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明:辩证法的本体论基础:黑格尔与马克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58 次 更新时间:2019-09-05 07:1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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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明  
无非是要表明:马克思辩证法被当作形式方法来理解的意识形态氛围和知识定向是怎样的,以便由此来识别辩证法的真义如何从形式主义支配的处境中获得突围的关键之处。事实上,这样的处境是长期存在的,黑格尔就已很广泛地批评那种将“科学的有机组织”降低为图表的形式主义幻觉了,而海德格尔甚至在1969年还谈到当今人们把“理论”理解为一种纲领化(Programmierung),即对一个形式规划的展示、预先确定和告知——然而这种形式主义仿佛是把一场音乐会的节目安排看作是音乐的理论了。(参见《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就像黑格尔、马克思、海德格尔等大哲力图真正超越这种积弊已久的知识上的空疏散宕和学术上的贫乏无力一样,为了使思想重获生机并强有力地推动学术整体的积极进展,我们今天实际上仍然面临着同样的哲学任务。

   把马克思的辩证法当作单纯的形式方法来理解,一方面使其本体论基础的澄清变得完全没有必要并因而被长久地延宕下来——因为作为形式方法,马克思和黑格尔不会有任何真正的差别,就像这种方法可以形式地脱离特定的本体论基础一样,它也可以被形式地置放于任何一种本体论基础之上;另一方面,作为形式方法,它的规律、范畴、建制等等,立即就灾难性地返回知性形而上学的本质之中,并且立即在其不可遏制的外部反思的运用中暴露自身的主观主义;因为在这里既没有实在主体的自我活动,也没有实体性内容在活动中的生成,有的只是:抽象的形式或原则被先验地强加到任何内容(作为单纯的质料)之上。由此见到的结果是:形式方法——它和知性反思的形式主义具有相同的本质——是辩证法的真正死敌,是使辩证法趋于崩溃并分解为反辩证法因素的致命渊薮。由此而来的问题是:在黑格尔辩证法的本体论基础即绝对者-上帝(实体-主体)已经作为思辨神学的神秘化幻觉而被清除的地方,辩证法拒绝成为形式方法的可能性是否存在?那种使辩证法得以实质性持存的本体论基础是怎样的?在这样的本体论基础上,自我活动着并使实体性内容得以自行展开的实在主体是什么?

   很显然,正是通过这些问题,马克思辩证法的本体论基础开始变得高度可探究并且是值得探究的了。为了在这篇短论中尽快达到问题所在的那些问题的核心,我们只能先行将思想史上的那些必要的和决定性的步骤简要地列述如下:(1)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实质地超出费尔巴哈的批判——是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开始的。在那里,马克思已不再满意于费尔巴哈把辩证法即否定之否定“仅仅看作哲学同自身的矛盾”,而是将之把握为这样一个重要的哲学事件:黑格尔“为历史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15、316页)这种历史固然还不是“作为一个当作前提的人的现实的历史”,但却是被思辨的神秘化所掩盖起来的现实的历史。现实的历史不是神圣的历史及其下降到时间性中的显现(黑格尔《历史哲学》的“神正论”),而是现实的人的历史。这一判断乃与几乎同时的《神圣家族》的说法相一致:那思辨地综合了斯宾诺莎“实体”和费希特“自我”的绝对精神,即自我活动的实体-主体,不过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现实的人或现实的人类”。(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77页)一句话,思辨辩证法的秘密乃是历史,因而其真理乃是现实的人的历史。(2)既然黑格尔的辩证法意味着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现实的人的历史,那么,只有在“现实的人”的形而上学伪装同时被剥除的地方,“现实的历史”才可能真正显示出来,从而思辨辩证法的真理——现实的人及其现实的历史——才可能被揭示着前来同我们照面。在这里,思辨辩证法的核心要义即否定性被批判地把握为“劳动”,就像绝对者的自我活动在同样的平面上被批判地把握为“对象性的活动”一样。(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24页)“因此,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同上,第319-320页)大约100年之后,力图深思“否定性”并与黑格尔形成争辩的海德格尔说出了几乎相同的东西:“劳动的新时代的形而上学的本质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也预先被思为无条件的制造之自己安排自己的过程,这就是通过作为主观性来体会的人来把现实的东西对象化的过程。”(《海德格尔选集》上卷,第383-384页)(3)由此必然要引导到一个对于意识(“自我”“我思”等等)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本体论批判——除非这个批判达到其最终目的,否则上述那些“翻转”的意图就还是尚未实现的。如果说《巴黎手稿》的“对象性活动”概念已经开展出这一工作,并在随后的行程中使之为决定性的论点作好了准备,那么,在“对象性活动”被表述为“实践”并使之构成现实历史的活动原理——既不是自我意识的“纯粹活动”,也不是绝对主体的“自我活动”——时,对“意识”的本体论批判便在以下两个简要的命题中得到最关本质的表述:“意识[das Bewusstsein]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das bewusste Sein],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2页)另一个命题是:“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页)没有什么比这两个命题更清晰地表明:它们是本体论命题,是对“意识”这个现代形而上学之出发点的本体论批判。这两个命题的要义无非是说:意识的本质性乃在于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而这一生活过程,既是人的社会存在的展开与确证,又是它作为社会存在来规定意识之本质的过程。①如果说伽达默尔正确地把海德格尔早期的主要工作理解为对“意识”所预设的“存在”进行本体论的批判[“他以下面的断言为他对意识所作的本体论批判找到了口号,即此在是‘在世的在’。”(伽达默尔,1994年,第118页)],并且海德格尔也确实再度通过拆写“意识”一词(Bewusst-sein)来突出此间的“存在”问题即本体论问题,那么这不过表明:对现代形而上学的本体论批判在当时仍未结束,而沿着现象学-解释学一途进展的哲学,不能不面临着同样的本体论批判的任务。

   虽说上述的要点远非详备(甚至有重要的脱漏),但或能籍此来大略勾勒马克思辩证法的本体论基础及其理论后果了。(1)既然思辨辩证法之被解除了神秘外衣的真相无非是现实的历史,既然马克思关于现实的历史的理论也就是所谓“唯物史观”(或“唯物主义历史观”),那么,对于马克思来说,就根本不可能在唯物史观之外还有什么辩证法:马克思的辩证法也就是(!)唯物史观。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恩格斯把黑格尔宏伟的历史原则既称为“辩证法”,又叫做“历史观”;并且说,“这个划时代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的理论前提,单单由于这种历史观,也就为逻辑方法提供了一个出发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2页)而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本体论批判则把辩证法的真理置入到它与唯物史观的同一性中去了:唯物史观如果不同时就是辩证法,其基本观点或原理就立即堕落为抽象的教条或公式——对此是足以仅仅进行外部反思的运用;而辩证法如果不同时就是唯物史观,那么凡脱离或超出“现实的历史”的那些东西,或者将再度被神秘化为“超历史的”思辨,或者便直接退化为单纯形式方法的抽象躯壳。(2)既然现实的历史乃是现实的人的历史,既然人的现实性是通过社会存在来获得其本质规定的,那么,马克思的辩证法——作为唯物史观——也就是整个地立足于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基础之上,并且同时正就是这种社会生活之实体性内容的揭示和展开。这里的要点根本不是什么“单个的人”(原子式个人)来构成社会,而是相反,社会关系构成人的现实本质;并且只是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上,亦即在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的时代,才会将某种孤立个人的观点产生出来。“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同上,第2页)(3)既然意识的本质性不是来自绝对者的自我活动,而是来自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既然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按黑格尔的尺度乃是一个有限的、时间性的领域,那么马克思的辩证法——作为唯物史观——在其本体论的立场上就必然拒绝成为思辨的逻辑学,按海德格尔的说法,是“神-逻辑学”或“存在-神-逻辑学”(参见《海德格尔选集》下卷,第828-829、833页),而是不可避免地指向并要求一种“历史科学”。我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看到了这一提法,而这里“科学”一词的含义显然与黑格尔的用法(即上升为“绝对知识”)非常不同,并且正是为了和这种思辨的用法决定性地区别开来,马克思把这种历史科学特别地称之为“真正的实证科学”。(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3页;第66页注②)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辩证法就其实质——在其本体论基础上——而言应该这样来标识:它是“辩证法-唯物史观-历史科学”,其中任何一环的脱落都只能意味着辩证法的实际解体;而对于黑格尔来说,就像他在著述中时常把感性现实打发到注释中去一样,《法哲学》或《历史哲学》等等乃是“应用的逻辑学”。海德格尔就此写道:虽然黑格尔正确地把存在者和直接表象等阐明为抽象的或片面的,“但他的全面的、被提供出来的、真实的东西,却(显然)仍然只是对抽象之物——最抽象的东西——的无条件辩护,因为存在之真理压根是没有被追问或不可追问的东西。”(海德格尔,2018年a,第49页)关于这一点,无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是卢卡奇和伽达默尔,都有过颇为类似的评论。

   对于马克思辩证法的本体论考察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马克思的辩证法只可能是:辩证法-唯物史观-历史科学;换句话说,唯物史观-历史科学是这种辩证法的生命线、“绝对命令”或基本的生存方式。马克思的辩证法历来是并且唯一地是在这种方式中活动和展开的,事情难道不是这样的吗?如果说我们在《资本论》或者《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等中见到了活生生的辩证法的话,那么这恰恰是因为它们是“辩证法-唯物史观-历史科学”的天才之作。在摒弃了思辨辩证法的本体论基础之后,唯有这种辩证法-唯物史观-历史科学才可能在本体论上保有真正的活动者主体及其实体性内容,从而避免使之重新堕入到形式方法及其外部反思之中。这样的“活动者主体”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被非常明确地指证出来,并且是作为“科学上正确的方法”、作为“任何历史科学、社会科学”之“理论方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8-19页)的本体论前提被指证出来的,尽管这一根本之点几乎完全被误解或者被遗忘了。

   这种使得辩证法能够保持自身的活动者主体,被马克思称之为“实在主体”,或干脆就叫“主体”。只要稍稍熟悉德国古典哲学的用语,我们就知道,实在主体或主体正就意味着“自我活动者”,意味着“行动规定者”。但是在马克思那里,这样的实在主体还是黑格尔当作绝对者的“实体-主体”吗?不,恰好相反,黑格尔的神秘化是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而马克思的实在主体乃是特定的、具有实体性内容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我们一般会称之为科学的“对象”,然而这样的对象乃是自我活动的“实在主体”;也就是说,它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也不可能被束缚于任何形式主义的外部反思中——这是“实在主体”一词在马克思那里的题中应有之义。“实在主体仍然是在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只要这个头脑还仅仅是思辨地、理论地活动着。因此,就是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同上,第19页)这话再清楚不过地表明:被我们当作科学研究之对象的社会,辩证法将使之在我们眼前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呈现(“浮现在表象面前”),即作为实在主体的自我活动来呈现。

在马克思那里,既然黑格尔辩证法的真理被把握在现实的人的历史中,既然人的现实性又被特别地把握在社会存在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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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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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1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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