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芳坤 田瑾瑜:身为“领袖的孩子”

——重读《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兼谈“角色型青年”马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80 次 更新时间:2019-09-05 07:33:25

进入专题: 马烽     角色型青年  

刘芳坤   田瑾瑜  

   作者简介:刘芳坤(1982- ),女,山西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当代文学;田瑾瑜(1993- ),女,山西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16级在读硕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马烽曾经将自己的创作高产期调整为1957-1959年,虽然以短篇小说闻名于世,1958年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却被他始终强调为代表作。这部在马烽“得意之作”序列中颇具特殊意义的文学作品,为我们解读马烽提供了一个与以往不大相同的素材和切入点。本文将从在剧本中占有重要位置的“青年”入手,结合文本内外的社会历史因素分析马烽的社会、文学角色身份。通过展示“大跃进”与“反右”背景,对《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及周边所隐含的文学史现象进行读解,以期展开文学史研究中的“角色型青年”视角。

   关 键 词:《我们村里的年轻人》  马烽  角色型青年

  

   《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以下简称为《年轻人》)从20世纪50年代末发表至21世纪初,经历了从文本论评、电影改编到电视讲述等各种形式的传播。对于一度创作者——编剧马烽而言,《年轻人》成为其独立“触电”的经典之作。马烽在1979年8月的《三十年创作小结》中写道:“回顾这二十年所写的作品,也不过就是一部长篇,几部电影剧本。我主要是写短篇小说的,但短篇小说也不多,七杂八凑算起来大约只有三十来篇。”[1](P88)这是马烽对自身的评价定位,从言语间传递出的重要讯息是:“短篇小说”是其创作起来较为得心应手的体裁。马烽在同一篇文章中谈到自己的优秀作品时有这样一段表述:“除了有几篇为人称道之外,大都是平庸之作,可谓之‘不好不坏,亦好亦坏’……就我个人以上所说的作品来看,写的比较多和比较好的,集中在两个时期。其一是一九五四年前后,值得一提的有:《饲养员赵大叔》、《韩梅梅》等;其二是一九五八年前后,值得一提的有:《三年早知道》、《我的第一个上级》、《太阳刚刚出山》以及电影剧本《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1](P89)这也就是说,《年轻人》这部电影文学剧本和马烽所擅长的短篇小说被放置在了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在1980年12月所作的《写自己熟悉的生活》一文中,马烽再一次提到自己的作品“大都是属于‘不好不坏,亦好亦坏’的平庸之作,就这些平庸之作里比较,我的自觉症状是:一九五七、五八、五九年这三年中所写的数量较多、质量也稍好一些,如:《三年早知道》《我的第一个上级》《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都是在那个时期写成的。”[1](P93)两篇文章的写作时间相差一年多之久,针对“自我作品评价”这一同样的问题,比较前后两文中的表述不难发现:虽然马烽始终“自谦”作品为“平庸之作”,但在创作“黄金期”的时间定位上做出了调整,由“一九五四前后”和“一九五八前后”两个时间段改为了“一九五七、五八、五九”一个时间段,即将中国历史上有标志性的一些年份(“反右”和“大跃进”)作为创作的高峰期。在具体作品的列举上也有所删减,1954年前后创作的短篇小说名作,如《饲养员赵大叔》《韩梅梅》已经不在列,值得注意的是,马烽将《年轻人》这部电影剧本与其短篇小说中的两部名篇同时保留了下来,他对剧本《年轻人》的满意程度由此可见一斑。这样的认可成为本文的意义原点,以这一原点为基础,对作者马烽及其作品《年轻人》的解读才更具有操作价值。

  

   一、《年轻人》内外的“青年”

  

   《年轻人》讲述了复员军人高占武为改变家乡现有面貌,带领孔淑贞、曹茂林、王二狗、李克明、刘小亮等村里的年轻人劈山引水,为家乡农田水利建设的成功攻坚克难、无私奉献,并在劳动中找寻到属于各自的爱情的故事。除了几位有详细外貌描写的主人公之外,马烽还在该文学剧本中塑造了一个贯穿始终却无具体姓名的群体形象,即“青年们”,如:“一伙青年正在锄地,一个个汗流浃背”[2](P69),“青年们纷纷报名”[2](P76),“青年们正在忙忙碌碌地打扫整修这座破庙”[2](P80),“半崖里,一对一对青年在打炮眼”[2](P84),“歌声继续着,青年们在未打通的那段崖上和塌下来的巨石上打着炮眼”[2](P107)。

   “青年”一词在剧本中反复出现显得非常可疑,首先在于其不同于标题所示的“年轻人”,其次,在山西方言中一般不使用这一词汇。这一词汇让我们产生的联想反而在于社会学的层面:“年轻人作为处于青年期这一年龄阶段的社会成员,他们还被要求扮演一个不无特殊的社会角色——‘青年’。”[3](P5)陈映芳的这一论断提醒我们关于“青年”这一名词的界定显然不能单纯地理解为是一个与“老年人”相对的年龄阶段。“作为一个社会角色类别,从梁启超的‘少年’到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期间的‘新青年’、‘五四青年’,一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革命青年’,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青年’一直是中国的年轻人被期待、被要求的一个最主要的角色。”[3](P7)陈映芳进一步区分了“角色型青年”和“非角色型青年”,如果青年适应其所被希冀的社会角色,那么就是“角色型青年”;反之,“痞子青年”“迷惘的一代”等在他们的时代不能够适应社会责任的青年则属于“非角色型青年”。

   放眼全国,特别是政治中心北京,不难发现“青年”此时在文学文本内外的突出意味。1951年之后近10年的《人民日报》常态化地把“火红的青春”纳入新闻报道中,特别是该报在《年轻人》创作前后3年中所刊载的内容并不囿于常规通讯或报道,而出现了“青年自述”式的稿件,这是一种更接近于记叙文式的写作。比如刊载在1957年10月10日第4版报首的《欢腾的青年农场》,富有情绪的描写使得新闻报道通常所强调的客观性消解,稿件背后透射出的不仅是青年到农村所产生的归属感,还有青年依靠双手主动参与建设的乐观。如果说刊发在《人民日报》上的《表彰技术革命中的先锋 激发广大青年的干劲》《发出青春的光和热——祝中华全国青年第三次代表大会》等新闻稿件带有直接性的国家号召的意味,《欢腾的青年农场》这类稿件则是通过青年自身反映了1957-1958年青年建设者的主观热情。与前者侧重“国家引导青年”不同,后者突出的是“青年感染青年”,尽管后者掺杂了些许主观情感。

   与“使青春的力量放热发光”的状况相呼应,《年轻人》这部电影文学剧本也时刻让读者感受到一种创造无限可能的活力,只是这种可能性并不像《三里湾》中那般显而易见。与借助老梁所画的三幅画完成显在的“乌托邦”想象不同,《年轻人》中的希望和未来被隐性地诉诸“青年”的行动力和满腔热情之中。高忠爷爷曾认为在落后的山村劈山引水好比痴人说梦,年轻人们高涨的干劲却让老人家满怀期待;孔淑贞用泥土做石崖模型,用来预估工程进度和工期;为解决炸炮眼时的点火安全问题,曹茂林提出在导火线周围绑香头和火柴,利用香头引燃火柴进而点燃导火索,为点火人员争取充足的撤离时间。高占武、孔淑贞等建设家乡的行为扩大了“青年”所承载的意义内涵,“青年”在这里指涉了未来,成为希望的代名词。

   其实,在剧本发表后不久便有评论者注意到了其中的“青年”:“这些人物,不是平常的人,是毛泽东时代的青年……”[4]将“毛泽东时代”作为“青年”的限定是因为《年轻人》的创作时间正值我国的大变革时期——毛泽东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这一总路线的号召下,全国人民一路高歌猛进,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在1958年“全民参与”的氛围里,青年无可避免地会加入其中,这是时代需要的第一表征。在剧本中马烽将这种时代需求分解成若干日常生活细节,把整个时代所风行的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化为开渠引水,用“以小见大”的方式反映了开渠的迫切:水源是从崖跟底石缝间流出来的一小股泉水;担水的路是一条“弯来绕去的坡道,从沟底通到崖头”;担水的人需要跪在地上,把小坑里的水一瓢一瓢舀到桶里,等待的人排着长队;贵有嫂因女儿失手打了水罐而怒火冲天。用水愈困难就愈显开渠的急迫,就连来村里唱戏的“临时人口”都毫不遮掩地抱怨“这么个倒霉村子,水这么困难”,“常住人口”对用水现状的不满可想而知。从景物到人事,上述一切细节的目睹者都是青年高占武,这一安排从逻辑上解释了高占武作为开渠主要倡导者和核心领导人的合理性,因为对现实的亲历是青年响应时代号召的前提。

   查阅《年轻人》发表前后的“山药蛋派”大本营《火花》杂志,一个显而易见的变化正在发生,即一贯以书写老一辈农民为长项的文学流派却十分热衷于聚焦“青年”。在《年轻人》发表前后,不仅“山药蛋派”其他作家纷纷进行小说创作实践,束为的《唉,这伙年轻人》、草樵的《一对年轻人》先后发表。《火花》的常规编辑理念甚至变成了以“青年”为中心,例如1958年第12期首栏目为“大跃进中的山西青年”,1958年第11期刊物为《农村青年》《文学青年》这两本杂志刊登广告等。当时,马烽为“山药蛋派”的代表作家,又是作协的领导,但是《年轻人》却并非发表在当期头条,甚至不在栏目明显的位置,而是被置于1958年第10期“工农兵创作特辑”的“全民搞文艺、全民搞创作”的第三条。到了第11期连载下半部分的时候,更是尴尬到没有合适的栏目,被置于“批评”一栏当中。通过编辑的“特殊”状况,加之前文对同时期社会状况的综合考虑,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马烽并不是那个时代一位独特的“青年作家”,他的创作亦被当作“青年感染青年”的一个材料。所谓“毛泽东时代的青年”,与“青年作家”具有同构性,其“角色”的扮演因之也具有一种双向的意味,一方面是热情地去“参与”,另一方面是在“参与”中逐步转变为“引导”。

   沙文汉在1957年6月的一篇讲话稿中曾谈到新青年的责任问题,他说:“个人顺着整体发展的轨道,为国家为人民利益努力,才能更好地发展。每个人应该把自己看成社会整体的一个劳动筹码,这是最大的民主与自由……历史证明胜利与成功是顺着社会发展规律前进的青年,而不是别人。”[5](P183)这也就是说“青年/国家”的“成功/发展”需要使“年龄群体的生命周期”与“社会变动周期”相吻合,而《年轻人》的创作时间恰好处在这样一个“吻合期”:1958-1959年,在战火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步入青年,而此时的中国正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除却为青年提供了新的社会参与空间之外,国家对青年的期待从“救亡”逐渐过渡为“更快地建设社会主义”,在诸如《中国青年》《火花》等刊物的有效引导下,青年们也逐步适应了这种新的期待。于是,在一部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作品中,高占武、孔淑贞等一批青年们成为主人公,承担起兴修农田水利的任务,并且被赋予了非凡的创造力和无尽的可能性,因为在建设家乡的背后是一个等待建设的国家。

  

   二、“大跃进”中的“角色型青年”

  

   将《年轻人》最初发表于《火花》(1958年第10期)的版本和之后的版本①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多处不同,其中大部分都是情节顺序的前后调整,但关于“人民公社”的内容是在党落实相关政策之后的“把薪助火”。在李克明从村里取炸药回到工地上为大家分糖的情节之后,《火花》版剧本没有提及任何人的反应,相关的情节戛然而止,直接跳跃到午饭后王二狗、刘小亮讨论李克明和小翠、孔淑贞之间的多角感情问题,这样的设置多少显得有些缺乏流畅性。相比较之下,在之后的版本中“李克明分糖”后新增了如下情节:

   小伙子们叫喊着跑过来抢糖吃,高占武聚精会神地读报纸,没有过来抢糖。这时忽然大声喊道:“同志们,快来看,重要消息!”

人们一窝蜂似的拥到了他周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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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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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语言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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