在梁启超成为舆论界骄子的同时,他广采新知、文白杂糅、平易畅达、感情丰沛的时务文体,也开启了中国“报章兴”的新时代。

   遵循从众向俗、化雅为俗的大众路向,用浅显易懂、妇孺易解的报馆之文,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追求导愚觉世、左右人心的阅读效应,这既是报章文体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梁启超文体价值观氤氲生成的结果。1897年,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教授生徒,别出心裁地把天下之文分为“传世之文”与“觉世之文”,以为“传世之文,或务渊懿古茂,或务沉博绝丽,或务瑰奇奥诡,无之不可”,而“觉世之文,则辞达而已矣,当以条理细备、词笔锐达为上,不必求工也”。⑨鼓励以觉天下为己任的莘莘学子,不落汉学家佶屈聱牙的述学之文和桐城派奇句单行文人之文的窠臼,走出“抱八股八韵考据词章之学,枵然而自大”⑩的误区,创造与写作直面时艰、救焚拯溺、条理细备、平易畅达的觉世之文。梁启超“为椎轮,为土阶,为天下驱除难,以俟继起者之发挥光大之”的为文理念,(11)成为《时务报》同人——黄遵宪、汪康年、麦孟华、欧榘甲等——的共同选择,而传统文集之文古雅艰涩的文体文风,则为时务报馆所不取。

   亡命日本后,梁启超总结戊戌变法失败之因,逐渐认识到新民乃救国之前提,造就新型国民和改造国民性是建立新制度、新政府、新国家的基石,国民思想启蒙和国民精神再造才是救治中国根本之方。他遍览日文报刊和日译西学书籍,借道东洋辛勤为国人采集西洋文明思想的薪火,相继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杂志,发表了大量政论文、传记文、述学文、杂文等新体文章,以及新诗、新小说、改良新戏等文学作品,大力传播近代民主思想和民族国家观念,不遗余力抨击清政府的腐败专制统治,反思批判国人的奴隶根性,阐扬国民公德、国家思想、进取冒险精神、权利思想、自由理想、自治理念、合群观念等,大声呼唤尚武精神和“中国魂”,甚乃鼓吹革命、排满、破坏、暗杀、自立、共和,以“烈山泽以辟新局”的气度,充任“新思想界之陈涉”。(12)梁启超发表在《清议报》、《新民丛报》上的“或大或小,或精或粗,或庄或谐,或激或随”,“能纳一切,能吐一切,能生一切,能灭一切”的威力强大的文字,(13)使得政治革命、民族革命、宗教革命、道德革命、学术革命、文学革命、文字革命、风俗革命的理念深入人心。梁启超“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14)的新体散文,因《新民丛报》坚持最久、影响最大,时称“新民体”。“新民体”是梁启超新文体的成熟形态。

   在梁启超新民救国的思想链条中,文学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文学作为国民精神的重要表征,无疑是“新民”的重要内容;而文学自身所具有的转移情感、左右人心的特性,又是“新民”最有效的手段。从国民精神进化而言,文学需要“自新”;从促进国民精神进化而言,文学又必须承担起“他新”的责任。对于文学,梁启超抱有“自新”与“他新”的双重期待。20世纪初,梁启超依托《清议报》、《新民丛报》及《新小说》杂志,相继发起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戏曲界革命,掀起了一股强劲的文学变革之风,在文坛和知识界产生了巨大反响,极大地推进了中国语言文学体系的近代变革。

   梁启超明确提出“诗界革命”的主张,是在1899年底写作的《汗漫录》中。梁启超以为:“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欲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15)之后,梁启超在《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上开辟“诗界潮音集”、“饮冰室诗话”、“杂歌谣”等专栏,鼓吹诗界革命。鉴于新诗实践中新语句与旧风格常相背驰的矛盾,以及新诗坛“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的流弊,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转而强调“然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将诗界革命纲领调整为“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并推重自诩“我手写我口”的黄遵宪为“能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的典范。(16)

   在维新变法时期,小说戏曲左右人心、移风易俗的作用,便为康有为、严复、夏曾佑所看重。但晚清小说戏曲界革命运动的倡导者,则是梁启超。《清议报》创办首期即开辟“政治小说”专栏。梁启超发表《译印政治小说序》等文,号召写作与翻译“以稗官之异才,写政界之大势”(17)的政治小说。1902年创办《新小说》,梁启超以《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为发刊词。受当时习惯的影响,梁启超使用“小说”概念时,也常常包含戏曲。他倡导的小说戏曲界革命,将文学救国的神话演绎到极致。《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以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欲新道德、新宗教、新政治、新风俗、新学艺、新人心、新人格“必新小说”,并推“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18)这极大提升了以小说戏曲为代表的白话文学的文化文体地位。小说戏曲界革命带起了一个小说期刊和著译新小说繁荣的时代,小说戏剧自此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巨大家族。

   梁启超心目中的“文界”,主要是指以报章文体为主的著译之业。在国势危急、民族被难之时,著译之业当以“维新吾国,维新吾民”为第一要务,著译者当以“述其所学所怀抱者,以质于当世达人志士,冀以为中国国民遒铎之一助”(19)为首选。梁启超为文界革命设置的目标,是在传统抒写个人情志的文人之文和以经术为本源的述学之文之外,别创一种会通中西、融合古今、半文半白、亦骈亦散、条理明晰、自由抒写、流畅锐达、雄放隽快的文章新体,使之成为传播文明思想、拯救民族危亡的坚车利器。

   梁启超倡导的文学界革命,为诸种文体设置了“自新”与“他新”的目标和路径,他本人也身体力行于诗歌、小说、戏曲等文体的创造与写作。但诗歌、小说、戏曲等文体的写作,对梁启超来说,其意义只是一种客串和示范。梁启超视为当行本色、舍我其谁者,仍是“新文体”创造与写作的成绩。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描述《清议报》、《新民丛报》时期“新文体”写作的情况道:

   自是启超复专以宣传为业。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畅其旨义,国人竞喜读之。清廷虽严禁不能遏。每一册出,内地翻刻本辄十数。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练。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20)

梁启超新文体改良文言的努力,首先体现为浅近化、白话化与不避骈偶的语言表达,以及平易畅达、酣放淋漓的文体风格。从语体层面考察,主要表现有三:其一是从众向俗,为文尽量运用浅近易懂而非艰涩生僻的文言语汇;其二是向俚语开放,吸收谚语、俗话、成语等白话成分,拉近言文之间的距离;其三是不避骈偶,吸收双声叠韵语汇,融会骈文时文的偶句排句,增强音韵之美、节奏之感与整饬之气。从文体层面考察,主要是语言浅近、表达明白所带来的平易畅达的阅读效果,杂以俚语隽语所造成的活泼跳脱的文风,运用韵语、排比语、偶句所带来的声韵铿锵之调、慷慨淋漓之气与往复顿挫之效。加上作者以情感之笔说理叙事的写作风格,纵笔所至不检束的自由书写理念,使梁启超新文体具备了极强的表现力、极大的容量与自由度。梁启超《新民说》等政论文章,《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过渡时代论》等新体杂文,《南海康先生传》、《意大利建国三杰传》、《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等新体传记,其文字均有左右人心的巨大魅力。梁启超在《饮冰室自由书》叙言中,称此类随感性的文体是“或用文言,或用俚语,惟意所之”。(21)胡适《四十自述》回忆读梁启超《新民说》一类文字的感觉是“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22)这种自由书写、充满活力的新体散文,更能适应过渡时代新兴大众传媒之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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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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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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